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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 ),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1950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生获得21次提名,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英国功绩勋章。直到格林去世,他一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威廉·戈尔丁将他评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同时,格林也是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曾对他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格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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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 ),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1932年,以《斯坦布尔列车》成名。1950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生获得21次提名,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1976年,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荣誉奖--大师奖。1981年,获耶路撒冷文学奖。1986年,由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英国功绩勋章。直到格林去世,他一直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威廉·戈尔丁将他评为"20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同时,格林也是马尔克斯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马尔克斯曾对他说:"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格林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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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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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 1991年4月3日),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他的作品探讨了当今世界充满矛盾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他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种能力使他获得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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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个天主教徒,宗教主题是他最擅长的创作主题,但是他强烈反对人们将他描述成天主教作家。他最著名的四部以天主教为主题的小说是《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以及《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他的另外几部作品如《机密代理》(The Confidential Agent)、《第三者》(The Third Man)、《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以及《人性因子》也可以看出他对国际政治或间谍题材也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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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患有躁郁症,这对他的写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的“性格和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还说:“不幸的是,这种毛病也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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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出生在英国赫特福德郡伯克姆斯特德,全名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共有六个孩子,格林排行老四。他的弟弟休(Hugh)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理事长,他的哥哥雷蒙德(Raymond)是一个著名的医生和登山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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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母,查尔斯·亨利·格林和马里昂·雷蒙德·格林,是一个有影响的大家族中的表兄妹,这个家族里包括英国知名品牌“格林纳大王”啤酒厂的业主、银行家还有商人。查尔斯·亨利·格林是伯克姆斯特德学院副校长,校长是托马斯·弗莱博士,他娶了查尔斯的表妹。他的另一位表兄本·格林则是一个右翼分子,在二次大战期间因为政治问题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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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查尔斯·亨利·格林接任弗莱博士成为了校长,格雷厄姆在这个时候也进入了这个学校,做为寄宿生,他一直遭到别人的欺负,几次企图用枪自杀,对外则声称是在玩“俄罗斯轮盘”。1920年他16岁,在伦敦接受了6个月的心理治疗后又回到学校。他的同学中包括克劳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英国著名记者,激进分子)和彼得·昆内尔(Peter Quennell,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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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格林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完成了他的处女作诗歌集《潺潺的四月》(Babbling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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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以二级乙等的成绩从历史系毕业之后开始接触新闻事业,早先在“诺丁汉日报”担任副编辑。在他同事维维安·戴雷尔-布朗宁(Vivien Dayrell-Browning,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天主教,1926年改投天主教门下。2月接受洗礼。1927年他和维维安结婚,生了两个孩子露西·卡罗琳(1933年出生)和弗朗西斯(1936年出生)。1948年他离开了维维安,虽然他和其他女人也有关系,但他从来没有违背天主教教义离婚或者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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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第一本出版的小说是1929年的“The Man Within”,这部作品销量不错,因此他辞去了泰晤士报副总编的职务成为全职作家。然而紧接着1930年的《行动代号》(The Name of Action)和1932年的《黄昏的谣言》(Rumour at Nightfall)均以失败告终。他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1932年出版的《斯坦布尔列车》(Stamboul Train),1934年被改编成电影《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他的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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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格林开始编辑《夜与日》(Night and Day)杂志,格林撰写的关于电影《小威廉奇遇记》的评论谈论到了当时年仅9岁的好莱坞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结果卷入一场名誉权诉讼并失利。格林在他的评论中以一个“中年男子和神职人员”的身份认为秀兰·邓波儿“装可爱”,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对童星现象的第一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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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小说分为两个类型:侦探小说以及悬念惊悚小说,分别偏重于娱乐性和文学性,作品中还经常包含有深刻的哲学思想,比如《权力与荣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因此他认为作品具有文学性是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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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他的写作生涯越来越长,他和他的读者都发现,他的作品的娱乐性和文学性之间的界线越来越不清晰。格林的最后一部作品,1958年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就被指称太过娱乐。《与姑妈同游》(Travels with My Aunt)发表11年后,许多评论者指出,格林采用了全新的,甚至带点卡通味道的语气,这种风格似乎更接近他最后两部小说。他们推测格林似乎已经放弃了给自己的小说分门别类。之后出版的1970年-1982年22卷格林作品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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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还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和剧本,而且深受欢迎。他曾获得1948年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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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在1986年被授予英国功绩勋章(Britain's Order of Merit)。2009年,“海滨”杂志开始连载新发现的格林作品《空椅子》(The Empty Chair)。这份手稿创作于格林22岁的时候,那时候他刚改信了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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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称之为的世界上最原始和偏远的地区。他的这种爱好使他经过姐姐伊丽莎白的介绍进入英国军情六处工作,二战期间他被派往塞拉利昂,在那里他和军情六处的金·菲尔比成为了朋友,金也是他的主管,日后他成为了一个苏联双重间谍。作为一个小说家,格林所接触过的人物,去过的地方都成了自己作品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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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他被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授予最高荣誉奖项——大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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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他被授予耶路撒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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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的作品之一《尼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Nice,1982年),他和他的家族因此卷入了法律纷争。他宣称,在尼斯有组织犯罪盛行,是因为政府上层保护以及司法腐败造成的。这一指控引起了诽谤诉讼,结果格林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并从此在这个阴影下接受煎熬,直到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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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后三年,1994年,尼斯市雅克·梅德桑前市长因腐败和其他罪名被逮捕,格林才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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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住在瑞士日内瓦湖畔的沃韦镇。他的著作《菲舍尔博士》(Doctor Fischer,1980年)就是以当地的故事为基础结合了哲学主题而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他就已不再去做弥撒了,但在他的最后几年又开始和一名西班牙神父莱奥波尔多·杜兰进行接触,并成为了好朋友。他死于1991年,享年86岁,被安葬在沃韦河畔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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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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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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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 ,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属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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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国贼”的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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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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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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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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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于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哪一方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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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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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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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目前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他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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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经常去格林宿合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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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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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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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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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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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十九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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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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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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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销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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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尔比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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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查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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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书中)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现在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作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现在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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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午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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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伏非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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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径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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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钻,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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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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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虚重重的内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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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午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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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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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唯一的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泊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市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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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磅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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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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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刚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唯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据说一条早已离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间谍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军前往拦截,然而没有人被逮捕。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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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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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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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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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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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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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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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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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情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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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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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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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唯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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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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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格雷厄姆·格林首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生提名更是多达21次 ,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诺贝尔奖有50年的保密期,在已公开的档案里显示,在1967年之前,格林就已获得过11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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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格林为什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大致有三点。一个是因为当时格林的作品非常畅销,评委觉得他并不需要诺奖的奖金;二是,格林写过很多犯罪间谍小说,评委认为他不是一个严肃作家。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里写过一个他和格林的故事,格林自己也如此认为的。马尔克斯和格林一次一起乘飞机时,他问格林自己觉得为什么不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格林迅速回答道:"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个严肃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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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的原因是,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对英国作家的忽视,以及平衡获奖人所在地区的关系。在最近瑞典学院解密了50年前的诺贝尔委员会议事纪录,内容显示,1961年,格林距离桂冠仅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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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的候选名单上,格林显然排在首位。评委[[安德斯·厄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当时评价说,格林是个"完全成熟的作家",应该同时考虑他最近的作品和他的"整体成就"。厄院士指的是此前一年格林出版的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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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委员们还要考虑文学版图上的老少边穷地区。厄委员是个阅读范围极广的院士,他觉得当时少有人知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也挺好,且基于波斯尼亚本土历史与文化的原创性更强,因而力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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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安德里奇后来居上,"以史诗般的力量,汲取其祖国之历史,挖掘其主题,并刻画人类命运,"而获颁196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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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为匪夷所思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也流传甚广,就是格林跟某位评委的妻子有染,该评委说,格林拿奖只能从他尸体上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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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格林最终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让很多人耿耿于怀,为格林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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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斯说:"虽然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我,但也是间接授给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读过格林,我不可能写出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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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评委拉斯·福塞尔说:"未授予格林文学奖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错误。"另一位诺贝尔奖评委安德斯·奥斯特林也曾说:"他的名字会为我们的获奖名单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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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唐诺甚至直接称,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诺贝尔最终的获奖名单是可疑的。"格林大概是和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最纠缠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纪录的被连着提名超过二十次,却终其一生没能得奖。当然,这件事较丢脸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文学院)那班人,意思是,长达二十年以上的时光,他们的文学奖最终名单一直是可疑的、鉴赏力大有问题的 。"

