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庆

杨元庆（1964年11月12日－），生于中国安徽省合肥市，中国大陆IT界泰斗，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和CEO，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国家高级工程师，享受政府专家特殊津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1993年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优秀青年称号。
1994年 北京市“青年科技企业家之星”奖提名奖。
1996年 第二届中国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
1997年 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等一系列奖励。
1998年 荣获第三届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99年 5月光荣获得“中国五四青年奖章”，同年在《亚洲周刊》的推进亚洲发展的20名千禧英雄中，作为两名中国大陆代表之一入选。
2001年 6月获得“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的“亚洲之星”称号。
2003年 被中国媒体评为2002年度十大明星企业及十大最具价值经理人之一。
2004年 杨元庆入选“2004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05年 被《财富》杂志亚洲版评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业领袖。
2006年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8年，被《财富》中文版评为“2007年度中国商人”，成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福布斯发布“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CEO薪酬排行榜”，杨元庆以7872万元的年薪名列H股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名。
2012年 当选201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2014年 杨元庆入围2014年度华人经济领袖。
2015年 2月11日荣获人民网主办的“2014中国互联网年度人物”称号。

杨元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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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64年11月12日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国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民族	汉族
母校	上海交通大学（本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
雇主	联想集团
头衔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前任	柳传志
配偶	孟秋月

目录

生平

早年

籍贯宁波市定海县（今舟山定海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幼年时父母均是资优知识分子，从小学习成绩均十分优异，尤其理科成绩。1982年毕业于合肥一中，并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1986年本科毕业。1989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

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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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有AI · 联想高校AI精英挑战赛”上，联想集团董事长长兼CEO杨元庆回忆了大学时光，并透露他是怎么与电脑“结缘”的。

杨元庆介绍，他入学时，上海交大只有一台王安的小型机，快毕业时才接触到PC电脑。

“我的毕业论文就变成了玩游戏，天天玩游戏，玩完游戏把它的说明书给写出来。”杨元庆说，当时学校购入了很多软盘，但他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因为没有说明书。就在那时，他开始接触PC的软盘游戏。

与PC的频繁接触让杨元庆感受颇多。杨元庆认为，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计算机网络、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先后三次大的工业变革。

“当年我有幸成为第三次变革的亲历者。而现场的同学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由AI人工智能所驱动的智能化的变革”，杨元庆说。

联想集团

• 1989年，杨元庆加入联想，是公司首次公开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之一。 1989年—1991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Sun工作站事业部项目经理。第一份工作给他带来了失败的体验，那是他为公司起草的一份投标书——代理IBM的个人计算机，投出以后他才发现自己的报价比竞争者高了一倍。买卖没做成，却给他留下了第一个销售经验：原来价格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最初三年，杨元庆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默默无闻，但他坚忍、有毅力，表面平静却在内心里潜藏着无限激情，而且还善于学习，这都为他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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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在此后的两年里，杨元庆把它的年销售额从3000万元增加到3亿元，并开拓出新的销售模式，成功引入“分销”的新概念，并多次获得美国惠普公司“全球最佳代理奖”。
• 1994年，杨元庆出任联想电脑公司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在其带领下，当年联想自有品牌电脑销售出4.2万台，跻身于中国市场三甲之列。杨元庆也因此被中国各界誉为“销售奇才”、“科技之星”。时年杨元庆29岁。
• 1995年，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助理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是年联想电脑以超出130%的速度增长，以年销售10.5万台稳居国内市场前三名，成为国内电脑市场销售前5名厂家中唯一国产品牌电脑产品。
• 1996年，杨元庆晋升为集团副总裁。 杨元庆领导的联想电脑公司取得中国PC机销量第一名，同时拓展了自有品牌产品线，向服务器产品方向、向笔记本电脑产品方向投入了研发、制造、销售资源。
• 1997年，联想电脑夺得中国市场PC销量第一。
• 1998年，杨元庆任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联想电脑公司总经理。 在他的领导下，联想电脑继续位居中国市场PC销量第一，首次进入亚太前五。这一年，联想制造的第一百万台电脑下线。
• 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兼联想电脑公司总裁。联想电脑销量达到262万台，再次夺得亚洲（不含日本）销量第一，笔记本销量11万台，产品线进一步丰富。自1997年起，联想电脑一直是中国最畅销的电脑品牌，2013年7月，联想跃升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厂商。2010年以来，联想开始拓展移动互联业务，现在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厂商，第三大平板电脑厂商，同时是全球x86服务器市场第三。

• 2001年，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 2004年12月8日，杨元庆出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 2009年2月5日，联想集团宣布联想集团创始人兼董事柳传志将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现任董事局主席杨元庆接替威廉·阿梅里奥担任公司CEO。

