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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汉奇，又名京实，(1907-1986年)，辽宁省昌图县人，是著名作家端木蕻良的兄长，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50年，应大同大学聘任政治课教授，任政治教学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他讲《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深受学生欢迎。“文革”期间，仍因“右派”问题被批斗，身心俱受摧残，病卧床上又达十年之久，但他仍编写了《先秦史》讲义，并构思为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古代哲学史体系”记下了十多本笔记，但时间和健康都给“极左”路线夺走了。 1986年10月4日他带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基本信息
中文名：曹汉奇
别 名：又名京实
出生日期：1907年
逝世日期：1986年
出生地：辽宁省昌图县
性 别：男
国 籍：中国
人物介绍
1921—1935
1921-193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求学。在校时任中学班长、大学学生会主席。擅长演说，爱好运动，曾任南开校队篮球队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岑的得意弟子。大学毕业后，在南开任高中世界史教员，训育主任，他积极支持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5年，患脊椎结核，手术失败，卧床十年才愈。在病榻上，继续博览中外历史和文学史，于《中德学志》上发表过：《政治人格为教育目的》、《老年哥德的思想》，《汤若望与中国天历》，《哲学王大菲得烈》、《德国莎士比亚学会书评及介绍》、《莎士比亚戏剧中表现的国家》、《德国小说之艺术》，还用英文发表了《中国古代的爱情》等文章，并翻译了《俾斯麦》、《石太因》两书。
1945—1947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到浙江吴兴县报馆任副总编辑兼副社长，写了十多篇社论，如：《论战犯冈村宁茨》，《垃圾一定要扫除》、《论混水摸鱼》等抨击时弊的文章。因与社长兼总编辑思想不合，辞职后于1946年2月到上海，经老师蒋廷黻介绍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同时在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评论》上发表了《新理学》文章。旋与阎宝航结识，参加阎领导的“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又以“东北同乡会”常务理事的名义与地下党员积极配合，为团结上海广大民主人士，宣传党的统一战线而工作。他利用在善后救济总署的身份，掩护过地下党员，保管运往解放区的药品；以“东北同乡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否决了东北人于斌、王德溥等要在上海举行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
1947年，任东北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代理署长职务。利用联合国章程“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以职务身份，对发往解放区的物资，一反前任的刁难、拖拉行为，并各方奔走，营救被沈阳陈诚部队逮捕的进步人士袁东衣。
1948年
1948年1月，东北分署结束，曹汉奇回上海述职，总署署长霍宝树要他到美国去，他未同意，同时国民党行政院委任他为“设计委员”，他把聘书退回，继续与中共地下党员合作为统一战线而工作。三月，胞弟端木蕻良到上海，与杜国庠取得联系，按杜老指示，筹办《求是》杂志，曹汉奇出资协助，并与张慕辛，沈子复办《银色批判》，完全由曹汉奇出资。是年秋天，上海白色恐怖猖獗，进步作家纷纷去港，端木也撤离上海，曹汉奇接过《求是》继续办下去，并给《求是》加了一个题头：“革新”号，在封面写下了如下的话：“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与客观的实践能够引导我们到真正民主自由之路”。1949年2月，石啸冲同志交给他林彪和平解放北平的约法八章一文，曹汉奇以"北平通讯"形式原文在《求是》杂志上发表，这是白区第一份登出解放军进北平城的情况。上海特务们惊慌失措，到处搜查该杂志，被迫停刊。五月，上海解放。
1950—1952
他参加土改工作，是七个队的队长之一，土改结束，在上海高等院校会上作土改总结报告，受到好评。
1952年，他为了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动要求到苏州"政治研究院"学习，他被选为全院学习委员会主席，学习部部长。上海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大同大学撤销。学习结束，他被组织上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中国史教授，后兼文物资料室主任。在教学过程中，他编写了《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先秦史》、《明清史》，为外系编《中国通史》；完成了专著《郑成功》、《明清史》。给研究生班作专题报告。1955年，参加北京召开的“全国大专院中国通史教学大纲讨论会”，受大会委托，编纂大专院校共同课的《中国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大纲》。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7—1986