於 2019年1月12日 (六) 08:20 的修訂

格雷厄姆·格林
出生 1904年10月2日
逝世 1991年4月3日
國籍 英國
職業 作家、編劇、文學評論家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1991年4月3日 ),英國作家、編劇、文學評論家。1932年,以《斯坦布爾列車》成名。1950年,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一生獲得21次提名,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無冕之王。1976年,獲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最高榮譽獎--大師獎。1981年,獲耶路撒冷文學獎。1986年,由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授予英國功績勳章。直到格林去世,他一直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威廉·戈爾丁將他評為"20世紀人類意識和焦慮最卓越的記錄者"。同時,格林也是馬爾克斯最喜歡的作家之一,馬爾克斯曾對他說:"我是你的忠實讀者,格林先生。"

生平簡介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年10月2日- 1991年4月3日),英國作家、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的作品探討了當今世界充滿矛盾的政治和道德問題,他將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這種能力使他獲得了廣泛好評。

格雷厄姆·格林是一個天主教徒,宗教主題是他最擅長的創作主題,但是他強烈反對人們將他描述成天主教作家。他最著名的四部以天主教為主題的小說是《布萊頓硬糖》(Brighton Rock)、《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以及《戀情的終結》(The End of the Affair)。他的另外幾部作品如《機密代理》(The Confidential Agent)、《第三者》(The Third Man)、《文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以及《人性因子》也可以看出他對國際政治或間諜題材也非常感興趣。

