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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桓谭冯衍列传上》出自《后汉书》。《后汉书》是一部由我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原文

桓谭　冯衍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辩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间，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卫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晏惊动，曰：“然，为之奈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贻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廉悫，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居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

　　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懑，冒死得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孤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群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廪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诡于众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众，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

　　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晢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

　　衍闻明君不恶切悫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伏念天上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拏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众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C77C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群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悉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奈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暢，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群议之是非，详众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望之策，何以加兹！

　　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遗邑书曰：

　　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陨，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奈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雠之刃？岂不哀哉！

　　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莱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戮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

　　邑报书曰：

　　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间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兒横分，邑之愿也。

　　间者，上党黠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卫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媚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邑悉系之。又书劝永降，永不答，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殁，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间，衍遂不得入。

　　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是由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诏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也复与亲故通。

译文

（桓谭、冯衍）

　　◆桓谭传

　　桓谭字君山，沛国郡相县人。他父亲在成帝时是太乐令。桓谭因父亲的关系任为郎，因而爱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把五经读遍了，能解释古书大义。不离章辨句。文章写得好，尤喜爱古学，多次从刘歆、杨雄辩论分析疑难异义，爱好杂戏，为人平易不摆官架子，而喜欢诋毁世俗儒生，由此常遭排斥和攻击。

　　哀帝、平帝年间，地位只是一个郎。傅皇后父亲孔乡侯傅晏很看得起桓谭。当时高安侯董贤受皇上宠幸，他妹妹被封为昭仪，帝对傅皇后日益疏远，傅晏默默不得意。桓谭对傅晏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陈皇后终于被废，卫子夫竟然被立。今董贤受宠而他妹妹尤为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可不忧虑吗？”傅晏惊动，说“：是的，怎么办呢？”桓谭说“：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枉道不能胜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

　　皇后年少，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求方技，邪门歪道，这些，不可不加防备。又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必然要借此增强自己的威势，这样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不如谢宾客遣散门徒，一定要谦恭谨慎，这是修己正家避祸的方法啊。”傅晏说：“好。”于是罢遣宾客，到宫中去告诉皇后，如桓谭所讲的那样。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搜集傅氏的罪过，就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审讯中没有抓到罪证，案子得到消除，所以傅氏在哀帝时期终于得以保全。后来董贤当了大司马，听到桓谭名声，想与他交结。桓谭先上书董贤，说以辅国保身的方法，董贤不能用，桓谭就不与他往来。当王莽摄政和篡弑平帝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莫不为王莽歌功颂德。或叙述祥瑞徵兆为王莽作舆论讨好王莽，桓谭却清白自守，默默无言。王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拜为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征召为待诏，桓谭上书言事与世祖旨意不合，没有采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拜议郎给事中，因而上书陈述当时政事应注意事宜，说：我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意见不一。以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哩。”叔敖说“：国家有事不能定，是大家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定吧。”楚王说“：不能定只是由于君主呢，还在于臣子呢？”叔敖说：“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君主有的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臣子有的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君臣不合，国家大事就无从定了。”庄王说“：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那些焦躁处理政事的人，是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然后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以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改弦更张难行，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死。世上有特殊才能的人之所以不敢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哩。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多的就可以。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后来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以至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所以虽然有些怯弱的人，还勉强向他们学习，这是听人自理再没有什么法禁了。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被官府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的，加常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

　　这样，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养廉耻的方法。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作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而他们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活就搬出生的依据，想致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把旧条文统统废除。这样，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怨恨了。书奏了上去，没有见纳。这时帝正迷信谶纬，用谶纬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而薄，天下有时不安定。桓谭再次上疏，说：臣前次上书，没有得到回报，感到愤慨，现在冒死再陈。一个普通人出谋献策，对政道有裨益，是因为合人心而当于事理。大凡人情往往忽视事情的本身而对各种不同的传闻反而视为珍贵，先王的记述，都是以行仁义走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荒诞的事。

