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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丰是二十世纪香港的著名银行家、浸信会教会领袖、教育家和慈善家。
浸信会,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1]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此宗派的特点是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始能接受浸礼;实行公理制教会制度[2]。该宗的国际组织为浸礼宗世界联盟(The BaptistWorld Alliance),建立于1905年,有106个教会团体参加,成员遍及各大洲。
早年生平
林子丰在1892年11月6日生于广东汕头揭阳县金坑,其父林绍勋在乡村教书,后来成为浸信会牧师。14岁时,林子丰成为基督徒。他早年就读于浸信会揭阳真理中学,其后转读汕头礐石中学。1911年,他前往北京协和医学堂学医,但后来回厦门同文书院修读外语和商科。1920年,林子丰于家乡揭阳县娶陈植亭为妻,婚后两人育有七子两女。
事业生涯
1916年,林子丰加入伯父在潮汕经营米业的广源盛行,任职英文书记;不久被派往香港协助米号开拓市场,擢升为司理。林子丰后来自组四维公司,出任总经理,进口代理越南无烟煤,并扩充至米业和船务。1926年,林子丰与潮商陈子昭等创立众益轮船公司,业务遍及澳门、广州、湛江、汕头和越南等地。
1922年,林子丰在广州创办嘉华银号,同年6月改组为嘉华储蓄银行。1924年至1931年间,他在上海开设分行,股本增至100万港元。1935年,因为政局动荡,加上日本开始对中国展开侵略行动,林子丰被迫关闭上海和广州的分行。
1935年,林子丰协助促成国民政府与法属越南政府签订《中法越南商约》乙部份。1936年,他获越南皇室颁授龙纹宝星勋章以示肯定。1937年至1939年,林子丰当选香港潮州商会会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林子丰的银行业务受到很大打击。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林子丰的全数业务便告停顿。1945年,香港重光后,嘉华储蓄银行才于香港重新开业。1949年1月,嘉华储蓄银行易名为有限公司。林子丰重整嘉华业务,并一直担任董事长至1971年逝世为止。
1947年,林子丰创立以生产电筒为主的捷和制造厂,其后又成立植丰置业有限公司,并担任两家公司的董事长。林子丰在五十年代开始淡出自己的商业业务,专注于教会和教育工作。他把家族生意交给林思显和林思进等儿子打理,但他仍留任嘉华银行、捷和制造厂和植丰置业三家公司的董事长,直到去世。
教会事奉
1928年至1932年间,林子丰因一场大病,获得神的医治,彻底改变得了他的一生。他省悟到金钱并非一切,他看到神的恩典彰显在他的身上,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他随即积极参与教会事奉和公益工作,减少追逐名利金钱。
林子丰热衷于浸信会教会事工,1939年,他参与创立了九龙城浸信会。他与妻子成为该会第一届执事外,他还终身出任该会执事会主席。他曾在坚道浸信会主持该会的财政部和传道部。他亦曾出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及九龙城浸信会执事会主席。
1962年,林子丰夫妇捐出12万港元用来兴建九龙城浸信会新堂。林子丰在1938年参与创立基督教蒲岗福音堂,并当选值理会主席,后来福音堂改组成为九龙城潮语浸信会。同年3月,香港浸信会联会成立,林子丰获邀出任执委之一,负责主持战时救济工作。1941年,他获选为终身浸联会主席,指导并见证着二战后浸信会在香港的急速扩展。
从1930年至1932年,林子丰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董。1933年至1934年间和1939年至1956年间,他两度出任青年会会长。1938年,他兼任粤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随军服务团的港方主席,并在1947年一度兼任青年会总干事。1956年至1959年,他再获邀出任名誉会长。1936年6月14日,宋尚节博士到达香港布道时,就住在林子丰家中。当时香港成立了五十队布道团辅助,林子丰被选为布道团团长。
林子丰是香港与美国和海外浸信会的重要沟通桥梁。1955年,他首次以香港代表身份到英国伦敦出席第九届世界浸联会大会,当选为大会副会长,并获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浸会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他连任第十届世界浸联会大会副会长,并于巴西出席大会期间荣获巴西荣誉公民及里约热内卢城市之钥两项殊荣。当他转往美国访问时,又获颁德州荣誉市民和北卡罗莱纳州荣誉公民及城市之钥等殊荣。1965年,他到美国出席第十一届世界浸联会大会时,分别获得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 和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成功筹得20万美元用作支持浸会书院的建设。
慈善工作
林子丰积极参与社会公益,1935年,他为家乡揭阳县出资修建引水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透过教会作了许多救济工作,1940年,他为国民政府号召在港澳地区为救国公债筹款,超额筹得超过200万圆法币,获国民政府授予「忠义为怀」牌匾一块以示感谢。
