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母的文化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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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惊魂记》《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等经典影片构成了一套怎样的美国文化体系？
◆“杀母”为何成为美国的时代精神？“杀母”是自我独立的必经之路吗？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后，孙隆基再考察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美国人的特性
这是一部深度剖析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心理状态的著作。
在美国，“杀母”成为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反复出现、不断蔓延的经典意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本书以这一看上去非常奇特的意象为中心，对美国的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现象的各个方面，乃至外交、教育、犯罪学等领域进行了剖析；又进一步追寻了这一意象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尼采、弗洛伊德、苏里文、魏宁格等人对美国大众心理的影响，并将之归因于“伟大的美利坚制度”——异性恋罗曼史，即两性的性爱。
在这种剖析与追寻的过程中，20世纪美国大众的心态逐渐展现于读者之前。
◆《惊魂记》《飞越疯人院》《沉默的羔羊》《魔鬼圣婴》……当你观看这些题材迥异的好莱坞经典电影时，是否思考过它们背后其实共享同一套美国文化体系？希区柯克、波兰斯基这些知名导演的作品序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能直戳当代美国人的心理状态？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思想对美国人心理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琼·克劳馥、弗朗西斯·法默等好莱坞传奇女星的人生经历反映了美国社会怎样的性别观念？为什么美国对中国人国民性格的研究反而牵扯出美国人自己的“阉妈恐惧症”？
◆本书从“杀母”这样一个极具新意的视角审视美国的流行文化，从而探讨20世纪美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从美国的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现象，到更为深入的外交、教育、犯罪学等领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全方位呈现美国人的特性。
◆作者孙隆基是华语世界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孙先生用精彩的论述、有趣的例证与全方位的剖析，为读者带来一次对美国人的心理美国文化的梳理。
作者简介
孙隆基，斯坦福大学东亚史博士，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为国人所熟知，另有《历史学家的经线》《未断奶的民族》《新世界史》和The Chinses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著作。
原文摘录
美国的“个人形成”程序既然用暴力去象征，女性在以“杀母”为出发点后，势必走上“杀夫”之途，最后则以“杀父”为水到渠成的终局——这个步骤把男性从杀父开始的成人仪程序刚好颠倒。的确，男性的“国王必死”构思是为了继承父权，新女性的“杀父”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推翻父权社会，是与男性权力较量的棋局上最后的将军一着。 早在50年代，社会学家戴维·赖斯曼（David Reisman，1909—2002）已指出：现代人的性开放其实是制造对性事的焦虑：“科技把女性从繁忙的家务底下解放，女性亦从科技处获得‘浪漫指南’，以百万计的女性也像男性一般，成为性这个边疆上的开拓者。她们即成为识货的消费者，男人怕不能满足女人的焦虑感亦相对地增长……”因此，60年代美国男性“杀母”高峰期之背景仍得回溯至50年代，并且也总得还原到对成长停顿之焦虑。
书评
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极端都会产生畸变。美国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常常给人昂扬向上的印象，但也正是这种强调个人主体能动性的文化，衍生出了一种“弑母文化”：美国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母亲的亲密培养了子女的依赖性，是对个人独立性的严重威胁，“依恋”就是“受制于人”，而个体要全面确立自己的存在，就必须与这种依赖感彻底断裂，心理上“打倒母亲”由此变成美国式人格健康成长的成人礼。
美国文化是一种极其推崇个人主义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疆界分明，子女稍稍长大，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只是两个成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氛围下，一个人最大的恐惧就是自己受到外在力量的宰制与摆布，因此毫不奇怪，在中国看来是母亲对子女慈爱的表示，在美国人看来却是这种亲密关系中隐含的危险和控制欲。一个成年后仍依赖母亲的人，几乎总是会遭到美国主流文化的贬斥，认为这是人格发育不健全或心理病态的表现。用孙隆基的话说，“在美国，人我界限不明朗或认同混淆被视为终极邪恶。”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形式，电影中就充分折射出这种文化心态。孙隆基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一系列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指出其思想意识的根源都在于这种对母亲的警惕和敌视。从恋母情结转变为杀母情结，这乍看起来很奇怪，但这正是美国文化的特点：在美国人看来，能理性控制自我的个体常常是一个男性形象，而女性经常缺乏自我、太黏缠、喜欢亲密关系、甚至通过这种亲密关系去控制丈夫和子女，自己人格不能独立又影响子女的人格独立，因而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就首先要摆脱这种影响，因为屈服于母亲的非理性要求就等于个体的死亡。