　　大概天道性命，圣人都认为很难讲的。自子贡以下，没人懂得了，何况是后世的一些浅薄的俗儒，他们能懂吗！现在一些巧慧小才方伎数术的人，造作种种图书，假称是什么谶记，拿来欺惑贪邪的人们，贻误人主，怎么不抵制它抛弃它呢！我听说陛下严厉追究方士点化金银之术，这是何等的英明啊！而竟想听纳谶记，这又是多么的迷误呢！谶记虽有时偶合，这也同卜卦有时说中一样。陛下应当注意明听，发扬自己意旨，排斥小人歪曲的邪说，阐明五经的正义，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俗语，详察精通事理的人的高见。又听说国家安平就会尊敬道术之士，国家有难就会器重将帅之臣。现在圣朝兴复祖先法统，为人臣的君主，而四方盗贼之所以没有完全归伏，是没有得到好的权谋之故。我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于投降的，并没有重赏来诱以恩德，有的甚至还掠夺其财物，所以大大小小的将领，各生狐疑，互相勾结，累月经年不能解决。古人说过“：天下都知道取就是取，而不知道给予也是取。”陛下如能轻于封官而重于赏赐，与士卒同享，那么有谁招而不至，有谁说而不通？指向哪里，哪里不开？征讨敌人，哪个敌人不能克呢！这样就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死可以再生，失可以再得。

　　帝看了奏书，更不高兴。后来有诏召集群臣讨论灵台的地址，帝对桓谭说：“我想用谶来决定，怎么样？”桓谭深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帝问原因，桓谭再次极力申辩谶怪诞不合常理。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带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久才得以缓解。调为六安郡丞。

　　桓谭心情忽忽不乐，在路上病逝，时年七十多。

　　起初，桓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取名为《新论》，上书献之朝廷，世祖称好。《琴道》一篇没有完成，肃宗令班固继续完成。所著赋、谏、书、奏共二十六篇。元和中，肃宗到东边巡狩，至沛，派使者祭祀桓谭墓冢，乡里引以为荣。

　　◆冯衍传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先祖冯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冯衍幼年时有奇才，年九岁，能够诵《诗》，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群书了。王莽时，许多人荐举他去做官，冯衍推辞不肯仕。这时天下兵起，王莽派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廉丹招冯衍授为掾吏，与他一起到定陶。王莽以诏书追令廉丹说“：仓廪的粮食已尽了，府库的钱财已空了，可以怒了，可以战了。将军受国家的重任，不捐弃生命于荒野，就不能报恩塞责。”廉丹惶恐，夜间召冯衍，以诏书给他看。冯衍因而对廉丹说“：我听说顺着而成的，这是道之最大的；于正道虽违逆但能成功的，这是权衡时应重视的。所以期望有所成功，就不要问原由；在道理上合乎大体，就不必拘于小节。以前逢丑父使齐侯扮为御者到华泉取饮而使齐侯免难，被诸侯称颂；郑国的祭仲屈从宋人出忽立突的威逼，而使太子忽终于复位，在《春秋》上得到赞美。这种以死易生，以存易亡，是君子之道呢。在众意难违时出以诡秘，以求国家安宁，保全自身，是贤者明智的考虑。所以《易经》上说‘：穷则求变，变了就通，通了就长久，是以得自上天保..，吉，没有不利的。’如果是知其不可行而硬要去做，军队破了部众残了，对主上无所补益，自己身死之日，也负义于当时，这是智者不为，勇者不行的。而且我听说，得了机会不要懈怠。张良以五世为韩相，秦灭韩张良雇死士以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这种勇气超过了孟贲、夏育，名气高出于泰山。将军的先祖，是汉的信臣。王莽所建的新国，英俊不愿归附。现在海内溃乱，人们怀念汉的恩德，比诗人思念召公还要深，以前召伯憩息于甘棠树下，后人爱其甘棠，何况你是汉臣的子孙呢？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现在为将军计议，最好是屯兵据守大郡，镇抚吏士，磨练他们的节气，在百里的范围内，每天赏赐牛酒，以结纳英雄豪杰之士，咨询忠智的谋略，约束他们将来的心愿，等待形势的变化，振兴社稷的利益，铲除万人的祸害，那么福禄就会传流于无穷，丰功烈迹著于不灭。这样做与军队覆灭于中原，自家血肉做野草的肥料，功败名裂，耻辱及于先祖究竟怎样呢？圣人把祸转化成福，智士把失败转化为成功，希望明公深入考虑而不要同于流俗。”廉丹不听从。