格林患有躁鬱症,這對他的寫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他在給妻子的信中說:他的「性格和家庭生活格格不入」,他還說:「不幸的是,這種毛病也是一種財富。」

格林出生在英國赫特福德郡伯克姆斯特德,全名亨利·格雷厄姆·格林,共有六個孩子,格林排行老四。他的弟弟休(Hugh)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理事長,他的哥哥雷蒙德(Raymond)是一個著名的醫生和登山運動員。

他的父母,查爾斯·亨利·格林和馬里昂·雷蒙德·格林,是一個有影響的大家族中的表兄妹,這個家族裡包括英國知名品牌「格林納大王」啤酒廠的業主、銀行家還有商人。查爾斯·亨利·格林是伯克姆斯特德學院副校長,校長是托馬斯·弗萊博士,他娶了查爾斯的表妹。他的另一位表兄本·格林則是一個右翼分子,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政治問題被逮捕。

1910年,查爾斯·亨利·格林接任弗萊博士成為了校長,格雷厄姆在這個時候也進入了這個學校,做為寄宿生,他一直遭到別人的欺負,幾次企圖用槍自殺,對外則聲稱是在玩「俄羅斯輪盤」。1920年他16歲,在倫敦接受了6個月的心理治療後又回到學校。他的同學中包括克勞德·科伯恩(Claud Cockburn,英國著名記者,激進分子)和彼得·昆內爾(Peter Quennell,著名歷史學家)。

1925年,格林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完成了他的處女作詩歌集《潺潺的四月》(Babbling April)

格林以二級乙等的成績從歷史系畢業之後開始接觸新聞事業,早先在「諾丁漢日報」擔任副編輯。在他同事維維安·戴雷爾-布朗寧(Vivien Dayrell-Browning,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的影響下開始接觸天主教,1926年改投天主教門下。2月接受洗禮。1927年他和維維安結婚,生了兩個孩子露西·卡羅琳(1933年出生)和弗朗西斯(1936年出生)。1948年他離開了維維安,雖然他和其他女人也有關係,但他從來沒有違背天主教教義離婚或者再婚。

格林第一本出版的小說是1929年的「The Man Within」,這部作品銷量不錯,因此他辭去了泰晤士報副總編的職務成為全職作家。然而緊接着1930年的《行動代號》(The Name of Action)和1932年的《黃昏的謠言》(Rumour at Nightfall)均以失敗告終。他第一部真正成功的作品是1932年出版的《斯坦布爾列車》(Stamboul Train),1934年被改編成電影《東方快車》(Orient Express),他的很多小說都被改編成了電影。

1937年,格林開始編輯《夜與日》(Night and Day)雜誌,格林撰寫的關於電影《小威廉奇遇記》的評論談論到了當時年僅9歲的好萊塢著名童星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結果捲入一場名譽權訴訟並失利。格林在他的評論中以一個「中年男子和神職人員」的身份認為秀蘭·鄧波兒「裝可愛」,這一事件被認為是對童星現象的第一個批評。

格林的小說分為兩個類型:偵探小說以及懸念驚悚小說,分別偏重於娛樂性和文學性,作品中還經常包含有深刻的哲學思想,比如《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因此他認為作品具有文學性是他的特點。

隨着他的寫作生涯越來越長,他和他的讀者都發現,他的作品的娛樂性和文學性之間的界線越來越不清晰。格林的最後一部作品,1958年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Our Man in Havana)就被指稱太過娛樂。《與姑媽同游》(Travels with My Aunt)發表11年後,許多評論者指出,格林採用了全新的,甚至帶點卡通味道的語氣,這種風格似乎更接近他最後兩部小說。他們推測格林似乎已經放棄了給自己的小說分門別類。之後出版的1970年-1982年22卷格林作品集證實了這一點。

格林還創作了不少短篇小說和劇本,而且深受歡迎。他曾獲得1948年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

格林在1986年被授予英國功績勳章(Britain's Order of Merit)。2009年,「海濱」雜誌開始連載新發現的格林作品《空椅子》(The Empty Chair)。這份手稿創作于格林22歲的時候,那時候他剛改信了天主教。

格林的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稱之為的世界上最原始和偏遠的地區。他的這種愛好使他經過姐姐伊麗莎白的介紹進入英國軍情六處工作,二戰期間他被派往塞拉利昂,在那裡他和軍情六處的金·菲爾比成為了朋友,金也是他的主管,日後他成為了一個蘇聯雙重間諜。作為一個小說家,格林所接觸過的人物,去過的地方都成了自己作品的創作素材。

