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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其父亲杨卓茂曾任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杨淑慧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因此杨淑慧经常到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结果,两人一见钟情。但周佛海在湖南家乡已有妻子,但杨淑慧依然积极追求周佛海。两人结婚时,周佛海已有家室的情况被上海报纸披露,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杨淑慧的父亲看了报道后,非常气愤,态度坚决,不许女儿再与周佛海见面,但平时温柔乖巧的杨淑慧居然撬开窗户,与周佛海私奔,去了日本。抗战期间,杨淑慧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投靠日本,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周佛海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杨淑慧四处奔波、打点。最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佛海的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周佛海病死狱中。1949年后,杨淑慧留在大陆。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年去世。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杨淑慧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上海

逝世日期 1962年

丈夫 周佛海

与周佛海

杨淑慧,祖籍湖南湘潭,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在当时的大上海小有名气。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女子可比。杨淑慧思想比较新潮,属于新女性,追求自由婚姻。杨淑慧家与李达家相距不远,杨淑慧经常到新婚不久的李达家玩,因此认识了周佛海。眼前这位穷酸留学生周佛海虽然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杨淑慧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杨淑慧后来在《我与佛海》一文中,回忆了她与周佛海由认识到同居的详细过程。她与周佛海第一次相识是在李达的家里,当时她显得十分拘谨,周佛海却态度大方,说话随便,而且"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美的脸孔,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在周佛海的一生中,其妻杨淑慧,是一个值得说一说的人物。周佛海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还经常光顾妓院,染上了花柳病。他的一生又仿佛是一只在女人群里飞翔的风筝,而这放风筝的人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杨淑慧,一个左右周佛海一生的女人。杨淑慧出身于湖南湘潭名门,帮周佛海布置过中共"一大"会场。她生性泼辣,处世圆滑,见多识广;不干预政事,却酷爱敛财,是周家的小财政部长。在上海解放后,她帮助政府寻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做了一件好事。

私奔事件

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6岁时,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郑永汉的女儿,叫郑妹,比周佛海大3岁,按当地风俗来说是"女大三,抱金砖"。郑妹长相俏丽出众,虽然没有进过学堂,但因家教好也略通文字,且两家人世代联姻,相互熟悉。结婚一年后,郑妹为周佛海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周淑海,两年后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周少海。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就决定给二人做媒。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曾多次对父母讲将来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周佛海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一时不知如何处理眼前这件事情,但他又为青春妩媚、受过良好教育的阔小姐即将到手而兴奋不已,想到乡下那个文盲老婆时,周佛海真是恨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王会悟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为你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与杨淑慧坠入爱河。暑假很快就结束了,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从日本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机会,再次见到杨淑慧,并直接向杨淑慧求婚。杨淑慧后来回忆说:"那可以说出于我意外,但也可以说正是我意中的事。"还是初恋的杨淑慧毕竟才20岁,她没有直接答应周佛海的请求,而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周佛海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了,他的一举一动早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可是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杨淑慧父女看到这则消息后呆若木鸡。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从此与父母中断联系,直到她与周佛海第一个孩子在日本出生,她的父亲才同她通信。初到日本时,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贫,但日子过得十分愉快。1922年10月20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一个男孩,叫周幼海,抗日战争后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后在上海公安局任科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的牵连,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20年。关于周幼海的出生,周佛海有如下记载:"幼海是京都出世的,当时穷得要命,淑慧生产时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以后时常帮助淑慧抚养小孩。""多了一个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在苦心焦思,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小孩大声啼哭,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生产之后不到四天就起来烧饭,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她去买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来,刚好那时她回来,已经满屋都是烟,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到10分钟,房子就会烧掉,小孩也要葬身于火窟了。"二人真是患难夫妻。

感情冲突

杨淑慧还是一个有主见、敢做敢为的人。早年她曾经冒着坐牢的危险,给共产党当交通员。周佛海投奔汪精卫当汉奸时,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杨淑慧,周佛海只得反复做其夫人的工作。杨淑慧外表既淑且慧,但性格刚强,泼辣凶悍,伶牙俐齿,爱唠叨,得理不饶人,一旦将其惹急了,混闹起来,就会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周佛海因而惧她三分。二人虽是患难夫妻,但杨淑慧在情感上缺乏温柔的一面,也给周佛海寻花问柳提供了可乘之机。

