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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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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森(1910年6月7日~1998年8月30日)我国杰出的教育家[1],生于河北省霸县,参加革命工作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1953年,他受中央委派到天津大学工作。在先后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2]、名誉校长期间,他以一个教育家的远见卓识积极探索新中国高等教育的规律,为天津大学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83年,他联名三位老教育家并执笔《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议》上书中央,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催生了"211工程"和"985工程"。他曾担任天津市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副主席。

1998年8月30日逝世[3] ,终年88岁。

基本信息

人物说明----天津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天津市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副主席

出生地点----河北省霸县

出生日期----1910年6月7日

国 籍 ---- 中国

职   业 ---- 教育科研管理工作者

毕业院校----北平师范英文系

逝世日期----1998年8月30日

目录

1人物经历 2教育思想 3个人贡献 4个人作品

人物经历

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英文系,获文学学士。1936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西新军第二纵队团政治处主任、晋绥军区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共晋绥分局八地委委员兼静乐阳曲中心县委书记、军区联络处处长。东北军区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副司长、中央高教部工业教育司长。建国后,历任松江省教育厅厅长,高等教育部高等工业教育司司长,1953年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平反后任天津大学校长。历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八届、第九届人大代表、天津市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副主席。出版《李曙森文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李鹏、政治局常委宋平、原高教部长何东昌为此书题名。1998年8月30日李曙森因病逝世,李鹏、宋平、李瑞环、李岚清、倪志福等中央领导及教育部长陈致立分别发来唁电,并送花圈表示悼念。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市长李盛林及天津大学党政领导600多人参加了送别仪式。终年88岁。

教育思想

李曙森的教育思想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需要和社会发展服务。李曙森从宏观的高度把握教育工作的发展方向。他主张,教育必须为国家需要和社会发展服务,并将此作为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他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的建设人才;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培养层次,培养研究生;改革招生和分配制度;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等等。

2、坚持和改善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坚持党对于教育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是李曙森教育思想的一大亮点。他更加系统、完整地对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三步走"的思想,即整顿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整顿校系两级行政领导班子,党政分工、进行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

3、关心和保护知识分子,重视师资队伍建设。李曙森一向认为,师资队伍好坏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他关心教师、培养教师、使用教师,注重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几十年来,他为天津大学留下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4、重视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保障工作。李曙森十分重视学校的管理工作。他认为管理就是组织,管理就是引导,管理就是服务。他十分重视学校后勤工作,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生活环境,积极为教师学习、工作、生活创造和改善条件。

5、李曙森主张工科院校也要多科综合。他提出,重点院校要成为两个中心,即教学和科研并重。这不仅是出于对时代发展要求的考虑,也是对于天津大学一个世纪办学经验教训的总结。他还重视基础理论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他认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强调加强基础理论课的重要性。他强调了基础课应该密切联系实际、结合专业;倡导理论联系实际,求是创新的学风。李曙森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培养,他认为,培养研究生是国家重点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个人贡献

奠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完善党在高校中的领导是一项新的重要任务。1956年2月,天津大学率先试行党委制,成立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李曙森兼任党委书记。

1953年5月,李曙森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对党在新中国高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反复强调“抓紧建党工作是学校工作根本问题之一”,“在学校中大力建党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他指出高校实行党委制“既是党委领导制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学校发展方向的领导,而不是包揽学校全部事务,不是取代学校的行政、教学管理机构。

李曙森的这些认识是超前的、也是正确的。在他的领导下,天津大学逐步建立起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党委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委会的组成机构和制度,形成党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为新中国高校建立党委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1961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李曙森被指定为起草“领导体制问题”小组的组长,他拟就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例(草案)》(又称为“高教四十五条”),其中一些重要内容被《高教六十条》采纳,构建起了新中国高等院校内部管理体制,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深远。

倡导高校重点建设

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国高校主要分为综合大学(文理科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和单科学院三类。李曙森认为这种高等教育结构不符合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要求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律,希望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我国多科性综合大学的发展。

1983年5月,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时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的李曙森,与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大连工学院名誉校长屈伯川达成共识,由李曙森执笔完成《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联名上书党中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他预期,未来这些重点大学所创造的价值决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因为作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李曙森等四位著名教育家的建议,被高教界称为“835建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亲笔批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建议书记处一议。1984年4月2日,国务院批复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在“七五”期间,拨出专项经费,先重点扶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所学校,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成为日后高等教育“211工程”、“985工程”的先导。[1]