　　进到睢阳，冯衍又对廉丹说：“听说明白的人能见事情未有形成之先，聪明的人能考虑问题未萌发之前，何况是明明白白摆着的事情呢？凡祸患都是从忽视中产生，灾难发生在细微隐蔽的地方，失败了就悔之已晚，时机不可丢失。公孙鞅说：‘行为高于常人的，总是背着不是的名声；有独到见解的人，总被旁人疑惑厌恶。’所以轻信庸庸碌碌的议论，就破坏了坚定的策略，沿袭当代的操守，就失去了高明的德行。决策是智慧的主宰，怀疑是很不值得的事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不要再迟疑不决了。”廉丹不听，于是进军无盐，与赤眉战而死。冯衍就逃命在河东。

　　更始二年(24)，派遣尚书仆射鲍永代理大将军事，安集北方，冯衍就向鲍永献计说：我听说明君是不厌恶切实的言辞，以推测深远的言论；忠臣是不顾争辩的后患，以达纷繁政务的变化的。所以君臣两方都得以兴盛，功名都得以建立，镌刻在金石上，好名声留于后世。现在我冯衍有幸遇到宽明的时日，正是直言进谏的时候，岂敢沉默避罪，而不竭尽诚心呢！我考虑天下遭王莽所造成的灾害已很久了。开始有翟义起兵于东郡，接着又有西海的战役，在巴、蜀有西南夷攻益州杀大尹的战乱，在西北边疆有北狄攻入云中杀人掠夺的事件，王莽派兵远征万里，暴露兵卒连年累月，祸乱相连，战争不息，刑法更加残酷，赋敛愈益加重。许多强暴的党徒，在外面横行霸道，百官臣子，在内贪残无厌，平民百姓无所依赖，饥寒交迫，父子流亡，夫妇离散，村落成了丘墟，田畴荒芜，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搔扰，四方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只大半，灾祸的毒害，痛入骨髓，匹夫匹妇，无不怨恨在心。皇帝以至圣之德神灵之威，龙兴凤举，率领宛、叶的部队，统率散乱的兵卒，踏血而进入昆阳，又长驱直入武关，破百万之敌，摧毁了王莽九虎之军，威震四海，席卷天下，扫除祸乱，诛灭无道，一年之间，海内大定。继承了高祖的伟大事业，修复了汉文汉武中断了的帝业，社稷复存，汉朝更加辉耀，恩德冠于往昔，功劳无以复加。天下自从去了王莽，跟从了圣汉，就应当蒙受其福而依赖其心愿。树立恩爱，布施德政，使这种恩德深入人心，那就像顺着大风飞鸿毛一样容易了。然而现在诸将虏掠，逆绝伦理，杀人父子，抢人妇女为妻，焚烧别人房屋，掠夺人家财产，使饥者无食，寒者裸足，冤仇相结不得化解，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贤明善良的德行，秉受大使的权力，统帅三军的政事，救恤并州的民众，惠爱的诚心，加于百姓，高尚的名声，百姓们如雷贯耳，所以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而盼望的，不只是一人哩。而且大将军的事业，岂可像王圭璧一样自洁其行，只图约束修身而已呢？将建定国家之大业，成为天地之元勋哩。以前周宣王只是一位中兴之主，齐桓公只是一个霸强之君而已，但他们还有申伯、召虎、管仲、吉甫这些功臣为他们外拒盗贼、内安疆宇呢。更何况是万里的汉朝，明帝复兴，而大将军担任国家栋梁的重任，这的确是不可以忽视的啊。而且我听说，兵用久了力量就穷尽了，人犯了愁变故就会发生。现在邯郸的贼没有消灭，真定边境又生扰乱，而大将军所统部队管辖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争不息，兵连祸结，百姓惊扰，为什么自己懈怠，不作深远的考虑呢？并州这个地方，东面靠近要塞名关，北面逼近强胡，粮食年年丰收，百姓富饶多资，这是四面战争之地，攻守的场所。如果发生问题，如何对待呢？所以说“恩德不从平时积累，人民不为其所用。不在平时作好准备，难以应付突然事故。”现在百姓的生命，悬于将军，将军所倚仗的，必须是良才，应对那些不称职的人加以更换，更加选择贤能。十室的都邑，必有忠信之士。考察得到这样的人，以接受大将军的明用，这样虽是山野之人，也没有不感德，乐为将军效力了。然后选择精锐的兵卒，奋发屯守的士兵，三军既已整饬，甲兵也已具备，再看哪里土地富饶，哪里水泉便利，就在哪里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训练，就威风远扬，人安其业了。

