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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方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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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称 性质 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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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是一名加拿大政治学家，目前担任渥太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专攻为东亚政治特别是香港及台湾的语言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来自魁北克的政治学者，渥太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近年主力研究台湾及香港民族主义。[1]
简介
毕业于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辅修比较政治），再从爱丁堡大学取得民族主义研究硕士以及香港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期间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学。由于出身魁北克，见证1995年魁北克公民投票等重大事件，因此擅长于进行台湾、魁北克、加泰隆尼亚和苏格兰等地的民族主义比较研究[2]。
新闻事件
今年 7 月，保安局突然宣布拟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动用《社团条例》取缔香港民族党。外国记者会（FCC）本月中邀请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被港府、建制派人士，甚至党报、中国外交部等高调严词谴责，反而令“香港民族”、“陈浩天”、“香港独立”等词语再次连日占据各大本地媒体头版。
“民族主义”、“民族自决”等概念于本港脉络下被提出，立即被官员打成“违法违宪”，类比成恐怖主义、纳粹主义，遑论提出主张，仿佛连学术讨论的空间也不存在。
正当建制派和民主派就“‘香港民族’，能不能讲”的问题吵得脸红耳热时，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的政治学者杜方思（Jean-François Dupré）在他最新的研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香港民族主义、甚至独立诉求，是如何跑出来的？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长，亲历当地民族运动的火红年代，2008 年初来港于港大攻读博士，其后更取得香港身分证。他形容来港之初，港人对身份问题漠不关心：“我当时以为主权移交后，港人会向中国要求更大自治权，甚至要求独立；或者刚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传爱国主义，争取尽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么也没有！”直至 2012 年反国教运动爆发，香港愈来愈多人思考身分问题，近年甚至开始有独立诉求。
杜方思在与指导教授 André Lecours 合著的最新一份研究〈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claims in Hong Kong and Catalonia: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比较香港及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近年的自决及独立运动。他们希望能够解答，为何香港和加泰 — 这两个在历史、文化、政制上均大相径庭的地方，政治运动不约而同地在短短几年间激进化，爆发自决甚至分离的呼声。
研究发现，加泰和香港的情况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其中央政府在处理境内较温和的自治诉求时，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令民众感觉对话之路已走尽，转向更加激烈的诉求。对香港而言，这政治诉求激进化的时间点，毫无疑问就是 2014 年人大“831”落闸，否定民间提出包括公民提名程序的普选特首诉求。
如果将研究结论简化为一句日常用语：港独是中央政府自招的。
但尽管如此，杜方思也认为，港人继续在“香港能不能当一个民族”的问题上与中国拉锯，只会等于继续往死胡同里去钻，非但不聪明，更有可能招惹中央更加强力地打压香港自由。
杜方思自知这种说法两边不讨好：他大谈独立、民族主义，在建制派眼中是“离经叛道”、“搞事”；支持香港民族主义的却可能批评他“离地”、“伪中立”，甚至认为他是在为北京说项。
且先听他在接受《立场新闻》专访时怎么说。
杜方思认为，所有民族主义的出现，某程度上都是反作用式的，“当中央政府作出了不同回应，或情势不同了，民族主义诉求就会有相应的变化。”
杜方思在研究中点出，如果说香港和加泰原本较温和的自治诉求，过去数年分别因为遭到中央政府打压，而激进化成为自决及分离主张，这转向在两地出现的关键时间点，分别是香港的 2014 年，和加泰的 2010 年。