1957年，党开始整风，曹汉奇此时正教着本系和政治系的课，整理两部专著，师大出版社《历史教学问题》编辑正催着他一篇科研文章，他整天忙得足不出户。政治系学生要罢课，他坚决反对，说：“如果你们罢课，我还是到讲堂上课。”结果没有罢课。一天领导到家来，要他参加小礼堂的会议，他在会上说：“学生有过激行为和言论，不要怕，乌云散了，就是晴天。英美是假民主，我们党实行的是真民主，难道我们不及帝国主义的假民主吗? ”(大意如此)。万万没有想到这成了他的罪名，说他污蔑共产党象“乌云”，说他攻击共产党不及英美“民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78年“右派”改正，恢复了原职原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来人告诉他，原来这“右派”帽子是给一位姓史的戴的，因为走了“后门”，曹汉奇就做了二十二年的替罪羊。
1958年，曹汉奇曾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原师院)历史系任教。他还多次到外县给中学教师作巡回面授。1963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对科研抱了极大的希望，然而只发表了一篇《作爰田》的论文，因为还是“右派”，祗不过加了“摘帽”二字而已。
曹汉奇的史学观
在对元朝建立后的历史研究方面，一九四九——一九八○年间发表的论著与解放前相比，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过去被忽视的社会经济史、阶级斗争史和各民族发展史，为新的元史工作者所重视，这方面的领域被大大拓宽，因而发表了许多有质量、有见地的文章。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这一时代的生产和交换情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十分重视生产力、经济基础的研究。解放以来，新的一代元史学者有许多人致力于元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这些成果，首先表现在对元代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包括农业、植棉业、水利建设、陶瓷、印刷、矿冶、丝绸纺织等手工业，国内外商业贸易，海运、漕运、驿站等交通运输业，可以说，基本上涉及到生产和交换的大部分领域，填补了过去留下的许多空白。李剑农于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宋元明经济史稿》是解放后出版的一本系统叙述元代经济史的著作，对于元代农业、手工业、货币、商业、土地制度、赋役等都有所论述。但这本书是作者解放前在大学讲授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旧稿，虽然出版时作了补充、修正，观点和史实不免有所陈旧。例如，作者把元代经济的总趋势归之于“逆转”，似乎失之偏颇。在这之后，元代经济史的研究逐渐活跃起来，其中章巽对元代海运航道的研究，赖家度对元代河漕和航运的研究，施一揆、陈得芝、叶新民对元代驿传的研究，都是有成绩的。徐一夔的《织工对》是解放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常常提到的重要史料，有些同志还认为它是“比较可靠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记载”。但对于它的时代和行业则颇有分歧：有的认为它叙述的是元末 丝织业，有的认为是明初丝织业，有的认为是明初棉织业。郑天挺根据光绪十九年的《始丰稿跋》和徐一夔在元末的活动，以及《织工对》中有“日佣为钱二百缗”之句等考定它所记的为元末杭州之事，又从“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考定为 丝织业。郑老严密的考证是无懈可击的。《织工对》既然反映了元末杭州丝织业中雇佣劳动的情况，这对进一步研究元代民间手工业以及雇佣劳动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第二，对元代各项经济制度，包括户等、赋役、盐法、钞法、土地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解放以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陈高华从六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一九六二年他在《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对元代盐业生产、运销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对元代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归纳和研究。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元代户等制略论》解决了不少经济史研究者以为元代不存在户等制或错将诸色户（军户、站户、灶户等）和各类户（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等）当作户等的讹误，用大量史实证明元代确实存在按资产划分的户等制，并进一步说明了户等制与各项赋役之间的关系。同年，他发表的《元代税粮制度初探》对元代税粮制度作了认真的考辨和补充。元代税粮制度很复杂，不仅南北异制，而且官民田也有所不同，由于文献记载有不少错误，因而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例如，《元史·食货志》叙述北方税粮的记载是相当混乱的，其原因在于元代北方各种户的丁地税负担各不相同，早已造成混乱，明初修《元史》的编撰者，本来就不很了然，对《经世大典》又任意删削，以致出现了许多矛盾抵牾之处。作者通过引用大量史料作了考辨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先以户定税每户税粮开始为二石，后增为四石；大宗丙申年起，改为以丁定税；每丁粟二石（《食货志》误为三石），驱丁、新户一半。作者对江南二税、官田税粮也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一九八○年以后，陈高华又连续发表了元代役法等论文。
当然，对于元代经济史的研究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对部门经济史的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还很缺少、地区经济史的研究则更加欠缺。这些，都有待于无史工作者作出更进一步的努力。
