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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清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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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1871-1938),男,广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进士。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会并亲自参赛获得第三名,轰动一时。1909年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新政、立宪运动的领袖,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入民国后隐居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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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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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   李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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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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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李家驹1.jpg|缩略图||center|[http://p0.so.qhimgs1.com/bdr/243__/t01a84eace57edf7b8a.jpg 原图链接]  [http://his.tsingming.com/lijiaju/ 来自李家驹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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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  18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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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日期 =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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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地点 =   广州汉军正黄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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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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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名    = “字柳溪,号昂若、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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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    =   清末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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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作品 =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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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李家驹</big>''' (1871-1938),男,广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进士。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会并亲自参赛获得第三名,轰动一时。1909年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新政、立宪运动的领袖,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入民国后隐 居[[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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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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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谷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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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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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该派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授内阁学士。1909年署理学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 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曾接受袁世凯称帝时授予的封衔。<ref>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6f0a0501019lux.html 北大校长——李家驹来自新浪网</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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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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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灭亡前夕的资政院总裁李家驹,本是立宪运动的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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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仅被人遗忘,还"丢失"了故乡,成为异乡孤魂。李家驹在清末趋新阵营中属于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考查宪政大臣,积极参与新政、立宪运动,无奈时势变幻,无力回天,鼎革之后,寓 居青岛 ,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地道的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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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东北人物大辞典》]]竟将李家驹收录进去,出错的原因,可能因为他是个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来自东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开管理。"民人"有籍贯,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称属于某旗,如"正黄旗""镶蓝旗"。汉军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满洲的汉人,老家不一定在东北。清朝灭亡之后,旗人逐渐转入民籍,大多会像汉人那样隶籍于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来也属汉军旗,但现在都公认他们是广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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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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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谷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趣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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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体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师大学堂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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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李家驹3.jpg|缩略图||居右|[http://estimation.cang.com/201312/2013122315140867330135.JPG 原图链接]  [http://jd.cang.com/1168900.html 来自华夏收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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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门立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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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家驹出任清朝驻日公使,又一次来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宪政大臣,对日本各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统元年提交了几份重要报告,对清末立宪和官制、税制、司法改革影响深远。他专门编写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员大力宣扬"司法独立"理念,界定"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两者的内涵及区别;当年八月,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所谓资政院,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部分代替国会职能,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宣统三年,出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副总裁。