因此才能理解美国电影中的一种常见逻辑：一个男人把妈妈当作依恋和效忠的对象，总不会有好事。他们灵魂已被妈妈占有，成长过程中遇到严重的人格发育障碍，无法再爱上“第二女性”，最终造成认同混淆和一系列悲剧。按照美国的观点，这几乎就是上一代对下一代人权的剥夺和侵犯，会遭到所有人的一致声讨。“让下一代人有自己生活的权利”，早已成为一个不容挑战的基本信念，因为人们相信处在另一人的阴影下的个体永远得不到成长。而这种以下一代权益为中心的理念的结果，反过来就是越来越不尊重母亲作为人的权益。
这种文化在潜意识里认为：自我以外的异体都是假想敌，只不过在家庭生活中，试图控制个人的异体通常正是父母。这种观念一般不去反思“个体可能才是有问题的”，而急切意图划下自我的疆界和全面主宰自我的命运，到最后发挥到极端就是任何他人都有加害自己的潜在可能，一个人唯有全面掌控自己的生命，才能获得安全感和独立性。
不幸，正如孙隆基所言，在美国文化中，伸张个体个体权力、树立终极控制的不二法门却是暴力。许多中学大屠杀案件都表明，杀人者常常是被同学揶揄为同性恋、或被女朋友抛弃、或平时被欺侮者。这种攻击性一旦爆发出来，就会酿成惨剧。这也是美国式人格的特点：他对环境不是顺从，而是支配，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环境绝对主宰，而主动出击者才能控制局面，这就必须把压在自己头上的任何势力一概扫除。个体确立自我的结果就是个体的孤独感。
这种观念与东亚文化几乎背道而驰。在日本影视中有一类“妈妈物”的文类，总是讲述身为妈妈的妇女如何自我牺牲、受苦，子女却不懂感激，最后妈妈惨死，令观众热泪盈眶——华人电影中也不乏这样的桥段。但美国电影中却从来看不到这类母亲形象，歌颂妈妈的故事绝无仅有，不但如此，美国人也不信任母爱的天性，宁可信赖专业人员，孙隆基揶揄说“‘慈祥’这个造型实在超出美国文化的想象力”。这倒不是美国的母亲不爱子女，而是因为在美国文化中，任何亲密都被视为对个体权利的潜在侵犯，被妖魔化的母亲实际上表现的是个体对自我疆界被颠覆的恐惧。
中国文化中没有这样紧张的母子关系，传统的孝道甚至格外强调对母亲的尊重（《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例），因此儿子成年后和妈妈很亲近也属“天伦之乐”，但在美国，母子太亲近却容易被联想到乱伦。这也是两种文化的深层差异所在，梁漱溟1923年就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人是强调个体权利的伸张，因此每个人之间彼此界限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而中国人则相反，西方是有我，中国人则是无我，父母是不顾自身地奉献给子女，而子女孝顺父母时也不计自我，扩展到兄弟、朋友等之间，都是屈己以从人，“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弟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可以说，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我没你”，而东亚文化却是“有你没我”。
两相参照，更耐人寻味。中国家长经常对子女说“我都是为你好”时，确实是为他们付出很多，但这却往往忽视了子女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代际差异，结果，处处替对方着想换个角度看却无异于处处试图控制别人。按照美国文化的观念，这都是人我界限不分造成的后果。将个人视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的个体，是西方的独有观念，美国的新教文化尤其强调个人要实现独立自主的价值观，但走到极端便发展出一种对受人控制的病态警惕、抗拒心理，以至于不敢接受母亲的慈爱，个人便只有在孤独的情况下最能安全地实现“自主”。正如人类学家Robert Hann在《疾病与治疗》一书中所言，在这种文化下，“人们把对实现个人独立的干扰看做是病态的，但在其他地方，人们却把实现相互依存的干扰看做是病态的。”
世上当然没有完美的文化模式，尽管也有美国学者羡慕中国文化中亲子之间相对和谐融洽的关系，但孙隆基在他另一本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解剖起中国文化来也丝毫不留情面。他并不是为了颂扬某一种文化，而只是希望通过揭示一些被人无视、否认、压抑的话语，来显示和洞察那种文化深处的心理。但本书的缺憾之一也在此：作者实际上将“文化”视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一再从心理学角度去深入挖掘，却放弃了文化诠释的其他视角。
作为一项研究，本书必然的一个争议之处大概是：作者的结论完全建立在对美国电影的叙事分析上，而美国电影本身是否能足以代表美国的大众心态？确实，这个切面显得有点不够充分，然而它仍然是相当有代表性的。电影是美国最流行的大众文化形式，而美国的市场逻辑要求电影的叙事话语必须贴合大众的心理，因为任何不符合消费者主流文化价值的作品必然遭到市场惨败——可以想象，《法外情》、《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样含辛茹苦的慈祥妈妈形象，在美国放映的话必然票房惨淡，而在国内却可以赚得观众大把眼泪。说到底，电影制作和观众想象之间是一种交织在一起的共谋：观众的想象促成了电影制作并折射在其中，而电影的叙事又迎合并加强了观众原有的价值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