元代农民起义的研究是解放后元史研究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另一个领域。众所周知，农民起义在旧史臾学里是当作盗贼、叛乱加以咒骂的。解放后，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古代农民的阶级斗争开始受列重视，得到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王崇武在一九五四年先后发表了《论元末农民起义的社会背景》和《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蜕变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解放后较早地用较丰富的史料和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元末农民起义的两篇论文。在这之后，这方而的论文越来越多，研究越来越深入。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杜烈原认为元末“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矛盾”，因此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上是民族斗争”。曹汉奇持类似看法。许多同志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在具体表述时却又有许多差别，如丁国范认为“元末农民起义的性质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战争，而非u2018民族战争u2019。”谢天佑等则认为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而以阶级矛盾为主要矛盾，但民族矛盾又是元末农民战争的特点。又如朱元璋政权性质的转化问题，是六十年代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而且意见分歧相当大。一种意见认为： 朱元璋政权前期是农民政权；另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政权一开始就是地主政权。持第一种意见的，对何时转化为封建政权，也有一三六一、一三六三、一三六六、一三六七等说。至于 朱元璋为什么转化，有的认为这是他个人品质决定的，与农民阶级本身无关；有的则认为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或者说是历史的必然结局，并不是朱元璋个人意愿可以决定的。
第二，弄清了元末农民起义的许多重要史实，发掘了许多重要史料。元末农民起义的口号，解放后，特别是所谓“评法批儒”时，一些论著中常把陶宗仪《辍耕录》所载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扶箕诗”当作“口号”。对此，杨讷先在《有关元末农民起义的几项史实》、后来又在《<辍耕录>中的“扶箕诗”不是农民军的口号》中认为这首诗是来历不明、语意含混的迷信诗，根本不是口号。叶显恩表示异议，认为这是起义农民“利用宗教迷信诗来充当息己的战斗口号”。接着杨讷又作了答辩。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可以解决的。即使撇开这首诗的内容不谈，元末兵起时记下这首诗的陶宗仪曾作了如下说明：“此扶箕语，验之今日，果然”。那就是说，这首诗早在元末兵起之前就流传了，怎么会是元末农民起义军提出的“战斗口号”呢？陈高华根据《嘉靖邵武府志》黄镇成撰碑，认为“摧富益贫”才是反映农民平等、平均思想的战斗口号。陈高华所揭示的这条史料，对研究元末农民起义有很大意义。此外，象邱树森对韩山童、刘福通首义地点是颖州颖上县的考证，陈高华根据李祁《云阳集·刘纶刘琚传》提供的江西奴变史料等等，也都是有价值的。
第三，对元末农民起义军本身的研究逐步深入、系统。如战略战术（三路北伐、进军高丽等）、政权机构和管军机构等。邱树森根据巳发现的红巾军铜印，结合史书上的片断记载，基本上理出了红巾军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的名称和相应的官职，补充了某些史料记载之不足，是可供参考的。
关于元代前期、中期的农民起义，解放前几乎是空白。七十年代以来，陈高华、陈世松分别发表了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的研究论文，填补了这一空白。
对元代少数民族的综合研究是解放以来前三十年中取得成绩的又一个领域。元朝幅员辽阔，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因此，元史研究与民族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国学者对蒙古、西藏、东北、西北、西南各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于蒙古地区。除了本文前面所叙述的蒙古族起义、蒙古政权等研究外，对蒙古地区的一些部族、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展开。韩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恩及其邻近诸部》对吉利吉思的方位、元代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吉利吉思诸部的地位、元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和开发以及吉利吉恩东迁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周清澍从一九七九年以来连续发表了关于汪古部的系列文章，对汪古部的族源、分布地区、政治状况、社会经济和文化信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汪古部的历史状况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还广泛涉及到蒙古的投下分封制度、蒙元时代的社会关系、聂思脱里教在北方民族中的传播等许多带着普遍性的重大课题。这一点既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同时也使得这一研究更具意义。汪古部的族属问题相当复杂。作者据汪古“远祖卜国，世为部长”的记载，认为卜国即回鹘始祖Bugu可汗（即牟羽可汗），进而确认汪古部统治家族源于回鹘，其向称出于“沙陀雁门之后”则为伪托。但关于这个结论目前似乎还有不少存疑之处。例如汪古部遗留下来的聂恩脱里教的文物多使用叙利亚文字，与匕河流域突厥语族诸部的聂思脱里教遗物相似，与回鹘或畏兀儿地区使用回鹘文宇的聂里脱里教文物却不相类。似乎对汪古回鹘说不太有利。周清澍还发表了《元朝对唐努乌梁海及其周阳围地区的统治》一文。我们觉得，这种对一个地区、一个部族的综合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不仅有助于认识这一部族的整个状况，而且对整个元朝历史的研究深化了。舒振邦从元代的大统一、农业和畜牧业、文化科学等方面阐述了蒙古族在元代作出的贡献（《略谈蒙古民族对元代历史的重大贡献》），进一步阐述了我们伟大祖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对促进各民族的团结是有作用的。