　　假如镇守太原，抚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事，就可以显露声誉，一旦有事，可以建立大功。希望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远之虑，鉴《六经》之论，观孙武吴起之策，省察众论的是非，详分众士的黑白，以超过《周南》的遗迹，流传《甘棠》的遗风，让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伊尹、吕望的良策，哪有比这更好的呢！鲍永素来既重视冯衍，而且接受使命可以自置偏将，就以冯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县长，屯兵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修整盔甲保养士卒，以捍卫并州土地。世祖即位后，派遣宗室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刘延不能进。田邑迎接母弟妻子，被刘延所俘获。后来田邑听说更始失败，就派遣使者到洛阳呈献珠宝马匹，即被拜为上党太守。因而派遣使者招降鲍永、冯衍，鲍永、冯衍怀疑不肯降，而忿怒田邑背弃前约，冯衍就写书信给田邑说：听说晋文公出奔而狐偃却表达了他的忠心，赵武逢难而程婴却表明了他的贤德，他们二人的义气是很恰当的。现在三王背叛，赤眉危害国家，天下到处蠢动，社稷颠覆陨灭，这正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骋之时哩。你伯玉被擢选为太守，镇抚大郡。上党这个地方，有四面险塞之牢固，东带三关，西面为国之屏蔽，为什么举手交给了强敌，开天下之纷争，借仇人之刀来杀人，难道不悲哀吗？我听说，屈膝为臣，没有二心；虽然只有汲水的小智，也能谨守汲器而不借给别人。

　　所以晏婴被劫参加崔杼的盟会，崔杼以戟剑相威逼，晏婴还是不改口屈从；谢息拒守成阝邑，虽然孟孙以晋师难拒相威胁，谢息仍不肯弃守成阝邑。这样看来，内没有钅句颈之祸，外没有桃莱之利，而身受叛人之名声，蒙受降城之耻，我实在为左右羞耻。且邾大夫庶其窃邑叛君，以求大利，《左传》认为是贱而必书；莒大夫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没有违背这个而身名能保全的呢。为你伯玉深入设计，最好是与鲍尚书同心戮力，显忠贞的节气，立超世的功劳。如果以尊亲被囚禁的原因，能弃官投命，归附于尚书，大义既全，敌人也可以缓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伸眉高谈，无愧天下。如果是为了贪图上党太守的权力，爱惜全邦的财物，我恐怕伯玉会重蹈赵王因小失大的忧患，上党将再有从前的灾难。

