春秋公羊傳

         

春秋公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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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又名《春秋公羊傳》，是儒家經典之一。上起魯隱公元年，止於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其作者為卜商的弟子，戰國時齊國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一起將《春秋公羊傳》着於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目錄

作品簡介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着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公羊傳》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

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將《春秋公羊傳》着於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公羊傳》的作者舊題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他受學於孔子弟子子夏，後來成為傳《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公羊傳》是春秋三傳之一即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漢書·藝文志》，《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將春秋三傳的淵源說得很詳細。晉范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尚書》和《春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這是中國古代有記載的（甲骨文）最早的兩部書。

《春秋》是記事的，後多散佚，僅留下經孔子整理的魯國的《春秋》，漢代有重新編撰整理的「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谷(榖)梁傳》、《左傳》。《春秋》和《左傳》是編年體史書。

春秋經文，言簡義深，如無注釋，則無法了解。注釋春秋的書，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稱為春秋三傳。另有鄒氏、夾氏二家，早在漢朝即已失傳。所以自漢至今，學者只藉三傳研讀春秋。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最初只是口耳相傳，至公羊高的玄孫公羊壽（漢景帝時人）方與齊人胡毋生（《漢書》作胡母生，複姓胡毋，名子都，生是「先生」的意思）合作，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於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說法不一。

《公羊傳》的體裁特點，是經傳合併，傳文逐句傳述《春秋》經文的大義，與《左傳》以記載史實為主不同。《公羊傳》是今文經學的重要經籍，歷代今文經學家時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同時它還是研究先秦至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後世注釋《公羊傳》的書籍主要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理論特色

《春秋公羊傳》作為今文學派的中堅，有獨特的理論色彩。主要有三項：

1、政治性。講「改制」，宣揚「大一統」，撥亂反正，為後王立法。

2、變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說」歷史哲學理論體系。《公羊傳》講「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是其雛形。董仲舒加以發揮，劃分春秋十二公為「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表明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不是鐵板一塊，或凝固不變，而是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階段。

、《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所傳聞世」是「據亂世」，「內其國外其夏」；「所聞世」是「昇平世」，「內諸夏外夷狄」；「所見世」是「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

按照今文公羊家的闡發，《春秋》之「義」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張三世」。即孔子將春秋242年的歷史，劃分成了「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今文家的這種認識有兩點值得注意：

1、他們所「描述」的歷史運動，並不符合史實但卻符合「理想」。從春秋「本然」的歷史來看，「三世說」的誣妄顯而易見。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即指出：「此三世之說殊難稽信也。事實上春秋時愈降則愈不太平，政亂民苦無可告訴，可謂太平乎？」

至少從漢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經對於人類歷史運動的規律性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討。根據公羊家的論述，人類歷史的演進，從「據亂世」進入相對平和穩定的「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條「理想」的社會發展軌轍。在這套理論中，蘊涵着「歷史的運動是有規律的」這樣一種可貴的思想胚芽。

2、「三世說」在本質的規定性上是循環論的。但在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環範圍內，又存在着一個不斷「向前」發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個「進化」的序列。何休注《公羊傳》，更糅合了《禮記·禮運》關於大同、小康的描繪，發展成為具有一定系統性的「三世說」歷史哲學，論證歷史是進化的，變易和變革是歷史的普遍法則。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時的進一步發揮：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元年》)

照何休的解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經過了所傳聞的衰亂世、所聞的昇平世和所見的太平世這樣三個階段。而所以會是三個階段者，蓋由於「禮」是尚三的等等。這是何休的歷史進化論，公羊傳本身並沒有這麼多意思。自東漢以後，封建社會結構趨於穩定，主張「尊古」的古文經學更適於作為政治指導思想，取代了主張「改制」、「變易」的今文學說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學說從此消沉一千餘年，迄清中葉方被重新提起。

史學價值

《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穀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於世。魏晉以後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後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並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秘密在於《公羊傳》中蘊含着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於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着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 第一，《公羊傳》認為孔子在《春秋經》中貫穿了「大一統」、「撥亂反正」等政治「大義」。大力彰揚孔子擁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場，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則，為戰國晚期正在進行的「統一」作輿論的準備。甚至直接成為孔子專為漢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國綱領！

第二，《公羊傳》又包含有歷史變易觀點，人們可以據之推演，劃分歷史的發展階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說。更重要的是，其對於三世異辭說的解釋包含一個很寶貴的觀點：不把春秋242年視為鐵板一塊、凝固不變，而看作可按一定標準劃分為不同的發展階段。

第三，《公羊傳》專講「微言大義」。上述兩項都是極重要的「微言大義」，其他明顯的還有：隱公三年講譏世卿；莊公四年講「九世復仇」；閔公元年講「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諸如此類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總括來說，《公羊傳》的歷史哲學具有政治性、變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點，在儒家經典中並不多見。 《公羊傳》的主要精神是宣揚儒家思想中撥亂反正、大義滅親，對亂臣賊子要無情鎮壓的一面，為強化中央專制集權和「大一統」服務。《公羊傳》尤為今文經學派所推崇，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歷代今文經學家都常用它作為議論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思想的重要資料。

三傳今古文之爭

三傳今古文之爭，自漢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結論。四庫簡目綜評，左氏褒貶或有不確之處，但所述事實，都是根據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跡的始末，何能臆斷是非？所以，研讀春秋，必以左傳為根柢。

《公羊傳》自子夏到公羊壽，經過六傳，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經師附益，難免不失聖人之意，然而大義相傳，究竟有其所受之本。穀梁子與公羊同師，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義，或為公羊所不及。此論可謂公允。

左氏所記的事實，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莊公八年，齊侯在野外看見一頭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變，齊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鄭子產講述禹王之父鯀死後化為黃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禍福之期等。這在講究現實人生的學者看來，確是奇異。所以范寧在他的穀梁傳序文里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則其供給學者的見聞愈廣，學者可以深悉前因後果，眼界為之大開，探索經義自然便利。故以左傳為主，兼采公谷二家，實為研讀春秋的正途。

作者之謎

傳說《公羊傳》是戰國時代公羊高編撰的，先是師徒口耳相傳，直到西漢景帝時才寫定成書，和《左傳》《穀梁傳》一樣，《公羊傳》開始是與《春秋》分開流傳的。大概在西漢後期哀帝時，著名學者劉歆「引傳文以解經」，才把孔子編定的魯國史書《春秋》尊為「經」，把《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稱為解釋經書的「傳」，後人以傳附經，合為一編，從此便把這三本書合稱為「春秋三傳」。

《漢書·藝文志》的「春秋」類有：「《公羊傳》十一卷」。班固註：「公羊子，齊人。」唐代顏師古註：「名高」。「公羊」的含義是什麼呢？有人認為是複姓，有人懷疑「公羊」、「穀梁」都是，「卜商」（即子夏）的轉音，近人蔡元培、顧頡剛等認為「公」和「谷」雙聲，「羊」和「梁」疊韻，因而「公羊」即是「穀梁」，這兩部書的作者可能是同一個人，這種分析不一定可信。

清代洪頤煊《經義叢鈔》認為，「明」字的古音讀「芒」，「芒」和「羊」同韻，所以「《春秋》家公羊高，亦即《孟子》所謂公明高也」。此說也缺乏說服力。關於公羊子，正史上沒有發現其他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