• 2011年6月17日，聯想大股東聯想控股，在聲明中指出，楊元慶已從聯想控股購得7.97億股聯想股份，但未有披露作價。交易後，聯想控股佔聯想股權，從42.82%降至34.82%，但仍為最大股東，楊元慶個人持有的聯想股權則增加了8個百分點至8.7%。

• 2011年11月2日，杨元庆接替柳传志，再次成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 截至2013年11月20日，楊元慶持有聯想股權7.68%。

• 2014年5月30日，根据联想集团在港交所提交的报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2013年的薪酬达到213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3亿元，较2012年的1460万美元年薪大幅上涨46%。联想集团称，由于在2013-2014财年内公司业绩出色，公司给予杨元庆的奖金和长期激励奖励大幅增长，推动其薪酬上涨。

最新动态

杨元庆：当下的不确定性，让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化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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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杨元庆演讲实录：

过了年之后，大年初二我就去了美国，也是想近距离的去看一看、听一听我们这位新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是怎么样“把美国搞乱，把全球搞乱”，更想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神功，能够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取得天下大治。

应该说，真是不失望，过去十几天的时间里，就跟放连续剧一样，每天都有新闻。今天禁穆令，明天解禁穆令，后天又冻结解禁穆令，光法庭就上了好几次了。今天发Twitter，今天怼向墨西哥，明天又怼向日本。今天是大棒，明天又胡萝卜。所以，真得像看连续剧一样，很有悬念，都期待着看“下一集”。

全球化进入中国下半场

言归正传，今天要讲的的确和特朗普上台有关，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脱欧也好，意大利公投也好，以及这次特朗普上台，无一例外都在印证着一个新的趋势，一个和我们过去所熟悉、所推崇的趋势完全相反的趋势，就是逆全球化的趋势。确实，新一轮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和变化，特别值得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去思考如何应对、如何应变。

其实我一直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里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充分利用全球化，找到自己的定位来发展自己，未来也仍将受益于全球化。同时中国也有能力，有实力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为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同的是，作为全球化的主体，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我们需要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全球化下半场的特征、风险以及机会，从而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新的变化。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来自汤森路透的数据：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额达到了2210亿美元，是前一年1090亿美元的2倍，再创历史新高。在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企业加快了向海外市场拓展的步伐，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跨境并购的主要国家。从2014年~2015年，中国企业的跨境交易金额增长了10倍，2016年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一。

在并购交易飙升的同时，中国企业全球化的主力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民企海外投资量和总额已经超越了国企。在超过10亿美元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半壁江山，达到60%。与此同时，投资领域也愈加多元化，过去多是能源方面的海外并购，而现在能源资源领域的投资占比已经下降到不足20%，而第三产业的并购占比在迅速增加，像海尔收购GE家电、万达收购传奇影业、腾讯并购游戏厂商Supercell等等，也包括我们收购Moto和IBMSystem X，美的以300亿人民币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更是开启了中国企业收购高端制造业之先河。所以事实证明，当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不仅开拓了新的市场，也在加速自身的转型升级。

逆全球化和推动全球化力量进入新博弈期

而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入下半场的另一个因素，恰恰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全球新的变数，也就是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

之所以有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趋势，这也跟中国和像中国一样的发达国家有关，我们很好地利用好了这个全球化进程，找准定位，快速发展，从而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谓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上半场，就是城里面的大户人家，过去只是想从农村找些仆人来，替自己服务，做些下人的活，在自己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待遇的同时，也可以美其名曰共同富裕、共同发展。但是没想到这个仆人进了城以后，赚了一些辛苦钱，把它攒了起来，寄回到自己的村里，搞投资，也发展起来了，也成了个大户人家，也有一帮小兄弟，甚至娶了城里人的小姐做媳妇。这回人家就坐不住了，说你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公平，不公平的汇率，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偷了我们的财富，偷了我们的工作，偷了我们的知识产权等等，所以今后就不带你们玩了，我们还是把门关上，回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去。

姑且不说这些大户人家还能不能靠那些养尊处优的，或者是好吃懒做的人再次喂饱自己，享受低成本的商品、高水准的服务。刚才说富裕起来的这些下人、仆人们正在兴头上，怎么能让好日子溜走呢？于是就要共同富裕，要搞农社。那就要有个领头的，什么样的人具备领头的条件？比照原来大户人家的领头人，高富帅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的事情，必须有钱，但同时又要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愿意开放市场。于是，就责无旁贷地挑起了这份农社主席的责任。