7月初,李家驹和好友汪荣宝躲到道观佛寺,最后又跑到泰山上面,关起门来拟订宪法草案,被称为"李汪宪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这份宪法草案终归未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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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根据长期考察的成果,编成[[《日本租税制度考》]]10册、[[《日本会计制度考》]]4册进呈朝廷,提出整顿和改革财税制度的思路,颇有见地。清廷到了末年,财政困难达到极点,除《辛丑条约》赔款造成的沉重负担外,缺乏关税自主、税种不合理、税基过窄、税负不公也是财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再好的政策建议,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加以实施。征税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牵涉到政权正当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问题,并非依靠个别强势高官的压力可以解决。表面上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执行力递减律、离心力递增律面前,终难摆脱解体的命运;崇祯皇帝如此,摄政王载沣如此,蒋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脱这个"宿命"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领过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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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30日,李家驹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驹以资政院总裁身份上奏,请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联名通电("滦州十二条")压力,资政院紧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削弱君权、让权于民,希图以此逃过劫难。1912年1月26日,鉴于南北议和的局势,君主立宪无望,李家驹辞去资政院总裁职务,由许鼎霖接任,资政院很快就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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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宪虚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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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立宪如今是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乃至"时评界"共同的热门话题。从早年立宪派、革命党和国民政府到当今官方著作,指责清廷"假立宪"的骂声不绝于耳;近三十年我们又听到清廷立宪富有诚意的声浪。这对立的两种观点都免不了"主题先行"的弊端。清廷下决心立宪,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其出发点有二:一是"制度万能论",二是用立宪抵制革命,保住大清江山。"制度万能论"由康梁发起其端,朝中趋新官员大张其军,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这批趋新人士用以说服清廷改革的逻辑简单到了极点:日本立宪,所以战胜;俄国专制,所以战败。清廷在铺天盖地的言论大潮之下,无法抵挡。预备立宪的出发点,乃是企图用外来的制度来实现富国强兵,延续清朝统治寿命。趋新人士就这样给了清廷一个虚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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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掌权者本身还是相对务实的,知道一项事关重大的制度引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准备,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观念的转变也需假以时日,定的调子是"预备立宪"。不务实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舆论的趋新人士,其基本观念就是:越快越好,再迟就要亡国了。一个朝代过了两百多年,按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倒台的几率趋于无穷大;引进一项可能"水土不服"的外来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趋新人士这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说到底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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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纵深"(黄仁宇常用语),回头看看清末民初的"宪政",无法否认:这是一项失败的试验。北洋时期有宪法、有议员议会、又有"责任内阁"的那一套暂时行不通,何时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数。文化和制度,是社会的一体两面,难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为基础。不能揉合两种传统,对制度框架作适应性调整,没有观念、行为模式的转变,盲目照搬,引进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号,如北洋时期那样,成了各派势力弄权谋私的工具。<ref>http://book.kongfz.com/59147/1022962882/ 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来自龙夫子旧书网</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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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刘成禺]]为人滑稽诙谐,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写成一阕[[《浣溪沙》]]嘲笑[[袁世凯]]的亲信,有两句是"包揽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把李家驹与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洪述祖骂在一起,有些过当,但嘲笑李家驹的"闭门立宪",到今天仍有意义。欧美系国家,其立宪成功各有其条件,日本当时的立宪不能算是成功,否则也不会出现军国主义。李家驹只知道照抄日本现成的条文,不开眼看国内的现实,"闭门立宪",出门撞板,也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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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老异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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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和袁世凯私交不错,但袁氏当上大总统,李家驹即离开北京,并非趋炎附势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劝说下,李氏担任过短期的参政院参政,一旦识破袁世凯的真面目,也就辞职不干,悠游林下,终老青岛。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国初年的广州对前清遗老并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遗老集中在青岛,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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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京师大学堂一南海籍学生,回忆当年李家驹当校长时一则趣事,令人绝倒。李氏生长在广州,酷嗜粤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后勤部门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厨师换成广东人;食堂饭菜,也"一律粤化"。一日,厨师精心炮制"咖喱鸡"名菜,本以为能博得全校师生满堂喝彩,谁知北方学生从未见过,由咖喱汁联想到大粪的颜色,大倒胃口,聚众大哗,纷纷端着菜盆找杂务质问,说:我们这最高学府,怎么能供应此等菜式?杂务请示庶务提调(后勤处长)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说:这是粤菜里面的名菜,从西洋仿制来的,诸君不要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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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驹虽是旗人,但生于斯,长于斯,认广州为故乡。他在给很多书作序时,署名都写上"广州李家驹"。特别是1924年为廖凤舒《新粤讴解心》写序时,慨叹"乡音之感人",回忆早年广州繁华盛景,写下一段真挚文字,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当夫夕阳欲下,华灯始张;茉莉香温,葡萄酿熟;珠娘妆竟,开玳瑁之筵;疍女船来,弄琵琶之奏。一声乍起,四座无言。……抑或酒阑人静,烛炧漏长,凉月堕于床前,曼声发于水上;扬之则孤雁嘹空,抑之则潜鱼出听,辄唤奈何。此又一境也。盖虽静噪不同,固亦顽艳均感者焉。阅世百年,沧桑屡变,莫闻嗣响,曷尽物情?"翰林才情,游子心曲,沧桑之感,读之酸鼻。在李家驹离世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对这个"失去故乡的人",似应高歌一曲:[["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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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中华李家驹《朱子治家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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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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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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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fec5660100jkc3.html 翰林李家驹先生的墨迹 来自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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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huziqikan.com/forum.php?authorid=10&mod=viewthread&page=1&tid=3072 论李家驹的宪政观 来自数字期刊网]