尽管加泰隆尼亚的民族主义比香港的来早了差不多 200 年，相比起“自治”，整个 20 世纪，“独立”都不是加泰的主流政治诉求。直至 2006 年，加泰及西班牙国会就加泰的自治法（Statute of Autonomy）达成改革协议，并以 74% 的票数通过加泰公投，扩大加泰自治权。但自治法改革多条条文的合宪性，却在后来遭到当时在野的保守派人民党（Partido Popular, PP）入禀西班牙宪法法院挑战。随著西班牙宪法法院在 2010 年宣布自治法改革违宪，以及人民党在 2011 年执政等，自治诉求终于激化成分离主义，成为加泰政治诉求中的主流声音。
至于香港，杜方思认为，自本土运动在 2011 年冒起，以及 2012 年的反国教运动，香港人对自身身份，以及中港关系的重新想像已慢慢开始成形。但香港身份正式变成一种政治诉求，却明显是在 2014 年，中央政府提出“take it or leave it （要就要，不要就拉倒）”的特首选举方案，强硬态度激起民众不满。
“这时人们开始发觉，香港的政制发展似乎真的已走进了掘头巷。”部分不满政府方案的民众，宁愿“leave it”— 是“leave” China 的那个 leave。
所谓“哪里有压逼，哪里就有反抗”，但经验同样证明了“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逼”。
很多人觉得，中共近年对港政策越收越紧，违背“50 年不变”承诺，杜方思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
“情况是有变的，我们可以从政府的论述和态度上看到，香港某程度上已变得比从前威权。但其实这也是来自政府对社会情形作出的反应。”
“他们现在开始禁止港独组织运作，大家都觉得这反映政府在退步，压逼越来越大，但为何他们十年前不这样做呢？是因为当时根本未有任何港独组织。”杜方思说：“你很难单方面说这变化是由中央或特区政府造成的。”
杜方思以社会科学的“历史制度论”框架贯穿论文，旨在点出：一个社会的制度，在特定的历史过程当中，会如何形塑政治利益、诉求、行动、手段。
杜方思认为，在建构香港社会秩序的最重要制度 — 即《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及“一国两制”之下，“50 年不变”最主要维护的，是本港的资本主义制度，换言之是经济精英的既得利益。
“这制度最关键的地方，是中国可以透过它来吸纳精英阶层。”杜方思说：“这是中国政府非常理性的决定。”
杜方思举例，像是保留功能组别、“循序渐进”的民主化、以及“先普选特首，再普选立法会”等安排，都是为了确保精英阶层能够掌握香港的政治实权。
“（中国政府）要确保香港不会选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来执政，然后征收 50% 的税项来进行再分配。”
杜方思不认为中方对港的所谓“民主承诺”，有什么时刻“真”过，那自然也不存在什么“沦为空谈”。
“中国之所以不会让香港有民主，就是因为她看著台湾，担心香港会选出一个支持独立的特首。但香港却是因为没有民主，才会衍生出独立诉求。”杜方思续说，“这正是最吊诡的地方。”
杜方思来自魁北克。魁北克是加拿大的自治省份，其主要的法国裔人口，与加拿大其他身份的英国裔人口，在语言、文化上均有明显分别，因此境内亦一直不乏要求独立的声音。主张独立的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执政期间，促成了 1980 年首次独立公投，独立议案当时以 4 成对 6 成的票数遭否决。而 1995 年举行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支持及反对独立议案的距离大幅收窄，最后仅以 5 万票之差（50.58% vs 49.42%）被否决。自此之后，魁北克人党鲜再取得执政权，2014 年更于选举中大败，只取得 125 个议席中的 30 席，独立议题亦随之淡化。
杜方思在魁北克土生土长，亲历当地民族运动的火红年代，一直觉得地区政府向中央争取更大自治权，甚至争取独立，是正常不过的事。到他 2008 年初来港，于港大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看到港人对身份问题漠不关心，反觉得非常奇怪。
杜方思笑言，来港前他本以为可找到很多身份政治的素材，怎料一无所获。
“我当时以为主权移交后，港人会向中国要求更大自治权，甚至要求独立；或者刚好相反，要求加快去殖，大肆宣传爱国主义，争取尽快中港融合，”杜方思笑道：“但竟然是什么也没有！”
“我记得自己当时曾和一些学者谈过，说我是研究民族主义的。然后他们告诉我：‘我们香港人啊，不像你们魁北克，我们不关心身份，我们关心的是务实的事情，你知道吗？就像经济啊、民生啊 .... ’”
不少有关港人回归初期的身份认同研究亦指出，因香港在英殖时期缺乏爱国教育，香港学生一般缺乏“归属民族”的情绪。但在 2008 年后，各个民调结果均发现，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有逐年下降趋势，认同自己为“香港人”的比率却日渐增加，而此趋势在年轻人群组中，尤其显著。
“我在 2010 年前教书，当时年轻人不太关心中国，但反正也不憎恨中国。之后我到台湾做研究，突然从新闻看到香港爆发‘反国教’，我才惊觉：‘天哪！这终于在香港发生了！’”
杜方思说，扣动“反中”板机的，正是政府在 2012 年强推国民教育的举动。港人惊觉，原来中方不会任由他们不归属中华民族。
“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中方是挺不理性的，为何你要令一个原本对身份问题冷感的社会，变成会要求独立？”