　　以前晏平仲接受吴国的公子札的建议通过陈桓子交还了延陵的政权和封邑，因而免于栾氏、高氏发动的祸乱；而耿林父违反了叔孙穆子的劝戒，陷于终身之恶。我想伯玉听到这些至理名言，必然深入于心，自然不是环城而坚守，就是策马而不顾了。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你自强于时人，不要苟同于流俗。田邑回信说：仆虽驽钝怯弱，也是想做人的哩，难道是苟且贪生怕死的人吗！曲戟在颈，不变其心，这正是我的志气哩。以前，老母诸弟被执于军，而我安然不顾，这难道不是重节气吗？假使一个人居于天地之间，把寿命看得贵如金石，想要长生而避免陷于死地就可以了。现在百岁寿龄，没有人能达到，老年壮年之间，距离有多大呢。如果更始政权还在，忠义可以建立，虽老母受戮，妻儿身首横分，也是田邑愿意的。近来，上党狡贼，大众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我田邑亲自击溃敌围，抗击宗正刘延，自己估计从智力能力看，并不是不能抵御。然而我知道更始已死于兵乱，新帝司徒邓禹已平定了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

　　事实非常清楚，即使是日月之经天，河海之带地，也不足以相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下的存亡，真可说是命中注定。我田邑虽然死，能改变这种命运吗？从人道的根本来讲，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是大义，母子是至恩。现在故主更始已死，还为谁去尽义呢；老母被拘执，从报恩来讲应当留下。而你却严厉指斥我是贪权，引诱我策马反正，以为只要抑制利己之心，就将策马而不顾，这是多么的愚蠢呢！我田邑年已三十，做过卿士，从性情上讲少有嗜好欲望，讨厌多事妄为。何况现在位高身危，财多命险，我自己深知，还要别人来疑惑干什么呢？鲍永与你冯衍，拥着符节印绶，自相署立为官，以前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笑其诈为欺天。

　　鲍永据位两州，外加一郡，更始败，河东诸国叛，鲍永不加征讨，黠贼围攻上党，不见鲍永发兵相救，刘延临境，鲍永亦莫能援。兵威受了屈辱，国家权威日损，三王背叛，赤眉危害更始，未见鲍永有兼行倍道的勤王之举，像墨翟那样手足磨出厚茧也要救宋，申包胥茹辛含苦也要存楚，卫女许穆公夫人思归吊其兄的志节一样。

　　更始已亡一年，还莫知定所，空想妄言，苟安鄙塞。没能侍生，怎能侍死？不知为臣，怎知为主？难道是臣子当厌了，想当君父吗！想摇撼泰山而荡过北海，事情不会成功，身体陷于危困，希望你细细想想我的话。冯衍不从。

　　有人造谣说更始随赤眉在北面，鲍永、冯衍相信了，所以在界休地方屯兵，正要移书上党，说皇帝在雍，以惑乱百姓。鲍永派遣其弟鲍升及子婿张舒诱降杀回涅城县，张舒家在上党，田邑将他全家囚系。又写信劝鲍永投降，鲍永不答，自此鲍永与田邑结了怨。田邑字伯玉，冯翊人，后来任渔阳太守。鲍永、冯衍确知更始已死，才共同罢兵，不加冠帻向河内投降。帝埋怨冯衍迟迟不肯投降，鲍永以立功得以赎罪，于是任用了，而冯衍独免职。鲍永对冯衍说“：以前高祖赦季布之罪，而将有功于他的丁固杀了。现在遇到了明主，还有什么忧虑呢！”冯衍说：“我记得《战国策》上讲，有一个人挑逗邻人的妻，挑逗其大老婆，大老婆咒骂他，挑逗他小老婆，小老婆答应了。

　　后来邻人死了，他就娶了他的大老婆。有人问他‘：大老婆不是骂过你吗？’其人说‘：在别人家时我希望她答应我的调情，在我家时却希望她痛骂挑逗引诱她的人哩。’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还怕死亡吗？”不久，帝以冯衍为曲阳令，诛杀了大贼郭胜等人，降其众五千余人，论功劳当封官晋爵，因遭到谗言毁谤，封赏没有施行。