关于吐蕃地区。韩儒林发表的《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是一篇学术性、现实性很强的论文。该文从一二四二年阔丹（即阔端）的使者到达西藏谈起，对元朝中央政府所设的宣政院与西藏地方的各级官吏（宣慰使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使等）、帝师制度、地方行政机构等，作了详细说明。作者用藏文古文与汉文旧记加以对校、勘同，因此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如果说韩文对阔端和萨迦班达智的研究还不够充分，那末周清澍的《库腾汗——蒙藏关系最早的沟通者》一文正好作了很充分的补充。
我国学者对云、贵、川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是很有成绩的。杜玉亭的《元代罗罗斯史料辑考》和杜玉亭、陈吕范的《云南蒙古族简史》均于一九七九年出版。这是他们长期研究的成果。杜玉亭、陈吕范曾在一九七八年发表了《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一文，他们用确凿的历史证据告诉人们：所谓“忽必烈平大理国迫使泰族大量南迁论”完全是凭空捏造。元代的傣族地区是云南行省的一部分，泰族是泰国的土著居民，泰国班清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这里曾是五千年前泰族的故乡。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泰国方面的极大关注，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曾摘译为泰文发表于曼谷《沙炎叻报》，并说“值得引起泰国史学界的重视”。泰国许多历史学家曾发表文章，围绕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不少文章。赛典赤·赡思丁是元朝云南行省第一任长官，在滇六年，颇有政绩，方国瑜在《关于“赛典赤抚滇功绩”》一文中对这位回回族政治家作了公正的评价。在研究元朝中央政府怎样治理云贵川地区方面，杜玉亭发表了《元代云南的土官制度》，认为云南的土官制度虽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性质，但它在密切云南与中原之间的联系、封建统一国家对民族地区政治统治的形成、促进祖国历史统一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方面起了进步作用；在《元代罗罗斯土官的建置和评价问题》一文中，杜玉亭认为罗罗斯宣慰使司是流官，并认为元代中期始置此官，杜文还认为罗罗斯土官制度是“开明政策”，有利于社会进步。但胡庆钧、何耀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断定元初在罗罗斯曾设立过土官宣慰使。
关于西北地区。最突出的成绩就是从无到有地开展起对元代畏兀儿文文书的研究工作。吐鲁番畏兀儿文世俗文书是记载这一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西方殖民主义学者从我国把这种文书大量劫往国外，畏兀儿文文书的研究遂成为西方学者的独占领域。建国以来，在冯家异的倡导下，我同对畏兀儿文文书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冯家异的《回鹘之契约》，就是我国学者较早的成果之一。
元代历史地理的研究是解放后新开展的一个领域。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近代史所、中央民族学院、云南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协作完成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分册巳在七十年代完成并和全部图集一起内部发行。这是建国以来史学界的一项重大工程。元代由于它地域辽阔，因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占有重要地位，但定点的难度极大，整个工作显得更加艰巨。陈得芝在完成《中国历史地图集》元代蒙古地区地理考释后，一九七七年以来连续发表了《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称海城考》和《元察罕脑儿行宫今地考》等论文，都是很有见地的。洪用斌也发表了《元代德宁路考》。这些地理考证对元代政治、军事、经济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在西北史地考证方面，以耿世民、张广达的]]《唆里迷考》最为突出。在《 突厥语大辞典》中著录了一座回鹘城，名唆里迷，《元史·哈刺亦哈赤北鲁传》以及粟特文、 吐蕃文史料中也曾提到过，各国学者为确定其方法，近数十年来作过不少研究，一直未能解决。耿世民、张广达于一九五九年在哈密发现的回鹘文《弥勒会见经》序文中检出了“三唆里国先前的大师……，阿犁耶旃陀罗”之句，并根据外国学者关于阿犁耶旃陀罗的出生地为焉耆的考订，确定唆里迷即焉耆。郭毅生的《元代辽阳行省驿道考略——兼考明代“海西东方陆线城站”》，根据《 永乐大典》中保存的《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进行仔细考订后，勾划了元辽阳行省驿站交通线的基本面貌，确定了各站的方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