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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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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1] 。明代广东省归善县塔子湖(今属惠州桥东)人[2] 。杨起元是明代名儒,尊 罗汝芳为师,以理学著。 张居正恶讲学,汝芳被劾罢,而起元自如[3]

国籍: 中国

逝世日期:1599

民族: 汉族

中文名 :杨起元

出生日期:1547

目录

1个人档案

人物生平

2著作

影响

清明追思之东江魂系列杨起元

杨起元的“君师观”

1个人档案

  姓名:杨起元  

  性别:男

  出生年月:不详

  别名:字贞复,号复所

  朝代:明代

  籍贯:广东省归善县塔子湖(今属惠州桥东)

  民族:汉族

  身份: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少聪颖,8岁能作诮鬼文;

  15岁被贼俘掠,从容赋诗得释。

  隆庆元年(1567)中解元,万历五年(1577)成进士。

  历任编修、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摄吏部、礼部尚书事。

  万历二十六年(1598)召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因母卒未任,持丧归乡。次年9月在惠病逝。谥文懿。

2著作

作品

杨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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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字:

       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杨子学解》、《论学存笥稿》、《杨子格言》、《杨子政序》、《天泉会语》、《平氛外史》、《白沙语录》、《仁孝训》、《识仁编》、《杨文懿集》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著书评注《维摩经》,编《诸经品节》,收录佛家《楞严经》、《金刚经》等经书12种,卷目自题比丘,《四库全书提要》亦觉“骇怪”。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为《太上感应篇》作序,并将《阴符经》、《道德经》等16种道书编入《诸经品节》。

影响

         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

  在惠州建敦仁书院,讲学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资助筑平湖堤并作《重修平湖堤记》,盛赞乡人名无所取,利无所求。而只动于为人之义,力必出身。诗、文俱佳,惠州诸志录有其关于惠州的《山中植树》、《东莞伯祠》、《蝴蝶洞》等诗,以及《超然亭记》、《叶梦熊墓表》、《河源制府湖记》等。《明诗综》采其《送王云五》一首,有佳句云:“水活鱼争长,花繁鸟欲娇。”逝世后被祀于五贤祠。乡人在四牌楼《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扬之。

清明追思之东江魂系列杨起元   杨起元(1547~1599),字贞复,号复所。明博罗泊头村人,后迁居归善塔仔湖(今惠城区桥东)。少聪颖,8岁能作诮鬼文;15岁入府学。明隆庆元年(1567)乡试中解元,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司业、司经局洗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右侍郎摄吏部、礼部尚书事。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召为北京吏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因母卒未任,持丧归乡。次年9月在惠病逝。谥文懿。

  杨起元是明代名儒,尊罗汝芳为师,以理学著。曾任广州禺山书院山长。治学“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为宗,而要归于孝、弟、慈”。认为善恶皆人之所有,百姓之恶亦有其根源,圣人之善也有其条件。据此提出:“凡属于己者,有善务须看到无,无恶务须看到有;凡属于人者,无善务须看到有,有恶务须看到无。”由此承认人的欲望的自然性和合理性,肯定了人的存在的现实性。著述甚富,有《证学篇》、《证道书义》等。宋元以来,儒必辟佛,杨起元却学不讳禅,儒佛合一,除佛家外,还推广道教书。

  在惠州建敦仁书院,讲学永福寺,纂修《惠州府志》;捐资助筑平湖堤并作《重修平湖堤记》,盛赞乡人名无所取,利无所求。而只动于为人之义,力必出身。逝世后被祀于五贤祠。乡人在四牌楼(今中山北路)立牌坊“盛世文宗”褒扬之。据惠州市志

 杨起元的“三教合一”思想浅谈

  为诠述“三教合一”的思想,杨起元把三教的共性总结为“治世”与“济世”,其关系尤如其在《论佛仙》文中所言:“三教皆务为治耳,譬之操舟,然吾儒捩舵,埋楫于波涛之中,二氏乃指顾提撕于高岸之上,处身虽殊,其求济之理则一”。

  按:杨起元用水上行舟来表述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二氏与儒家的治世方式不同,但其济世的目标是一致的,且二氏对儒家的发展有帮助和起到积极的作用。

  朱元璋说:“仲尼之道,删诗制典,万世永赖,而老子亦与之齐,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给济之理一,世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按:杨起元将朱元璋的“佛与仙同其幽灵,乃暗助王纲,益世无穷者也”,称为“暗理”,佛道的“暗理”已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佛道的思想已在社会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为浅薄者未能识。

  “灵谷寺僧则谓:‘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公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言之甚切,乃悟日:‘存二氏者,有高皇之识可也。暗理之功,非浅薄者所能测。然闻之宿德,大略有三:子贡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孔子之门,自颜会之外无闻焉,秦汉以还,微言中绝,不复知道为何物,而佛之教能使其徒守其心性之法,递相传付,如灯相禅,毋令断绝。及至达摩西来,单传直指,宗徒布满,儒生学士从此悟入,然后梢接孔脉,以迄于兹,此其“暗理”者一也。

  按:“人主之财,皆为民而用,下至人卿辅相皆无可施之财”,这些来自佛门而非儒门的思想哲理,令儒学的杨起元感悟至深。其实朱元璋也知道这“暗理”的作用。在孔圣人的年代,佛学未入中国,没有圣人对佛学的注解,直到达摩西来,佛学才被逐步认识,且影响着儒家的思想,亦有“稍接孔脉”者。其实,佛学已对儒学及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暗理”的作用之一。