1976年,他被美國偵探作家協會(MWA)授予最高榮譽獎項——大師獎。

1981年,他被授予耶路撒冷獎。

他最後的作品之一《尼斯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Nice,1982年),他和他的家族因此捲入了法律紛爭。他宣稱,在尼斯有組織犯罪盛行,是因為政府上層保護以及司法腐敗造成的。這一指控引起了誹謗訴訟,結果格林因為證據不足而敗訴。並從此在這個陰影下接受煎熬,直到他死亡。

在他死後三年,1994年,尼斯市雅克·梅德桑前市長因腐敗和其他罪名被逮捕,格林才得到了平反。

他生命中的最後幾年住在瑞士日內瓦湖畔的沃韋鎮。他的著作《菲舍爾博士》(Doctor Fischer,1980年)就是以當地的故事為基礎結合了哲學主題而創作的。20世紀50年代他就已不再去做彌撒了,但在他的最後幾年又開始和一名西班牙神父萊奧波爾多·杜蘭進行接觸,並成為了好朋友。他死於1991年,享年86歲,被安葬在沃韋河畔的墓地。

人物背景

概述

1923年,俅·辛克萊上將接替曼斯菲爾德·卡明上尉,擔任軍情六處處長,但由於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漸由他的幾位副手斯圖爾特·孟席斯,瓦倫丁·維維安和克勞德·丹西接管。這三人中孟席斯權力最大 ,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爾比也是根據他的命令被錄用進來並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強幹,但屬墨守成規、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職期間發生了伯吉斯和麥克萊思的變節事件。

「賣國賊」的兒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雖然通過了體檢,但未被批准入伍。後來經過種種努力,他終於被錄用為情報部戰時參謀人員。格林發現他所在的部門存放着一些像休·沃爾波爾、邁克爾·阿倫和傑弗里·溫這樣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檔案。馬爾科姆·莫格里奇當時也在情報部工作。他們倆饒有興趣地閱讀了這些表示願為國王和國家效勞的信函。

格林的父親,查爾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學校的校長。讀初中時格林快活得很,但進入高中後不久,他就覺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傳《一種生活》中寫道:「我離開了文明,進入了一個有着奇異風俗但充滿着困惑的野蠻國度,我成了異鄉人,嫌疑犯,一個不折不扣的獵物。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充滿着猜疑的國度。因為我父親是個校長,所以我就像個『賣國賊』的兒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僅是個級長而且還是學生會主席,毫無疑問,自然而然地充當了「賣國賊」的幫凶。格林覺得自己處於各種反抗力量的包圍之中,要麼背叛父親和兄長,否則永遠被周圍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當時是初中年級長,他卻沒有這種壓力,格林認為他暗中反對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監獄時,格林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情。

為了減輕學校生活給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頭埋進書堆,並漸漸迷上了約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漢內。他會藏身於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筆下的主人公。隨着校園歲月的流逝,他的孤獨感愈益加劇,他覺得這是由於他不知傾向哪一方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題由此根植於少年格林的腦海里,並構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說《特務》的寫作基礎。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說大受基姆·菲爾比的推崇。雖然格林對自己的作品一貫很挑剔,但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歡,因為它用道德原則揭示外國間諜進退兩難的精神世界。

尋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間諜經歷有些不同尋常。1924年當他還是牛津大學學生時,他讀到一本傑弗里·莫斯寫的書名為《戰敗》的短篇集。莫斯在書中描寫了德國被占領區的情況,有一次法國當局試圖在廖澤爾河與萊茵河之間組建獨立的帕垃坦共和國,並已經把德國罪犯從法國監獄和馬賽等地轉移到那兒,目的是讓他們為法國當局效勞;但英國和美國政府反對這一計劃並阻止了這一行動。

格林之所以會寫信給德國大使館,自薦當他們的通訊員,是因為他既喜歡冒險,又十分關心那兒的局勢,他寄去了他當通訊員和目前擔任《牛津展望》刊物編輯的證書。也許編輯這一職務打動了德國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覆。一天傍晚當他回到巴利奧爾的寓所時,發現有個陌生人在他屋裡喝着白蘭地酒。這個自稱康特·馮·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國大使館一等秘書,不過這身份是格林以後證實的。格林還發現這個白白胖胖的馮·伯恩斯托夫是個窮奢極欲的同性戀者,常去「阿比西尼亞」——一個相當隱蔽的黃色夜總會。但馮·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個享樂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開通一條幫助猶太人從德國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線。他最後在莫阿比特監獄被處死。

不久,經常去格林宿合的不僅僅是馮·伯恩斯托夫,還有其他德國僑民,他們中許多人酷似音樂喜劇里的人物角色。來訪者中有馮·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隻灑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兒;還有一位頭銜繁複的年輕人和一個臉有疤痕、人稱P上尉的詭譎老頭。格林以後在軍情六處的經歷,使他得出與莫格里奇相似的結論:諜報活動是一種遊戲,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

幾星期後格林被召到德國大使館,在那兒馮·伯恩斯托夫親手遞給他一隻內裝25英鎊舊幣的信封——去德國「度假」的費用。為了預防萬一,馮·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燒毀信封。