主张高校培养高级专家

李曙森认为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首先必须德育为先,要先解决社会主义人才的政治立场、道德情操、理想信念问题。然后还要重视业务水平的提高,业务水平是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问题。李曙森认为:“如果学得不好,做不好工作,拿什么去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呢?”他特别强调,不能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对于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人,应该是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并鼓励业务学习。对政治上好,但不钻研业务的,要鼓励其政治上进步,帮助其钻研业务。

李曙森并非强调狭窄的专门化,而是要培养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的专家,不仅使其具备宽厚而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同时要具备职业内的和职业外的多种职能。他多次强调,高校不再是给未来专家以某一门很具体的专业知识和某一套现成的为解决将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办法,或者说给学生一套处方式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培养学生不仅具有适应当前情况的能力,而且具有适应专业知识迅速发展的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工作条件,必要时能迅速转换专业知识技能,追上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探索高校办学规律

李曙森长期担任天津大学的校长、名誉校长,他在教育管理的实践中,围绕培育高级专家这一培养目标,系统探索和总结了社会主义高校的办学规律。

他认为高等工科院校应当坚持理、工、文并重,并向综合化发展。早在1959年修订天津大学教学计划时,李曙森就强调数学、物理、力学、化学为重要基础理论课,必须加强。1961年,为了推进天津大学工科与文理科的结合,他率领50多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大学洽谈合作问题,订立了互助合同,实行两校互补。这在当时是个首创,开了大学之间合作的先河。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李曙森从国际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出发,强调“工科大学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看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须趋势,是个客观规律”,“综合发展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高等学校必须要强调理、工、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以培养出深厚的基础理论、宽广的知识面、思想活跃、善于分析、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也才能适应科学、技术、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他认为高校应当教学与科研并重。李曙森强调高校不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既是“教学中心”也是“科研中心”。他认为,高校教学应当有教学质量的标准,即保证学生在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内把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真正学到手,并且有必要的独立工作能力。但是,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却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又出现新问题的无止境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教学就是永远追求卓越的过程。李曙森认为教学与育人密不可分,教书必然教人。他说:“古今中外,教书必然教人。教书与教人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教书而不教学生,教书而不教人本身就是在教人”,因此,教师不仅有传授知识技能的责任,而且有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任,有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责任。李曙森重视科研,他始终认为教师不搞科研就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教师就会成为教书匠,教给学生以现代化知识技能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他初到天津大学工作,即提出科学研究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进行,不能等待。他提出,要把高校建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培养研究生就是实现这种目标的“结合点”,否则这两个中心都难形成。李曙森指出大学招收研究生,是发展科学技术,早出快出人才的重要措施之一。他预见“今后的大学生里研究生的数量,有可能与大学生数量相当。完成国家科研任务,研究生是重要力量”。

他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师资的水平。李曙森多次强调“提高师资是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科学水平的关键,是办好学校的首要环节”,“师资的培养提高是学校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关键性的问题”,李曙森不仅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被誉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知心人,而且他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培养教师。1958年,他特意选派了一批天津大学的中、老年教师赴苏联留学进修,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天津大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这种举措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罕见的。之后,李曙森确定了天津大学“全面安排、长期稳定、重点培养、普遍提高”的师资培养基本原则,选拔一部分基础好,教学或科学研究方面有成绩、造诣较深的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以树立学术水平的标兵和形成学科的核心力量。1963年,天津大学将18名老教师确定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将62名青年教师确定为重点培养的学术骨干,这些教师日后成为天津大学重要的学术领军人物。在“文革”中,他们被称为“十八大罗汉”和“六十二小罗汉”,李曙森也因此横遭批判。1980年,心系全国教育事业的李曙森向教育部长蒋南翔建议,在各地建设一批教师疗养院,并受命主持建设了新中国第一所教师疗养院。

个人作品

《李曙森文集》;

《李曙森纪念作品文集》(后人编写)

本文集收入了李曙森同志的战友、同事、学生们撰写的文章,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李曙森同志的人格魅力与崇高风范。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