  又:“由周而来,潜越奢侈,人福消损,大者覆其茅土,小者不能有其百亩,至秦益甚,二世而亡,夫亡者非人主终其天禄,自公卿大夫士庶禄莫不尽然后亡,倘有一焉?为天所禄犹足以相维也,其禄所以尽者,何也?为其享之过也。佛之教,首檀波罗蜜示人喜舍身,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持钵行乞,犹必苦行,以报四重恩,示人惜福如此。士人之福厚则公卿大夫,公卿大夫福厚则人主安,可以相保千万亿年无争乱杀戳之事,而运祚长永,此其“暗理”者二也。

  按:杨起元将周秦的灭亡归结为社会物欲横流、贪图享乐、不修心性,“享之过也”。而佛教让人惜福、修性、节欲。且有社会公平的意识,只有所有人福厚“人主才能安”。这是佛教对儒教“暗理”作用之二。

  又:“自人之福不齐,鳏寡孤独之民而亲戚邻里莫之相恤也。生于鳏寡孤独之中者,禀天地之专气,其聪明才多,异于人,而科目不能收也。佛法力广大,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即足以恤四等于其中,而其学无方,其法不可思议,又足以收异才于其内恤也。为人主而恤收也,为人主而收天下,阴受其赐而不知。此其”暗理“者三也。

  按:社会有贪富之差,多有“鳏寡孤独”之民,且多朝廷无法抚恤者。而佛法教人向善,“归依者众,施舍者博”。同情弱者,使弱者得到社会的帮助,又为社稷分忧,人心变得乐善好施也是佛教“暗理”影响之三。

  又“至于仙持世尤苦,自雨矅、三光,风、雨、露、山、川、岳、渎莫不有主,以信天地之,令应下民之求,迅速而不滞、坚确而不爽,皆神之所为,而仙之所修也。人熟之者谓之”“暗理”。

  按:杨起元认为:道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的崇拜及心理欲求,有求必应,百姓安生,皆“暗理”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起元对佛教“暗理”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解释,用他的观点去诠释佛道二氏已经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对有些儒者漠视这种影响的存在,而主张“三教合一”。

杨起元的“君师观”   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达成经世实用,而罗近溪一脉却有不同于王学的经世思想,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而罗近溪上、下行路线均走,讲学必述朱元璋的“圣谕六言”,认为朱元璋“直接尧舜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这是罗近溪一脉不同于其他阳明后学的观点。杨起元说:“余之学,盖师盱江近溪罗子,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延接后学,有所阐演,必以高皇圣谕六言为称首”。而杨起元对“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表现得尤为突出,通篇贯述于其著作中,他把君师关系引为盂和水:“君,盂也。臣,水也。盂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君正臣就正。怎样才能使儒者上言呢?杨起元认为:"人臣以道自重,必与其君志同道合,然后可言。至遇有道之君,而为臣者学未竟、道未至,即欲有言而不可得。”这种思想容易让人认为是为君权服务的奴儒,具有明显的“政儒合一”的思想倾向。也就是要让君与儒志同道合的经世思想。而要君有道,就要臣先成大儒才进言有道。是否符合阳明学的“正君心之非”?这也是学界需研究解释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朱元璋的“圣谕六言”,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朱元璋的六言恰恰与罗近溪的引与立教的“孝、悌、慈”的理念是一致的,或许可以从这里寻找罗近溪一脉“宪章高皇”把高皇当圣人的答案。

三、经世实用

  杨起元是万历时期倡导佛教为经世之学的主要倡导者,其目的是重在经世实用。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是杨起元的重要理学思想(如:圣学平民化;强调个人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个人潜能;人人皆圣人;积极投身讲学使普通百姓得以教化等)。

  在空谈“圣学”成风的学术气氛中,杨起元把“圣学”转为经世实用,甚至将它面向大众,并以此作为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目的,在“博之释典”后,认为佛学也是经世之学,二氏均有经世实用的功用。因此,他不辟佛老。并在理论上努力调和“三教”的关系,以达成均为世所用。虽然杨起元不辟佛,但其未遁入空门。若用“出儒入佛”的观点去评价杨起元,个人认为欠缺准确。他与李贽、焦竑等被儒者视为“狂禅”的个人行为有所不同。为学而达成经世实用,才是杨起元的重要学术思想。杨起元认为,二氏同样能为经世所用,儒者应正视这种作用的存在,而不是漠然视之。调和三教的关系是目的,而不是让自己变成佛。而阐述这种观点是要冒名利风险的,“近因博之释典,而参之旧学,殆似有可以发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经世言佛,盖言经世者,谤佛。而出世者亦谤佛也。均一谤也,不若言经世矣”。

  实际上佛家未言其谤佛,却被传统儒家的学者抨击其“引佛入儒”。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批评。儒林中出现了像杨起元这样认同佛教的儒者而所形成的居士佛教,使晚明佛教得以中兴。还出现了许多“出儒入佛”者。这当然跟憨山大师等佛家积极在学术上配合,重新诠释佛教经典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以杨起元、李贽、焦竑等为代表的儒者调和三教的学术思想有关。晚明的居士佛教为中兴佛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影响程度也可从我们熟悉的函可身上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1. 中国鹅城网

词条标签: 人物明朝杨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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