格林的父親看見兒子與一些陌生人來往,很是擔憂,主動提出承擔這筆旅遊費用,但格林拒絕了。他仍沉醉於冒險的遐想之中。於是他與作家克勞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國,格林的堂兄圖特(愛德華·格林)因為會講德語也隨同前往。此行是以一個略帶戲劇色彩的場景為開端的:當他們安然登上去哈維希的火車,在包廂內坐定時,門突然被打開了,P上尉溜了進來,在他們身旁坐下,他臉上因決鬥而留下的傷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猙獰可怕。後來格林在《一種生活》里描寫道:「車廂里的笑聲戛然而止,我們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個符合身份的觀察員。」

令他們掃興的是,此行並未和風雲詭譎的間諜世界發生任何聯繫。儘管P上尉的出現帶有神秘色彩,但總的來說這是一次平淡無奇的旅遊。在科隆他們會見了一位政治領袖和一位實業家;在埃森他們目睹了一家工廠因工人罷工而變得一片死寂。他們開始集體構思一部巴肯風格的驚險小說,可毫無結果。在愛德華·格林的記憶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滿困惑的體驗:「我們坐在克虜伯斯的會議室里聽人演講,格雷厄姆在作記錄。旅遊期間,他是個熱情的同伴,但喜怒無常——情緒波動很大。我們受到熱情款待,住的旅館都是非常豪華的。旅行過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銳的觀察家。」

直到進入被占領區附近的海德爾堡時,他們想體驗間諜生涯的願望才得以實現,但非常有限。在訪問帕垃坦流亡者救濟基金會的過程中,他們發現這實際上是一個打着救濟會幌子的綁架組織,頭子是一名身穿燈籠褲,人稱「埃伯萊因醫生」的男子。埃伯萊因僱傭年輕打手以最快速度駕車駛入法國占領區,綁架與法國當局合作的德國官員,然後在沒有正常法律程序的邊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國罪加以判決。格林回到英國後給馮·伯恩斯托夫寫了封信,暗示資金難以從秘密的民族主義組織那兒運送進被占領區,他還指出,讓一名牛津大學的在讀生當信使,極不容易引起懷疑。馮·伯恩斯托夫回信說,柏林的「朋友」問他,是否有興趣返回法國占領區,與分裂主義者的領導接觸一下,弄清他們未來的計劃。這個建議使格林欣喜萬分,心想他終於在十九歲的時候走上了間諜之路——這是一種將脫俗與「冒險」相結合的生活。在以後的歲月里格林熱衷於「冒險」,他在《一種生活》中寫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說家都有與間諜相似的地方;密切觀察,偷聽,探索動機,分析人物性格,為了文學甚至不講道德」。

兩面人

1924年的整個秋季學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繼續接待陌生的外國客人,過着一種雙重生活。一方面他要聽指導教師的課和參加各種社交活動;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觸,他還完成了第一部未發表的長篇小說。不久,他驚訝地發現自己成了一名雙重間諜。《愛國者》是一份右翼雜誌,老闆是諾森伯蘭公爵,此刊物支持過主張獨立的分裂主義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願意充當他們在特里爾的通訊員。他們對這一提議甚感興趣,因為格林不計報酬,而且還是一名巴利奧爾的學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們的觀點——不夾雜任何其他觀點——《愛國者》將樂意僱傭他。格林隨後給倫敦的法國大使館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們他將在特里爾為《愛國者》撰稿,如果他們有什麼指示的話,他樂意接受。

遺憾的是他想當雙重間諜的夢沒有圓成。着手解決德國戰爭賠款問題的道威斯計劃已經制定,歐洲各有關國之間已達成一致的協議。隨着形勢的變化,他們不再需要格林了。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蘭在他的《另一個人:與格雷厄姆·格林的談話》一書中引述了格林的話:「與其當特務,還不如當個雙重間諜。可我得到通知,他們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務了。作為我學生生活中一個重要內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國人全都不可思議地銷聲匿跡了」。他在《一種生活》中評述道:「諜報工作是一門奇特的職業——對有些人來說,這是一種根本不講道德,不考慮經濟利益,甚至不考慮國家利益的職業——為當間諜而當間諜」。

菲爾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麗莎白介紹進軍情六處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務機關當私人高級助理。當命令下達後,格林相信諜報機關大門是很容易進的。這就是為什麼格林始終覺得菲爾比所說的他暢通無阻地打進了英國情報機構的話是非常確切的。菲爾比案件發生後,他們按照名字查閱了他的檔案,答覆如下:「歷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運,因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備過案。電影明星秀蘭·鄧波爾指控他有誹謗行為,這起因於他發表在新文學雜誌《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格林的材料不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還轉送到檢查總長那兒。格林相信菲爾比有一陣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進了秘密情報局,因為他最初的報告使得與他聯絡的蘇聯情報官得出結論:也許他應該離開這個並不是他們要打入的組織。

