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昰应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李昰应（朝鲜语：이하응，1821年—1898年），字时伯，号石坡、榆屐道人、老悟樵人、海东居士等，朝鲜半岛近代史上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也是一名书画家。他本贯全州李氏（王族），生于汉城（今韩国首尔），他是南延君李球第四子，朝鲜高宗李熙的生父。 李昰应早年被封为“兴宣副正”，后累封至“兴宣君”，1864年其子李熙即位以后晋升为“兴宣大院君”（흥선대원군）。他是朝鲜王朝唯一生前获得“大院君”爵位的人，因而一般以这个爵位来称呼他。时人尊称他为“大院君閤下”、“大院位大监”（这一称呼在韩剧《明成皇后》国语版中被讹译为“大院伟大人”）、“国太公”、“大老”等。由于当时朝鲜习惯以居住地来称呼政界要人，而李昰应住在云岘宫，所以俗称“云岘”。 李昰应先后3次执掌朝鲜国政。1864年到1873年期间，他俨然摄政，权倾朝野，对内实行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厉行锁国，克服两次“洋扰”。后为儿媳闵妃（明成皇后）逼退，1882年利用壬午兵变重新上台，仅过一个月即被清军抓到中国，软禁于保定三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被日军推上台，但仅为傀儡，四个月后因其私通清军与东学党东窗事发而被迫下野。他与闵妃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斗争，多数时间处于下风，但即便隐退也被内外各种势力视为奇货，故长期在朝鲜政坛保持较大影响力。 1895年卷入乙未事变，1896年俄馆播迁后彻底退出政治舞台，1898年去世。1907年纯宗即位后追尊他为“大院王”，谥号“献懿”。 [1]
历史评价
当时评价 朝鲜 李昰应是朝鲜半岛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其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不过有一点是公认的，就是李昰应为人果断，个性极强，与闵妃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埋下了朝鲜亡国的祸根。与李昰应处于大致相同时代的朝鲜人对他的评价虽然有肯定和否定之分，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惜”字。 处士黄玹评价：“乃云岘者，流涎壮金（安东金氏）之富贵，一朝得志，淫侈骄狼，猖狂自恣，视壮金而又过之。斫伤元气，结怨黔黎，徒以穷心土木，左袒色目（指偏袒南人），为十年事业。呜呼！时耶？运耶？千载之下，亦必有叹息痛恨于斯者。” 又对他的一生总结道：“昰应十年秉钧，功罪参半。甲戌（1874）后，与明成仇隙日深，濒危者数，杜门十数年。每国家有变，辄为众所推挽，屡起屡踬，汔可自艾，而恩仇一念，至死不变，故人少之。然年高饱经历，名闻外国，朝野倚为大老。及其死，远近震悼。” 文学家金泽荣评价：“大院君才气过人，虽千百人，一闻其姓名，终身不忘。用事十年之间，救弊为多，然不学无术，闇于大体，乐权势，好轻侠，睚眦必报。尤于伦纪之变，处之不善，使国脉凋伤，人惜之。” 史学家朴殷植在肯定李昰应执政时“府库充溢，军饷裕足，近民之官必择廉白，小民安业”的同时，也指出：“大院君几乎能国矣，而惜其学不国矣。……大院君刚猛果敢，风驰电掣。制合变通，则旧例不足存；事属断行，则人言不足恤。如排除权戚、霹破门阀、革军布、撤书院之类皆出于卓绝之毅力，累世习惯之铜柱铁壁，触手而碎，真政治上大革命家也。……惜无其学，治内则私智自用，动多过举；对外则排斥为主，闭锁自瞎，卒乃变生肘腋，祸烈于国，半岛中兴之运遂不复焉。呜呼！惜哉痛史始此。”
中国 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壬午兵变后用“凶狡”二字来评价李昰应，认为他“祸国殃民”、“奸狡枭杰” ；但到两年后甲申政变时不得不承认“昰应柄国十年，虽举措间有贪暴，而操纵尚能自如，其才气实非朝列所及”。 护送李昰应归国的清廷驻朝官员袁世凯更是盛赞李昰应“与各国谈，必推尊中国，其诚服之情，溢于言表；其笼络人才，剖白事机，顷刻应变，了然指掌，诚东方第一人才也”。 壬午兵变时随军来朝鲜的清朝文人周家禄在诗歌中称赞李昰应“雄才大略政自我，富国强兵功在民”。 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则评价李昰应“好弄术智而不知大体，喜生事而无一定之计划，性残酷骄慢而内荏多猜，实朝鲜民族性质之代表，而乱亡之张本人也”。
日本 李昰应在当时的日本被认为是敌视近代文明的朝鲜顽固派头子，特别是由于他早期拒绝接纳日本国书，后在其主导的壬午兵变中又发生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人之事，所以日本对他的评价偏否定。同治九年（1870年），被朝鲜拒之门外的日本外务省官员佐田白茅在上书中提到：“朝鲜有太殷君（大院君）者，国王之实父也……专握政柄，擅威福，唯好武，而无深谋远虑。厚税敛畜金谷，下民莫不怨怼焉。一日举我三十大队，以蹂躏彼之巢窟，则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纵七擒，实易易耳。” 过了二十多年的甲午更张时期，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依然对他持负面评价：“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支那，不知有其它，是自顶至踵完全为‘顽固’二字所充满的老翁”。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评价李昰应：“其天资狞猛惨酷，害人无所忌惮，摄政十年之间，屡起大狱，朝野之人被处死刑者不下十万，其阴险世所共知，又一方面而言，视其为人，好修内行，好读书，言必称周公孔子之道，常主张国体论，用我日本之言来形容其做派的话，就如同兼备儒者与皇学者精神之人。” 甲午更张时期，福泽承认李昰应的确“英迈”，但又说其英迈“是东洋流的英迈”，其实“不过是纯然的腐败国之普通顽固翁耳”。 曾搜集关于李昰应的大量野史传说并撰写《国太公之眦》一书的日本记者细井肇评价他说：“弄其专权，自立于王者之上，窃国太公之尊荣，恰如独裁大王而不听一切人言，治政十年，杀戮无辜二十万人，擅长阴谋，敢于在骨肉缘戚之间迭起爆杀、毒杀、惨杀、刑杀等一切血斗之惨剧而无所顾忌。” 不过，也有日本人对李昰应持肯定评价，如曾在朝鲜生活多年并参与过乙未事变的日本记者菊池谦让就认为李昰应是“支撑濒临灭亡的近代朝鲜的英雄” ，不过又说“若使大院君如其摄政初期之志、使此英雄了解近世的智能与开国（开放国门）之大事、使此英雄成就国民统一之伟业、使此国太公恢复李朝之王室，则半岛国民很可能就于亚细亚以近世之强国而保其命脉、建立使一千多万民族自立的国家之繁荣”，对李昰应透露出遗憾与惋惜之情。