逃避大战居住澳门期间,林子丰出任澳门粮食管制委员会常务委员暨国际难民赈灾会委员,协助当局应对战时大批难民涌入当地的挑战。1945年,香港重光后,林子丰从澳门带了大批无烟煤到香港,协助解决煤炭物资不足的问题。
林子丰在战后也关注香港的居住问题,当时中国大陆大批难民为逃避国共内战而逃难来港。1950年1月,难民在九龙城东头村搭建的木屋区发生大火,烧毁木屋6,000间,20,000多人无家可归。当时的香港政府未有全面的公共房屋政策,林子丰便成立参与港九各界联合救济九龙城火灾难民委员会,并捐出1,000港元接济灾民。期间,他多次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身份,在电台呼吁市民响应捐款赈灾工作。他又出任九龙城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副主席及建设小组委员会,在火灾原址设立了「博爱村」以安置灾民。
1946年,广东省水灾惨重,林子丰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各堂会及学校捐款救济,结果筹得款项港币$1700元赈灾。
林子丰不忘关注救济工作,并洞悉社会上不足的福利医疗事业。50年代香港人口急剧上升,然而本地政府的医疗服务却未足以应付。1952年,林子丰「寓道于医」,提议成立医务部,筹备浸信会诊疗所。为了兴建更大规模的浸信会医院,林子丰多番游说后获政府拨地兴建浸信会医院浸会学院。1963年,香港浸信会医院正式建成开幕,令更多人得到医疗保障。
教育工作
在教育方面,他于三十年代担任广州浸信会培正中学校董,并协办广州培正中学香港分校。1933 年,他在香港何文田创办香港培正小学,亦于1935年开办初中。1941年香港沦陷后,1944年,林子丰在澳门义务担任广州培正中学和广州培道女子中学两校校长,接济不少落难师生,并协助两校渡过战时的困难日子。
战后,林子丰返回香港重整浸信会的教育工作。1946年,他出任香港培道中学校长、校董及监督,并协助向港府争取拨出土地兴建校舍。1950年,他义务出任香港培正中学校长,成功游说港府答应批出毗连原校舍旁的大幅土地作扩充之用。林子丰在任香港培正中学校长15年,1958年至1959年,他兼任校监,期间学校获得各界不少捐助,中小学部学生人数达数千人之多,成为香港着名的中文学校。1965年,他卸任校长后,获邀出任香港培正中学校监一年。1963年至1970年,他又出任澳门培正中学校监。另外,林子丰自1926年起出任九龙城民生书院校董,1955年5月起出任校监兼校董会主席。
1950年,林子丰出任浸会神学院筹委会主席。1951年,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正式成立,他更出任董事会主席及神学部部长一职。1959年,港府在林子丰推动下同意在窝打老道浸会书院校舍旁边兴办一所香港浸信会医院。
林子丰对教育事业的专注,使得香港政府邀请或委派他作多个团体机构的领袖。他在1951年获邀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会副会长;1952年,他当选香港教师会历来首位华人会长,以及在1954年出任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1951年,林子丰被港府委派为香港高等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检讨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1955年,林子丰为了发扬浸信会的办学精神,向浸联会建议倡办一所浸信会专上学院,并由他出任香港浸会书院筹委会其中一名委员。1956年3月5日,浸会书院正式成立,他义务担任校长至1971年逝世为止。1970年,林子丰在庆祝与妻子的金婚纪念时,捐出港币50万元兴建大专会堂,让书院有举办典礼的场地。
林子丰为了香港浸会书院和香港培正中学的发展,成功地为两校争取香港政府拨出土地以作扩充,并促成港府在1970年认可浸会书院为注册专上学院。浸会书院后来于1972年改名浸会学院,更于1994年获港府批准正式升格成为香港浸会大学。
林子丰着重灵性之熏陶和训练来达到理想的教育。他认为一个人除了拥有学问之外,亦需要有良善的品德和高尚的思想。他相信基督信仰就是导人向善的最理想方法。对林子丰来说,最理想教育方法是「寓道于学」,学识与灵性互相配合,人除了拥有学问之外,亦需要拥有品德上的修养。传道与学校教育在林子丰眼中有着密切关系,不可分离,「寓道于学」不但可以使学生灵智并重,更能传扬福音,使学生加入教会。林子丰主张以启发性的教育方法取代传统的灌注式教育方法。他着重启发式教育,专心启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步入自学的道路。林子丰认为教材应该与学生日常生活及环境互相联系,使学习与日常生活距离拉近,刺激学生学习兴趣,使学生可以学以致用。
1971年4月17日上午,林子丰因为中风病逝于香港浸信会医院,终年78岁。林子丰是一位杰出的华人基督徒,他虽然离开了,但他对教会、教育和社会的贡献却是极为宝贵,他的成就大大造福了后人。林子丰是20世纪香港教会及社会的杰出人物,他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爱主爱人,是众人的典范;他一生永不言休的精神永远受人记念。
参考文献
- ↑ “清教徒革命”中的激进主义,新浪网,2020-10-12
- ↑ 主教制、长老制、公理制、家长制、无政府主义制的简要区别,个人图书馆,2019-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