於 2019年2月1日 (五) 20:26 的修訂

李家駒
出生 1871年
廣州漢軍正黃旗
逝世 1938年
國籍 中國
別名 「字柳溪,號昂若、穀人」
職業 清末官員
知名作品 《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

李家駒,(1871-1938),男,廣州漢軍正黃旗人,光緒甲午進士。1906年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組織大規模的運動會並親自參賽獲得第三名,轟動一時。1909年任駐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財政制度,回國後成為新政、立憲運動的領袖,1911年秋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推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入民國後隱居青島

人物簡介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穀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 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

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該派為考察日本憲政大臣,授內閣學士。1909年署理學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協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總裁等職。 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曾接受袁世凱稱帝時授予的封銜。[1]

末代"議長"

清朝滅亡前夕的資政院總裁李家駒,本是立憲運動的風雲人物, 如今不僅被人遺忘,還"丟失"了故鄉,成為異鄉孤魂。李家駒在清末趨新陣營中屬於十分活躍的人物,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相當於北京大學校長)、考查憲政大臣,積極參與新政、立憲運動,無奈時勢變幻,無力回天,鼎革之後,寓居青島,今日幾乎沒有人知道他是個地道的廣州人。

有一本《東北人物大辭典》竟將李家駒收錄進去,出錯的原因,可能因為他是個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來自東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開管理。"民人"有籍貫,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稱屬於某旗,如"正黃旗""鑲藍旗"。漢軍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滿洲的漢人,老家不一定在東北。清朝滅亡之後,旗人逐漸轉入民籍,大多會像漢人那樣隸籍於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來也屬漢軍旗,但現在都公認他們是廣州人。

組運動會

李家駒(1871-1938),字柳溪,號昂若、穀人,廣州駐防漢軍正黃旗人,光緒二十年(1894)與三水梁士詒、新會陳昭常同榜進士。光緒二十四年(1898)任新開辦的京師大學堂提調,與李盛鐸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學務。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學政,三十年調東三省學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在京師大學堂任上,李家駒幹了一件前無古人、恐怕也後無來者的趣事,為北京大學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筆。 李家駒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體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師大學堂曾在外籍教師倡議下搞過第一屆運動會,但無論參加人數、觀眾人數還是影響力都乏善可陳。李家駒上任,擔任第二屆運動會的"會長",親力親為,讓中國人擔任裁判,首次組織女生參加比賽,轟動一時,觀眾人數超過萬人。比賽的前兩天,李校長穿戴官袍,招待來賓。到了最後一天教職員工比賽,只見他急急忙忙來到操場,脫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褲,站到300碼起跑線上。發令槍響,李校長健步如飛,在全場一萬多人的助威聲中,第三個衝過終點。比賽結束,他得意地對旁邊的人說:"老夫聊發少年狂吧!"李家駒這一"反傳統"的舉動,得到當時開明報章的大力揄揚,也帶動了中國學校體育運動的發展。李家駒自稱"老夫",其實並不老,這一年只不過30多歲。

閉門立憲

光緒三十三年(1907),李家駒出任清朝駐日公使,又一次來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憲政大臣,對日本各項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統元年提交了幾份重要報告,對清末立憲和官制、稅制、司法改革影響深遠。他專門編寫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員大力宣揚"司法獨立"理念,界定"司法權"與"司法行政權"兩者的內涵及區別;當年八月,李家駒"協理資政院事務"。所謂資政院,是正式國會成立前的過渡機構,部分代替國會職能,有點像英國的"上議院"。宣統三年,出任協同纂擬憲法大臣、資政院副總裁。7月初,李家駒和好友汪榮寶躲到道觀佛寺,最後又跑到泰山上面,關起門來擬訂憲法草案,被稱為"李汪憲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這份憲法草案終歸未能發揮作用。

李家駒根據長期考察的成果,編成《日本租稅制度考》10冊、《日本會計制度考》4冊進呈朝廷,提出整頓和改革財稅制度的思路,頗有見地。清廷到了末年,財政困難達到極點,除《辛丑條約》賠款造成的沉重負擔外,缺乏關稅自主、稅種不合理、稅基過窄、稅負不公也是財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這個時候,再好的政策建議,也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來加以實施。徵稅不僅僅是技術問題,而牽涉到政權正當性、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問題,並非依靠個別強勢高官的壓力可以解決。表面上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在執行力遞減律、離心力遞增律面前,終難擺脫解體的命運;崇禎皇帝如此,攝政王載灃如此,蔣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脫這個"宿命"的,到目前為止只有"西方"國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領過的國家和地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1911年10月30日,李家駒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駒以資政院總裁身份上奏,請旨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組織"責任內閣"。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聯名通電("灤州十二條")壓力,資政院緊急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削弱君權、讓權於民,希圖以此逃過劫難。1912年1月26日,鑑於南北議和的局勢,君主立憲無望,李家駒辭去資政院總裁職務,由許鼎霖接任,資政院很快就無疾而終。

立憲虛幻

清末立憲如今是史學界、政治學界、法學界乃至"時評界"共同的熱門話題。從早年立憲派、革命黨和國民政府到當今官方著作,指責清廷"假立憲"的罵聲不絕於耳;近三十年我們又聽到清廷立憲富有誠意的聲浪。這對立的兩種觀點都免不了"主題先行"的弊端。清廷下決心立憲,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其出發點有二:一是"制度萬能論",二是用立憲抵製革命,保住大清江山。"制度萬能論"由康梁發起其端,朝中趨新官員大張其軍,特別是在日俄戰爭之後,這批趨新人士用以說服清廷改革的邏輯簡單到了極點:日本立憲,所以戰勝;俄國專制,所以戰敗。清廷在鋪天蓋地的言論大潮之下,無法抵擋。預備立憲的出發點,乃是企圖用外來的制度來實現富國強兵,延續清朝統治壽命。趨新人士就這樣給了清廷一個虛幻的希望。