访问中杜方思多次表明，他认为港人以“民族主义”与中央硬碰，是不智的。他指出，相较他研究过的其他地区，包括台湾、魁北克、加泰隆尼亚和苏格兰，香港要在中国的阴霾下坚持民族主义道路，过程将相当艰钜。
“现状的确令人非常泄气，但如果一个方案不可行，取而代之的是更不可行的方案，整件事根本就行不通。”
正如历史制度主义的主张，杜方思认为，民族主义运动之所以在香港，而非中国其他城市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国两制”的制度使然；而中共以保护国家主权为由，强力打压港独主张，且将会在以后的博弈中继续占尽上风，亦是香港宪制秩序下必然结果。
“我认为再提倡香港民族主义，只是在钻入一个死胡同。”
杜方思认为，目前状况已说明，民族主义并不会为港人带来民主，相反只会加剧香港赤化的速度。“它（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目标，除了惹恼中国，以及为中国提供更多口实去剥夺港人的权利。”
他也不相信被政府取缔，是香港民族党始料未及的事情。“我觉得本土派一直都在测试政府的底线。”
“我相信他们一早已知道这有可能发生，然后就可以以此为由，说‘香港倒退了，我们的权利被剥夺了’。正如我已说了，是的，香港的确正在倒退，但某程度上是政府对本土派挑衅的一种回应。”
不过杜方思承认，“历史制度论”其中一个理论弱点，是它倾向将大部分事情视为制度使然、某种接近预定、必然的结果，却难以解释现实生活里，制度改变的原因。
杜方思指出，虽然制度会限制人的能动性，但它同样会形塑策略。正因为香港的制度掣肘处处，港人更需要采取聪明的策略。
他批评，部分本土派将某些意识形态推展得太尽，有时甚至罔顾现实，亦非真的为香港民主运动带来好处。正如过往数次选举，部分本土派人士提倡实行“焦土”策略，意图拉下泛民，将失效议会“推倒重来”，杜方思对此不敢苟同。
“不理性行事、纯粹讲意识形态，是很容易的，”他说，“我认为香港的民主运动仍有希望，但港人必须精明行事。”
中国日夜狂念魔咒，重复再重复“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大家都是中国人”，本土派声嘶力竭反击“香港不是中国”，但所有烽火云烟，终究没跳出民族主义的框架。
再者，“脱离中国”是否就是香港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杜方思的答案是否定的。
杜方思批评，香港本土派在不少议题，例如性别、性小众平权、经济政策等上的立场，其实都非常保守，而在族群问题上，甚至有某种接近极右、种族主义的倾向。
“当你将身份问题放在所有事情之上，其他重要的社会议题，很可能会因此不被看见。”
“民族主义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它应指引我们向著一个更大的目标进发。”
杜方思研究台湾多年，他认为台湾政治在各方面，都有香港、甚至世界值得借镜的地方。
“如果你看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其实真的很不可思议。”
台湾由解严结束白色恐怖，到跃身成为亚洲其中一个最民主的国家，中间不过是 30 年的时间。杜方思尤其欣赏的是，民进党在上台后促成“四大族群”论述，推动将原住民语言列为国家语言的法案，期望透过承认而非抹杀族群差异性，凝聚以平等、多元为基础的公民民族主义。
“我形容台湾这种是‘以少数人为本’（minority-oriented）式的身份认同或民族主义。”杜方思认为，台湾的例子正好展现了真正的公民民族主义应有的形态 — 尊重不同人的身份认同，不同人的权益。
“虽然部分台湾的‘深绿’分子还是会有某种以闽南人为中心的主张，但你可以看到台湾的民族主义在整体上，还是非常、非常的进步。”
杜方思认为，现在台湾的年轻一辈，以至于立法院第三大党“时代力量”，眼见台湾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独立，都更倾向先将统独、民族议题放在一旁，聚焦处理更逼切、更“真实”的议题，如同性婚姻合法化。
“很多人开始觉得：我们就是台湾人，但与其为了一本护照、一个联合国席位而去和中国打仗，倒不如做好真正使我们之为‘台湾人’的事情，就是实践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台湾可以做，但不会挑动中国神经的事情。”
5月24日下午，台湾立法院外的支持同志平权团体举行集会。（图片来源：婚姻平权大平台-相挺为平权，全民撑同志）
5月24日下午，台湾立法院外的支持同志平权团体举行集会。（图片来源：婚姻平权大平台-相挺为平权，全民撑同志）
再说香港，撇除“有鸡先定有蛋先”的问题，不论“港独”还是“自决”，都已被中共打成同一派，本土派领袖和支持者锒铛入狱，现在仿佛连高叫“结束一党专政”也岌岌可危，很多人担心，这会否标志著香港的反对运动正迈向尽头？
杜方思承认，他对香港社运现况悲观，但他相信如果运动要走下去，重新壮大本土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唯一、更不是正确的方法。
“民族主义并不是回应香港问题的答案，”杜方思说，“香港人还有其他渠道去展现他们的身份认同，争论民族党能不能选立法会，不会是唯一拯救香港价值的方法。”
杜方思眼见，制度令港人分裂成两派，你要不就支持、要不就反对中国，但他相信两派看似势不两立的人，本来就有很多共同性。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社会，我们不一定是要族群、语言的框架里组织运动，我们可以是在平等、民主、自由、进步的原则上争取改变。”
“这同样是展现香港人身份的方法。”
政治检控已经发生，DQ 已经发生，民族党即将被取缔，立法限制谈论港独只是时间问题，杜方思的主张会否太天真？尽管不认同民族主义路线，杜方思还是要强调：“政权或许可以镇压社会运动，但他抹杀不掉香港人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