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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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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做人的成功。他治学有方，做人有法，于仕宦之途游刃有余。他的读书做人之道，在今天仍有诸多可借鉴之处。《曾国藩读书与做人》力求从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修身智慧、处世技巧、为官之道等方面入手，深度诠释其非凡的智慧。

基本内容

定价：36.00元

出版时间：2012-12

开本：16

页数：348

语种：简体中文

书名：曾国藩读书与做人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曾国藩

译者：张宏杰、吴久民

ISBN：9787512504608

品牌：国文传媒

丛书：读书与做人

内容介绍

曾国藩，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其事业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做人的成功。他治学有方，做人有法，于仕宦之途游刃有余。他的读书做人之道，在今天仍有诸多可借鉴之处。《曾国藩读书与做人》力求从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修身智慧、处世技巧、为官之道等方面入手，深度诠释其非凡的智慧。

作者介绍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中兴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谥文正。他在修身、治学、齐家、交友、治军、用人等各方面成就极大，被誉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张宏杰，作家，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很累》等。有多部作品在海外出版。

吴久民，文学评论家。辽宁省文艺理论评论家协会理事。

作品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读书一、守住一口井，直到挖出水来二、考试在即，未看完的书也不能丢下三、读书不求强记，却须弄个明白四、善于读书的人，必须把书看做水五、绝大部分学问就在家庭日常生活之中六、要做出如火如荼的文章七、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八、善于用墨，能让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九、五箴并序十、求阙斋记十一、书学案小识后十二、祭韩公祠文十三、圣哲画像记十四、王船山遗书序第二部分做人一、不敢以阿谀奉承取悦圣意二、与其将来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三、崇纶稍有天良，亦当以一死图报四、封诰敬领新颁顶戴仍从旧秩五、左宗棠之才实可独当一面六、矫正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七、君子直道而行八、不占他人便宜，不望他人回报九、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十、盈满之时，不待天平，当预先自平十一、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十二、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十三、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十四、乱世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十五、与官相处，不亲不疏之间十六、用绅士不比用官，千万不要揭露绅士的短处十七、愿子孙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十八、决不肯积留银钱给后人十九、再困窘，也不可索穷友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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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读书与做人》编辑推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著名学者、畅销书作家，以第一手材料，全面揭秘曾国藩读书、做人的大智慧！曾国藩逝世140周年纪念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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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启超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曾国藩是地主阶级中最厉害的人物。——毛泽东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中兴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谥文正。他在修身、治学、齐家、交友、治军、用人等各方面成就极大，被誉为“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也是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张宏杰，作家，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饥饿的盛世》《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很累》等。有多部作品在海外出版。

吴久民，文学评论家。辽宁省文艺理论评论家协会理事。

序言

英国人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人随后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贾宝玉。”这种句式也可以套用到曾国藩的身上：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曾国藩。

当然，对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和中国的贾宝玉而言，更多的取决于阅读主体的干差万别。而对于曾国藩而言，恐怕与某种无可逃避的有色眼镜有关。时至今日，眼镜的有色逐渐淡去了许多，这也许可称之为时代的进步。因为人们有了抖落枷锁的轻松，自由阅读也就成为了可能。不过，即便是自由阅读，差异也依然会存在，这除了阅读主体的不同以外，所采用的视角也会是一个原因。譬如本书，便是视角上的有意选择，即从读书与做人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位历史上的人物。

从做人这个角度来看。曾国藩无疑是一棵巨树，枝繁叶茂，荫及后人。不过。我们很少有人注意到树的根部。其实只要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根系那样发达，主脉粗宏，枝须繁密。而构成这根部的主体，就是读书。读书构成他做人的根底，这根底异常坚实，甚至无与伦比。

走近曾国藩的读书世界，你第一个感觉也许会是隔膜，它离我们今天的读书视野是那样的遥远，范围也显得那样偏狭。幸好还有迹可寻，就像河面上露出来的一块块石头，可以踏着一步步前进。譬如早已灌满我们耳朵的孔子、孟子甚至还包括朱熹这样一些高大的名头，另有他特别喜欢的《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的文章，接下来更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由此，我们便被引入一个庞大壮阔又堂皇富丽的殿堂。

也许，随着国学于近年来的次第升温， “内圣外王”这样的字眼于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在两千年的帝制体制之内，对于士大夫而言没有比内圣外王更具吸引力的理想了。具体到曾国藩，也许他是历史上把内圣外王理想实现得最好的人，至少是之一。那么曾国藩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持久动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毫无疑问，来于读书。曾国藩生于一个以“男必耕读”为家规的家庭，5岁便延师受教，6岁入家塾从父读书，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汪觉庵教馆，21岁转入湘乡县的涟滨书院。长达十七年的读书生涯，开启了他内圣的自觉追求，他自行改号为涤生。涤是洗涤，洗涤“旧染之污”，他说：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无疑是他实践内圣理想的开始，而且一旦开始，内修圣人之德便成了他终生不废的操守。28岁中进士后，他便改名“同藩”，这无疑构成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内圣理想的基础上，又开启了志为国家藩篱、外建王者之功的不懈追求。

是读书房开了曾国藩内圣外王的追求，而内圣外王的追求也成了他进一步读书的动机与目的。这样的动机与目的，对普通人来说，也许过于高远，但在曾国藩身上，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极为切实的一面。他反复向弟弟们讲：读书只求两件事，一是增进道德；二是提升能力。他说：人生只有进德、修业两件事靠得住。所谓进德，指增进孝、悌、仁、义的品德；所谓修业，指写诗作文写字的本领，只要把握住进德与修业两项。就有了兴家立业的本钱。为此，曾围藩一再教诲弟弟们不要把宝全部押在功名上，譬如对四弟，当他看出四弟并非是求取功名的材料，就力劝四弟淡去科举功名之想转行孝悌，专司家务，认为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力就是一分学问，尽十分力就是十分学问。至于修业一项，曾国藩则乐观地认为：只要学业精通，即便得不到功名，也自有谋生之路。看似遥不可及的内圣外王理想，在曾国藩看来，其实可以平实地扎根于普通百姓的庸常日用之中，适用于每个人。