清廷掌權者本身還是相對務實的,知道一項事關重大的制度引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準備,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觀念的轉變也需假以時日,定的調子是"預備立憲"。不務實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輿論的趨新人士,其基本觀念就是:越快越好,再遲就要亡國了。一個朝代過了兩百多年,按中國歷史上的周期律,倒台的幾率趨於無窮大;引進一項可能"水土不服"的外來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趨新人士這種"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說到底是不負責任。

今日我們獲得了"歷史的縱深"(黃仁宇常用語),回頭看看清末民初的"憲政",無法否認:這是一項失敗的試驗。北洋時期有憲法、有議員議會、又有"責任內閣"的那一套暫時行不通,何時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數。文化和制度,是社會的一體兩面,難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為基礎。不能揉合兩種傳統,對制度框架作適應性調整,沒有觀念、行為模式的轉變,盲目照搬,引進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號,如北洋時期那樣,成了各派勢力弄權謀私的工具。[2]

革命黨人劉成禺為人滑稽詼諧,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寫成一闋《浣溪沙》嘲笑袁世凱的親信,有兩句是"包攬殺人洪述祖,閉門立憲李家駒"。把李家駒與暗殺宋教仁的兇手洪述祖罵在一起,有些過當,但嘲笑李家駒的"閉門立憲",到今天仍有意義。歐美系國家,其立憲成功各有其條件,日本當時的立憲不能算是成功,否則也不會出現軍國主義。李家駒只知道照抄日本現成的條文,不開眼看國內的現實,"閉門立憲",出門撞板,也難辭其咎。

終老異鄉

李家駒和袁世凱私交不錯,但袁氏當上大總統,李家駒即離開北京,並非趨炎附勢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勸說下,李氏擔任過短期的參政院參政,一旦識破袁世凱的真面目,也就辭職不干,悠遊林下,終老青島。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國初年的廣州對前清遺老並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遺老集中在青島,所謂"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1933年,京師大學堂一南海籍學生,回憶當年李家駒當校長時一則趣事,令人絕倒。李氏生長在廣州,酷嗜粵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後勤部門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廚師換成廣東人;食堂飯菜,也"一律粵化"。一日,廚師精心炮製"咖喱雞"名菜,本以為能博得全校師生滿堂喝彩,誰知北方學生從未見過,由咖喱汁聯想到大糞的顏色,大倒胃口,聚眾大嘩,紛紛端着菜盆找雜務質問,說:我們這最高學府,怎麼能供應此等菜式?雜務請示庶務提調(後勤處長)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繼而大笑,說:這是粵菜裡面的名菜,從西洋仿製來的,諸君不要這麼老土啦!(1933年《民族》雜誌)

李家駒雖是旗人,但生於斯,長於斯,認廣州為故鄉。他在給很多書作序時,署名都寫上"廣州李家駒"。特別是1924年為廖鳳舒《新粵謳解心》寫序時,慨嘆"鄉音之感人",回憶早年廣州繁華盛景,寫下一段真摯文字,思鄉之情,溢於言表:"當夫夕陽欲下,華燈始張;茉莉香溫,葡萄釀熟;珠娘妝竟,開玳瑁之筵;疍女船來,弄琵琶之奏。一聲乍起,四座無言。……抑或酒闌人靜,燭炧漏長,涼月墮於床前,曼聲發於水上;揚之則孤雁嘹空,抑之則潛魚出聽,輒喚奈何。此又一境也。蓋雖靜噪不同,固亦頑艷均感者焉。閱世百年,滄桑屢變,莫聞嗣響,曷盡物情?"翰林才情,遊子心曲,滄桑之感,讀之酸鼻。在李家駒離世七十多年之後,我們對這個"失去故鄉的人",似應高歌一曲:"魂兮歸來!"

視頻

盛世中華李家駒《朱子治家格言》

參考來源

  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6f0a0501019lux.html 北大校長——李家駒來自新浪網
  2. http://book.kongfz.com/59147/1022962882/ 1911年秋臨危受命,出任資政院總裁,推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來自龍夫子舊書網

外部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