格林喜歡菲爾比寫的《我的無聲戰爭》一書。在他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評述道:「我們聽說(書中)有大量說教內容,但實際上一點也沒有,除非他莊嚴闡述自己的信念和動機的話可以稱作宣傳。」不過,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評論了菲爾比對第五部主任費利克斯·考吉爾的控制,並視之為自我放縱的權力遊戲之一。正是由於這一原因,格林最後沒有接受菲爾比提供的晉升機會。但是《我的無聲戰爭》中菲爾比承認他排擠走考吉爾是為了便於「接觸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現在意識到他當時把菲爾比看作一個喜歡操縱別人的利己主義者是錯誤的,他現在認識到菲爾比只是在為一種完全不同的事業服務,在軍情六處根本沒有任何個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憶起他們星期天經常在聖奧爾本斯餐館共進午餐的情景,邊喝邊聊無拘無束,因為他們只有在中午才有數小時的消遣時間。當在執行火災警戒的時候,他們也會在倫敦聖詹姆斯街後面的一個酒吧里碰頭,並喝上一盅。格林回憶,如果有人判斷錯誤的話,那肯定是因為菲爾比用非常風趣的話遮遮蓋蓋地淡化或掩飾這一切,「他對自己的同事很講義氣,當然對於他對另一種事業的『忠誠』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潛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樣,也是作為軍情六處的官員被菲爾比派往國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條小貨輪「埃爾登—登普斯特」號,沿着一條曲折迂迴的航線,在軍艦的緩緩護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將途徑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訓練。(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屬西非,1934年他訪問過那兒)。格林通過寫一部篇幅不長的書《英國劇作家》,或在船上圖書室內苦讀來消磨時間。他還隨身帶了一箱書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間要靠這些書來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願去翻動它們。航程大半過後,格林替《憂慮重重的內閣》設想好了情節,也讀完了偵探小說家邁克爾·英尼斯寫的一部書。躺在睡鋪上,格林犯起了鄉思病。驀然,他決定寫一部逃避現實的驚險小說。

1941年12月30日,漫長而又單調的航行因突然瞧見葡萄牙班船上閃耀的燈光而顯得有了些生氣。這種中立國家的班船將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為它們涉嫌走私不純的金剛鑽,而他後來將這些素材寫進《事情的實質》的情節里。

1942年1月3日,格林終於抵達弗里敦。他在日記中寫道:「天氣酷熱,大約上午10點。弗里敦背後的山岡籠罩在薄霧和高溫之中。中午之前我們進了港。港灣很大,但十分擁塞,許多船在忙着裝運。奇異的水泡狀山脈,黃色的海灘,具有諾曼底建築風格的英國聖公會大教堂歷歷在目。」隨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在那兒他刻苦學習編碼和譯碼的技術。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棟以前歸警方用的平房裡,這房子坐落在一條小河邊,蚊子成災。夜裡他們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訓練結束後,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歐洲人住宅區,那兒全是平房,地處山腳,上面有避暑山莊。他住的那棟房子是一名敘利亞人建造的,兩層樓結構,有樓梯間。起初,格林還弄不明白,為什麼地方軍醫認為這房子不符合醫生要求,後來雨季來臨,房子地基很快變成一塊沼澤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對面的運輸營地還招引來了許多令人驚恐不已的蒼蠅和禿鷲。不過,他很快就穩定下來了,將平常僅有的一些空餘時間用來寫《憂虛重重的內閣》一書。