周佛海对杨淑慧的感情是很深的,即使在他生活中出现第三者时,他内心对其妻还是割舍不下的。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时,在南京就常常与一个叫陈曼秋的女人厮混。1937年8月4日午后,周佛海在陈曼秋家呆了三个小时,两人涕一把,泪一把,仿佛生离死别,可以说是"凄绝人寰"。晚上9点多,周佛海回到家中,因中日已经开战,遂决定先送其妻去长沙躲躲。想到将与妻儿别离,他"未免依依,惟不敢表示,恐淑(慧)伤心",夫妻长谈了三个多小时。蒋介石对周佛海在生活上的不检点进行过多次指责、批评,使得周佛海对蒋介石极其不满,这也是周佛海后来投靠汪精卫的原因之一。

周佛海与杨淑慧最严重的一次感情危机是因为筱玲红。早在1941年四五月,汪伪特工总部的吴四宝在家里开堂会唱戏,目的就是要巴结汪伪集团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他请来京剧名角"小伶红",亲自替周拉皮条。周佛海与"小伶红"一见倾心,立成好事。当时"小伶红"的年纪不过十七八岁,可以任周摆布。周怕老婆杨淑慧的泼辣,就将她藏在亲信孙曜东的家中,常去幽会。杨淑慧探悉此事后大发雌威,她叫来许多人拎了马桶到孙家大打出手,将孙曜东弄得满身粪汁,狼狈不堪,"小伶红"被吓得脸色刷白,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周佛海事后也毫无办法,只好答应分手。"小伶红"还替周佛海养了个女儿,杨淑慧死活不认账。再后来,周佛海又把"小伶红"改藏在法租界雷上达路岗田酉次家中,岗田是日本人,当时担任汪伪政府的经济与军事顾问,因为杨淑慧还是害怕日本人的。周佛海几经折腾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解决家庭矛盾,将筱玲红唤来,当着杨淑慧的面发誓二人从此不再来往。但过了20多天,周佛海又控制不了自己,故伎重演,事后自己又后悔不迭。他在日记中写道:"盛气之下,对淑慧甚为失言,愧悔无已。"杨淑慧对此也自有一套办法,就是周佛海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但还是看他不牢。1944年周佛海心脏病发作,他独自到日本东京治病,又和日本护士金田幸子搭上了,并干脆立其为侧室,还生了个女儿,名叫白石和子。这一次杨淑慧只得忍耐,因为对方是日本人,她惹不起,不像"小伶红"那么可欺,况且这次为周佛海拉皮条的是汪伪经济顾问岗田酉次。

为了能牢牢拴住周佛海那颗心,杨淑慧曾为周佛海买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名叫月娟,名为照顾周佛海的生活,其实专供周佛海蹂躏,成为周佛海发泄的工具。直到1944年12月8日,月娟才离开周佛海,周佛海为此在日记中记载道:"月娟去矣,后会必不可期,又是一场春梦!伤感之情,岂能抑耶?"除了在外包养女人,妓院也是周佛海常常光顾的地方。上海会乐里长三堂子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妓院,周佛海就是那里的常客。有张小报曾登过周佛海的一段艳事:有个叫真素心的名妓死活要周佛海给她写副对联,周的字迹奇劣,但文才很好,立刻挥笔写就:"妹妹真如味之素,哥哥就是你的心。"在当时传为笑谈。

抗战期间

抗战期间,杨淑慧追随周佛海叛国投敌,投靠日本,沦为汉奸。但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周佛海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中国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在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杨淑慧当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杨淑慧抗告后仍被驳回。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除夕。满城的迎新年爆竹声,使杨淑慧心头酸痛无比。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被枪毙。杨淑慧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色刷白,知道定有急事,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被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等到大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声,犹如万箭穿心。大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站起来走了。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说:"……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晚年时期

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回忆说,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当年中共"一大"会址,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大上海,何从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帆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之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

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随后,杨淑慧自己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经过确认,此处果真是李公馆。此后详细的报告报到北京,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件事,为了慎重,决定由董必武再亲自去一趟,加以证实。董老看后,证实那就是李书城的家,是中共"一大"开会所在地。董老接见了杨淑慧,并表扬了她。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的本来面目。

杨淑慧为了救丈夫,积攒的钱全部花光了。解放初,虽然为寻找"一大"地址得到政府表扬,但不久"潘扬案"牵连到她的儿子周幼海,杨淑慧也被株连入狱,1957年1月被释放出来。此后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上海一个破旧的小阁楼上。1962年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