西方 当时的欧美人对李昰应的评价多针对其气质和性格，随其立场而褒贬不一。丙寅邪狱前夕的法国主教张敬一评价他说：“大院君身材不算太魁梧，清癯而硬朗，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令人望而生畏，性格急躁而好读书。统治新政府的大院君虽然革除一切积弊，但却任意作恶，杀人无数。因为搞不清他会以什么理由来杀人，所以尽管我们暂未遭受这个恶人所降下的灾祸，但我不放心。” 英国著名旅行作家伊莎贝拉·伯德·毕晓普写道：“我曾见过大院君，那时他虽已老，而充满活力与充沛精力的姿态、锐利的眼光，以及精力旺盛的行动，这些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大韩帝国皇室关系密切的美国人讫法（胡默·赫尔伯特）对李昰应的评价是：“他是具有坚强的个性和傲慢的气质的人物，老百姓虽然憎恨他，但同时永远尊敬他，实际上他是登上近代朝鲜政坛的强人。当他遭到不论道德、经济、政治的问题还是亲族间的问题，不管多么艰难，不顾一切只向自己想要的目标推行到底，他的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他具有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 英国记者麦肯基评价“大院君无疑是当时在远东最值得注意的人物之一，他身高约5英尺6英寸，腰板挺直，精力充沛，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灰色眼睛，是一个统治人民的真正领导者”。 [2]
后世评价
到了现代，史学界对李昰应的评价有较大争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的《朝鲜通史》中评价李昰应“是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使朝鲜继续停留在落后的封建阶段，挽救摇摇欲坠的李朝封建统治制度”，但又肯定李昰应加强国防的措施“顺应了朝鲜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势力的爱国斗争要求，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近来朝鲜认为李昰应“本应该把国家引向近代化的道路，能动地进行对外活动，但他却认为闭关自守的政策才是维持封建国家的唯一出路。……在朝鲜封建国家还没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大院君闭关自守的政策，虽在当时阻止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维持国家的独立方面，多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落西山的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在他统治期间，封建制度所面临的危机和阶级矛盾越来越深化”。 韩国史学界对李昰应的评价褒贬不一，有的否定李昰应，认为他整顿传统秩序、加强专制王权的改革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了韩国的近代化之路，因此称他为“保守的实用主义政治家乃至反历史的保守政治家” ，尤其对他的锁国政策痛加批判，比如学者柳国铉认为“大院君的锁国政策并非是在洞悉世界潮流的基础上所制定的对应，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发展而做出的反应。尤其是大院君将艰难击退西洋人，暂时克服洋患视为独善其身的方法，从而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鄙视把外界的人和文物都认定为野蛮的敌人和有害的东西，这是大院君的一大错觉和局限。”他指出，“如果大院君能够以纵观世界与历史的慧眼，合理地实施对外政策，则不至于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韩民族经历那么多耻辱和痛苦。” 另一种观点则对李昰应予以肯定，认为他执政时期，可从抵抗外势侵略、保护国家主权的努力中看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正因为在此期间对传统社会的弊端进行果断的改革，从而为近代转型准备基础，促进了朝鲜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进程。比如韩国早期著名历史学家李瑄根、曹直亮等评价李昰应是“近代倾向的改革家乃至独裁者”。 有韩国学者认为，对李昰应的批判都是受了日本殖民地史观的影响，理应对李昰应重新评价。比如延甲洙透过分析李昰应与西洋各国接触的事实，指出李昰应并非简单的锁国主义者，他实际上主张在强化国力以后自主开放，反对的只是欧美对朝鲜的无理侵略而已，因此在特定条件下的锁国政策是李昰应面临民族危机所采取的果断的政策。 韩国历史学家李泰镇更是指出对李昰应的否定都是日本的故意诋毁，以此来衬托日本使朝鲜“开化”的“功绩”，对李昰应最先使用“锁国”一词的就是日本人，因此这种殖民地史观需要彻底的批判。 李昰应的玄孙李清曾出资建立石坡学术研究院，整理李昰应的相关史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兴宣大院君史料汇编》（共4卷）。主持编辑工作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权锡奉表示：“做编辑工作的同时认识到大院君的一生充满荣辱和戏剧性，再次感悟到解读他本人并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