早晨6點用早餐,7點格林通常駕駛他那輛莫利斯牌轎車前往市區採購東西,並從警察局長那兒領取密碼電報。他以假身份為掩護,通過這些密碼電報與特別行動部保持聯繫。回家後立即破譯電文,然後起草回電,寫報告;吃過午飯,午睡片刻,醒來後喝點茶,4點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廢棄的鐵路軌道散步。這段鐵軌位於避暑山莊下面半山坡上,歐洲官員曾經使用過它。從那兒他可以俯視弗里敦海灣。「瑪麗皇后」號常常停泊在港內,擱淺的「愛丁堡城堡」號在廢酒瓶堆上腐爛。黃昏時分,他便回家。這裡耗子很多,且喜歡傍晚出來透透空氣,他想趕在成群耗子出現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遲了,發現一隻耗子竟蹲伏在浴缸邊沿上,令他氣不打一處來。更糟的是沒法對付耗子夜間出來活動的怪癖,醒來常常發現一些耗子咬住臥室里的窗簾快活地蕩來蕩去。要不是蚊帳起了隔離作用,他的床連同他的身體早就成了它們嬉戲的場所了。格林覺得正是這種插曲使得《憂慮重重的內閣》失去了一些原本應該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儘管有這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歲的格林還是愛上了非洲。他日子過得很快樂,唯一的問題是他沒時間寫作。不過,他還是想方設法完成了《憂慮重重的內閣》,用打字機把書稿打出後寄給了出版商。有時他也放下手頭的工作,去內地旅行,這是他最愉快的經歷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軌火車去靠近利比里亞和法屬幾內亞邊境的彭登布,這在《沒有地圖的旅行》中有描寫。他發現這些年來那兒沒發生什麼變化,他坐在火車上的「服務員」專座上,睡在「服務員」的鋪位上,以「服務員」的身份領用油燈和食物。火車在泊站停下過夜——乘客們下來住進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樓,第二天一早火車噴着氣,緩緩爬坡朝彭登市駛去。由于格林對彭登市賓館內的廚師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鐵路邊吃起了罐頭晚餐,野餐桌輕巧地支在鐵軌上,十分有派頭。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儘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經濟困境。倫敦來的電報毫不客氣地指出,離開駐地的官員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貼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館費用,電報還要他確認他會調整好開支的。格林對此的反應是打開辦公室的保險箱,取出40英磅紙幣,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後回電聲稱已調整好開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頂頭上司合不來,其實一開始他們就互沒好感。他的老闆是個對非洲情況根本不了解的病態者,他發覺格林會耍花招,而且脾氣暴躁不易對付;而格林以洗鍊的文字寫出的不無諷刺意味的報告攪得他寢食不安,弗里敦送來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幾天才打開,為的是儘可能遲點讀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視格林為粗鄙的業餘密探,難以約束的人;他甚至試圖斷絕格林的資金來源。不過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長借款,所以這一辦法沒有奏效。當格林計劃去利比里亞邊境的凱拉漢旅遊時,他與老闆的衝突更為明顯了。他很快接到一份電報,要他別離開弗里敦,因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馬上就要到了,所有來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隻都必須接受檢查,以防混入非法郵件和走私工業金剛石。但格林認為這純屬警察局的工作,於是拒絕執行。他甚至向倫敦提交了辭職書,但倫敦沒有同意,菲爾比幫他擺脫了來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煩。

突如其來的解脫,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擻地開始了因忙於應付矛盾而一度放棄了的寫作。其實船上很少發現有金剛石,郵件也從未發現有什麼問題。唯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據說一條早已離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間諜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軍前往攔截,然而沒有人被逮捕。令人詫異的是從一名受到懷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訊錄,上面有格林的法國朋友翻譯家德尼·克萊羅萬的名字,而這個法國朋友後來被德國人發現是英國特工人員,最後死於集中營。

不光彩的審訊方式

在弗里敦寫作困難重重,而將書稿寄回國也是個問題。格林意識到,如果他將僅有的手稿作為郵件託運回國,萬一遭到潛水艇的襲擊,那他就有可能遺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飯後,他用一根手指費勁地打字,複製書稿。

《憂慮重重的內閣》僅僅因為題目吸引人而被美國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買去了版權,儘管格林對小說的結局並不滿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離奇的手法處理一連串的間諜事件。不過,他認為特別行動部的普倫蒂斯先生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這一角色是依據在軍情六處工作時結識的某個人所創作的。

確實,格林在後期創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時所觀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筆記本,裡面記錄着他在那兒工作期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他覺得這些材料沒準會閃現一些將來可以用作小說主題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計劃用在以弗里敦為背景的小說《事情的實質》里。

許多發生在他執行任務期間的事情不是令他惱怒就是令他作嘔,特別是那個年輕的斯堪的納維亞海員的案件,那人被懷疑是法國間諜。格林的任務是訊問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種特別不光彩的方法脅迫嫌疑犯就犯。這位年輕人有個情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認不諱,就能回到她身邊,要是他拒不承認,格林就不得不告訴他,他將作為殘餘戰俘而遭拘留。格林大為惱火,因為他知道這也是警局的分內事,結果卻踢給了軍情六處。他不認為自己是被雇來幹這種卑鄙的脅迫勾當的。於是他毫無結果地提前結束了訊問。

為了從同伴那兒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碼電文與在洛倫索馬貴斯的馬爾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們以前並不親密,在英國的時候他們還互存戒心。然而在這裡,他們倆都忍受着某種孤獨。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種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種粘合劑。他在拉各斯度過的三個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裡,為了安全起見,格林沒有寫日記。他為未能留下記載他那段奇特經歷的材料而深感遺憾,只是依稀記得並無惡意的軍情五處人員逼瘋警察局長和自己與兩千英里以外的上司爭辯這樣一些插曲。他並未意識到,一部小說將產生於那些歲月。五年後當他開始寫作《事情的實質》的時候,由於缺乏詳細的記載材料,他的情緒大為低落。

在那本書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敗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無聞而得不到晉升。為了送幻想破滅的妻子路易絲回倫敦度假,他向敘利亞商人約瑟夫借錢。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麼都願意干。可後來他追求異性,愛上了一位年輕姑娘。於是,他的良心和他對上帝的真誠的愛使他陷入了危機,最後惹出了禍。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經歷。