接下来自然是读书的内容与范围。正是在这一领域容易让今天的读者感到隔膜，需要进行一番化繁为简的清理与诠释。

曾国藩的读书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通过不断的调整，曾国藩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关注，从而构筑出属于他自己的读书殿堂。前文已经说过，曾国藩于28岁那年会试后改名“国藩”，接着又通过了殿试和朝考，被道光皇帝从朝考第一等第三名拔置为第二名，由此进入了前途无量的翰林院，从而也结束了以科举为目的的读书阶段。仕途上的顺利强化了曾国藩进取的雄心，也催生了他按照内圣外王的需求重新调整读书路径的决心，“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曾国藩庄重地将这四句话铭于座右，他信心满满地对弟弟们说：只要立志苦读，欲为孔孟，就必成孔孟。

曾国藩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所谓姚先生，就是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搬并称为“桐城三祖”的姚鼐。应当说，桐城派古文只有到了姚鼐才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他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互为用的观点，开启了曾国藩对文章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由此形成有关读书治学的初始轮廓。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 “考据”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 “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而于清代争讼一时的所谓汉学与宋学，前者即注重于考据，后者则注重于义理。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这样的术语难免会感到陌生，甚至一头雾水。其实它并不神秘，就文章而言，当然是指阐述道理的文章，必须有一个主旨构成文章的灵魂，这就是所谓的义理；而要阐明这一主旨，即这一道理，就必须依靠确凿的证据，于是就有了考据；如何将论点论据组织起来，最后通过什么样的文字表述出来，也就有了辞章。这三种本来相互依存的要素，却由于人们的刻意偏重与强调，这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三种学问门类，相互攻讦，致使原本简单的文章写作被复杂化为声势惊人的学术公案。是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辞章相互为用，让曾国藩明了文章的本义，同时也为他读书治学画出了一张入门草图。

按照姚鼐《绪论》一文的导引，曾国藩阅读了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从中体会文章三种要素的交互为用，并努力理清他们的源流归属。

在此基础上，作为文章灵魂的义理引发了曾国藩的格外关注，由此追索到宋学亦即程朱理学，他买来了《朱子全书》，但是以他当时的功力，一时难窥门径。于是，31岁那年，曾国藩登门拜谒同乡理学大师唐鉴唐镜海，请教读书之要。唐鉴告诉他，《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应立为课程，身体力行，并推荐倭仁倭艮峰，请曾国藩向他学习修身功夫。第二年的初冬，曾国藩拜谒了倭仁，向他请教如何将理学家的求道明理与慎独修身结合起来，由此真正开启他内修圣人之德的艰苦而坚韧的实践。其后，曾国藩冲破专治朱子一经的藩篱，从程颢、程颐到张载、周敦颐，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理清了理学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他还兼治古文，读书治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6岁那年，曾国藩得了一场大病，前往报围寺养病，身体上的原因，使他不得不暂时搁置践行性很强的理学，用阅读他向来轻视的考据学方面的书籍来打发时光，不想巧遇考据名家刘传莹，二人各具短长。相互弥补，曾国藩向刘传莹传授了理学精要，也从刘传莹那里学到了考据学以及由考据学派生出来的小学的知识，这就使他不仅改变了对这一门学问的轻视态度，更令他弥补了有关考订史实、训诂文字、辨别音韵等方面的欠缺，致使曾国藩的读书治学步入全面发展的轨道，为他日后独树一帜、卓成一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师从唐鉴之时，曾国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义理、考据、辞章三门学问之外还有经济之学。此经济学乃经世济用之学，囊括了政治、经济及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与今天的狭义经济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经济之学在唐鉴那里被归入了义理一科。不过唐鉴的一句“经济不外看史”，却开启了曾国藩关注经济之学的读书门径。通过大量阅读，曾国藩毅然将经济之学从义理科中拿出，专列孔门政事之科·不仅变三种学问为四种学问，而且还将四种学问统统纳入礼学，认为礼学是四种学问的综合体，是经纬万汇的经世大法。鉴于古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曾国藩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然不惜耗时费力，从难以数计的古今人物中慎选三十二位圣哲，教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画像，合为一卷，藏于自家学馆，以方便弟弟、子侄及后人们阅读。这就是有名的《圣哲画像记》一文的由来。

不过，大名鼎鼎的王夫之王船山此时并未进入三十二名圣哲之列。这一年是咸丰九年，将近四年之后，即同治元年十月，王船山才进入曾国藩的视野。同太平天国的战争趋向高潮这一急迫的现实，令他将目光锁定于同为湘籍的先贤王船山，王氏的《读通鉴论》与《宋论》对他平灭太平军乃至日后征剿捻军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发与借鉴。而且，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内圣外王的宏大抱负，曾国藩从更高更深的层次读懂了王船山的价值：要平息因私欲而起的争斗，从内在而言没有比讲求仁爱更重要的，从外在而言没有比实行礼制更急迫的了；而王船山所不懈研求的恰是哺育万物的仁心与经邦济世的礼仪。至此，曾围藩的读书治学在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不仅空前开阔，而且由博返约，借对王船山的评价，归结出经纬万汇的礼学的核心命题在于仁心与礼制，从而对读书治学的内涵与功用的领悟最为简要地切中要害。

最后要说到曾国藩读书的方法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