所以说，当下的博弈和不确定性，恰恰给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充当先锋，成为新的全球化领头羊的机会。这两年我们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来建立亚投行，成立金砖国家银行等等，跟沿线国家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也为我们进一步把握住引领全球化的机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而对于中国企业来讲更是如此，逆全球化的趋势反而会给我们的全球化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曾经率先靠经济一体化发展起来的日本、德国等外向型的国家，在逆全球化抬头的今天，反倒成了首当其冲被影响最大、最早的经济体。特朗普锁国的政策已经针对德国、日本进行了制裁了，这些市场的企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给了中国企业利用自己的资本优势、制造优势来进行全球资源整合，给我们带来难得的机遇。

中国开放市场需要进一步全球化

但是在充满机遇的全球化的情况下，光靠国家投入资源，企业奋发图强也还是不够。中国市场也同样需要进一步的“全球化”。

我们上一轮的全球化让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朋友圈”，不仅如此，中国加入WTO，中国也开始被朋友们倒逼着改变自己的游戏规则，加快了内部的改革。WTO的规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我们按照WTO规则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带动了不少改革举措，这对中国过去这些年的飞速来说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和很多发达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

在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治理的框架，全球贸易的游戏规则也都在发生着剧变。对中国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加快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让外资能够更加顺畅的走进来，能够打破行业垄断，打破国企垄断，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从而让人家承认我们市场经济的地位，为中国市场更好的与海外市场完美的对接来提供良好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总结起来，我认为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全球化需要在下面一些方面予以关注，最好是能拿出解决方案。

首先，当然是进一步开放市场。过去中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成本优势吸引了不少外资，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外资的进入，为中国成长为“世界的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这些要素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我们的很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不再是外资青睐的香饽饽，甚至很多外资企业都把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像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而在服务、金融、能源、通信等市场，我们的市场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是闭门锁户久不开。

其实中国已经告别了低成本发展的阶段，这个趋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与其盯着优势不在的低端制造紧锁，不如开放，放开准入限制，这样可以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来吸引投资，还可以让国内企业在多元化的跑道上对标全球一流企业，倒逼垄断行业改革，倒逼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从而更有进取心去成长，去国际化，去全球化。

其次，市场更开放的同时我们还要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市场化。过去中国经济作为政府主导，国有经济竞争不完全、不充分，政府的行政干预也很大程度的导致政府、市场边界不清。很多行业政府既是运动员也是裁判员，长此以往中国不仅在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被吐槽，中国企业如果不能真正靠着市场经济来取胜，也是很难真正的做到国际化、全球化的。当然对于外资来讲，中国市场吸引力也会下降。所以政府需要创造更加市场化的环境，让各类企业，尤其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的使用生产要素，等的参平与市场竞争，平等的受到法律保护。近期，我们看到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我们当然希望步子能更大一些，走得更坚决一些。

当然光靠民营企业的发展还不够，还得打造一批有规模、有信誉的全球化的大品牌、大企业。全球化的主攻手还得是大品牌、大企业，只有大企业才能让全球资源的利用效果做到最高，才能具备与其他跨国企业在全球竞争的综合实力，他们才是中国市场全球化的主力军。所以我们的政府应支持领导企业踏踏实实的练内功，打造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与跨国企业一争高下。

一旦企业进入全球化角逐的战场，综合实力就成了必杀技，没有本土市场的坚强后盾、良好保障，是很难取胜的。政府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帮助企业提升能力。

最近福耀玻璃的曹董事长成了网红，他在美国投资，算了细账，做了中美两国生产制造的对比。结论是除了人工成本中国低于美国之外，水、电、天然气都是美国更便宜。尤其是中国税负要比美国高了不少，曹先生这本账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共鸣，引起了业界的热议。

而事实上，近些年中国市场除了人工成本大幅成长以外，其他的生产要素，像房价、电价、水价、油价、流通环境的成本的确都在大幅上升，而政府的税收，政府基金、社保缴费以及几百项的收费都理所当然的推高了企业经营的成本。

此外，像我们的税收结构也有不尽合理之处，像把消费税完全以增值税的形式转嫁给企业，并由企业预先扣缴，导致消费税在企业内累积，占用企业资金。高达17%的增值税，也是各国增值税中相对比较高的，导致我们整个宏观税负接近40%，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自带高冷范儿。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既是企业方面的竞争，也是经济体制层面或者是政府层面的竞争。随着税负负担和各类要素成本更低，谁的企业个有发展活力要看这些因素。而这就要求我们政府发展改革，减少税负，为企业松绑。当然要实现税负的减少，没有政府的政策也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最后概括来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而如今全球化下半场对中国和中国企业来说依然是机会大于挑战，尤其是美国等国家的逆全球化趋势，给了我们成为全球化、国际化引领者新的机会。

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也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胆地走出去，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将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推动国际、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打造真正能够驾驭国际市场的成熟经济体系，锻造出一批真正有实力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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