假情報

當格林1944年回到倫敦時,他發現自己已不適合在軍情六處工作了。他回歸的是菲爾比的部門,這個部門負責伊比利亞半島的反間諜活動。格林是專門負責葡萄牙的。菲爾比在《我的無聲戰爭》中評述道:「高興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門,我讓他負責葡萄牙……他在寄來的信件中發表的尖刻的評論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復。」

在葡萄牙,德國反間諜機關的某些官員一直向國內寄送完全編造的報告,報告中提及的情報來源於假想的特工人員。他們之所以這麼幹,是為了增加個人收入。他們想中飽私囊,確保工資和經費源源不斷。既然德國政府已處於如此搖搖欲墜的危險境地,人人都想乘機撈一把。當時格林想到過,如果他不滿足於自己微薄的工資,在西非玩這相同的把戲那簡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關法屬幾內亞的維希機場的報告。寫這份報告的特工是個文盲,數學盲,根本不識羅盤上的羅經點。他聲稱某一混凝土製的車庫裡藏着一輛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寫來的報告,得知那個車庫裡存放着的全是破舊的長統靴!憑經驗格林知道平淡無奇的報告更可信,所以他認定先收到的那份報告是準確的。儘管格林斷定那個文盲是不稱職的,但他的上司們卻認為他的報告「非常有價值」。格林對「特別行動隊」送來的報告也不敢輕信,因為他們的情報來源顯然是相同的。靠胡編亂寫報告騙錢的主題十二年後在格林最優秀的小說之一《我們的人在哈瓦那》里終於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由於當時格林認為菲爾比在玩權力遊戲,所以他放棄了晉升機會,並在1945年離開了秘密情報機構。他抱着能被派往戰後法國的願望,來到外交部政治情報局工作。該情報局雖然答應了他的要求,但並未履行諾言。於是他去貝德福德街的「艾爾——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覺得他留給軍情六處的唯一禮物是他獨立編纂的一冊只有20本複製品的《名人錄》。其中包括在亞速爾群島活動的德國間諜名單和兩篇簡論該群島行政管理和農業情況的文章。他還收進了一篇基姆·菲爾比寫的旨在為英國侵略軍提供幫助的文章,是論無線電通訊的。

諾貝爾獎

1950年,格雷厄姆·格林首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生提名更是多達21次 ,被譽為諾貝爾文學獎無冕之王。諾貝爾獎有50年的保密期,在已公開的檔案里顯示,在1967年之前,格林就已獲得過11次提名。

至于格林為什麼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大致有三點。一個是因為當時格林的作品非常暢銷,評委覺得他並不需要諾獎的獎金;二是,格林寫過很多犯罪間諜小說,評委認為他不是一個嚴肅作家。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里寫過一個他和格林的故事,格林自己也如此認為的。馬爾克斯和格林一次一起乘飛機時,他問格林自己覺得為什麼不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格林迅速回答道:"因為他們不認為我是個嚴肅作家。"

第三的原因是,諾貝爾文學獎一直以來對英國作家的忽視,以及平衡獲獎人所在地區的關係。在最近瑞典學院解密了50年前的諾貝爾委員會議事紀錄,內容顯示,1961年,格林距離桂冠僅有一步之遙。

在當年的候選名單上,格林顯然排在首位。評委安德斯·厄斯特林(Anders Osterling)當時評價說,格林是個"完全成熟的作家",應該同時考慮他最近的作品和他的"整體成就"。厄院士指的是此前一年格林出版的小說《一個自行發完病毒的病例》(1960) 。

但委員們還要考慮文學版圖上的老少邊窮地區。厄委員是個閱讀範圍極廣的院士,他覺得當時少有人知的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也挺好,且基于波斯尼亞本土歷史與文化的原創性更強,因而力薦。

最終,安德里奇後來居上,"以史詩般的力量,汲取其祖國之歷史,挖掘其主題,並刻畫人類命運,"而獲頒1961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還有一個更為匪夷所思的原因是,這個原因也流傳甚廣,就是格林跟某位評委的妻子有染,該評委說,格林拿獎只能從他屍體上跨過去。

對於,格林最終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事,讓很多人耿耿於懷,為格林鳴不平。

馬爾克斯說:"雖然把諾貝爾獎授給了我,但也是間接授給了格林,倘若我不曾讀過格林,我不可能寫出任何東西。"

諾貝爾獎評委拉斯·福塞爾說:"未授予格林文學獎是諾貝爾獎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錯誤。"另一位諾貝爾獎評委安德斯·奧斯特林也曾說:"他的名字會為我們的獲獎名單增光添彩。"

而唐諾甚至直接稱,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諾貝爾最終的獲獎名單是可疑的。"格林大概是和諾貝爾文學獎關係最糾纏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紀錄的被連着提名超過二十次,卻終其一生沒能得獎。當然,這件事較丟臉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學院(文學院)那班人,意思是,長達二十年以上的時光,他們的文學獎最終名單一直是可疑的、鑑賞力大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