　　建武六年(30)发生日蚀，冯衍上书呈请八事：一是显文德，二是褒武烈，三是修旧功，四是招俊杰，五是明好恶，六是简法令，七是差秩禄，八是抚边境。书奏上后，光武帝准备召见他。起初，冯衍为狼孟县长时，曾经以大姓令狐略有罪而加以惩罚，这时令狐略作了司空长史，就向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说：“冯衍所以求于上，是想毁谤你们哩。”王护等害怕，就联合起来排斥冯衍，冯衍因此不能得到光武接见。后来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而得以富贵尊显，对冯衍深为敬重，冯衍就与他们交结，而为诸王所聘请，不久就成为司隶从事。后来光武对西京的外戚宾客进行惩处，大都绳之以法，重者抵死迁徙，其余加以贬黜。

　　冯衍由此得罪，曾自到监狱请罪，有诏书赦免不问。冯衍于是西归故郡，闭门以求自保，不敢再与亲属故旧相交往。

　　建武末年，冯衍上疏自诉说：臣思高祖的雄才大略及陈平的智谋，如果听取毁谤，则陈平就会被疏远，听取赞誉，陈平就为高祖所亲近。以文帝之英明和魏尚之忠诚，绳之以法就成了罪犯，施之以德则成为功臣。

　　到了晚世，董仲舒讲求道德，被公孙弘嫉妒；李广奋节以抗匈奴，却被卫青排斥，这都是忠臣时常为之痛哭流涕的悲剧哩。我冯衍自思不过是微贱之臣，上面没有魏无知的推荐，下面没有冯唐的劝说，缺乏董仲舒的才学，又没有李广的声势，而想免于谗口，逃过怨嫌，难道不困难吗！臣冯衍的先祖冯参，因忠贞不屈，竟酿成私门之祸。而臣冯衍又逢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苟求时会之利，侍君没有倾邪之私谋，将帅没有虏掠之心计。

　　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对内能自加修养整饬，对外能远避嫌疑，所以我才敢与他交往。阴兴知道我贫苦，几次想遗财为我立基本生业。臣自思自己无“益者三友”之才，不敢处于“损者三友”之地，坚决辞而不受。以前在更始时期，屯兵太原执有货财的权柄，居仓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一年比一年减少，日子一天比一天贫困，家中无布帛之积蓄，出门无舆马之装饰。现在遇到清明的时期，整饬自身力行善道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流人世。真是富贵容易为善，贫贱难以为工啊。

　　疏远垅亩之臣，无望奉职阙庭之下，只是惶恐自陈，以求解救我的罪过。书奏上后，还是因以前的过失而不使用。冯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评论说：冯子以为人的德行，既不像玉貌碌碌，也不像石形落落。风云兴起，一龙一蛇，与道一起翱翔，与时共相变化，岂能拘守一种法度呢？用之则流行，舍之则隐避，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所以说“：法度是非，都随时俗，物所趋则法度随之，物所舍则法度违之。”经常追求道德之实，而不追求当世之名，摆脱微小的礼节，放荡纵逸人间的事情。修身走正道，安闲纵情快意。曾经喜好卓异的策略，而时代却不能用谋略，喟然长叹，自己哀其不遇。长期栖迟于小官，不能展其怀抱。抑制心情屈己下人，意气凄凉情绪悲痛。那高官厚禄之家，是不求鸡豚小利的；积聚之臣，是不操商贾之利的。何况是在位食禄二十多年，而财产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这是君子在位，行其道哩。谋划时务的不能兴盛其德，为己身求利的不能成就其功。去而归家，又游荡寄居于州郡，一身更依赖于职事，家庭更加穷困，于是遭逢饥寒的灾难，有长子罹丧之祸。先将军冯奉世葬在渭陵，哀帝驾崩后，被划入哀帝义陵茔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势高而宽敞，四面相通广大，南望郦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南，三晋之路，西顾酆高阝，周秦时期的土山，宫庭庙宇的废墟，视野广阔，可看见旧都，于是定为墓地。退下来幽居。

　　忠臣们经过故墟时要..欷哀叹，孝子进入旧室就悲伤叹息。每念祖宗，树立盛德于前，垂大功业于后世，遭时局之祸，坟墓芜秽，春秋祭祀，父南子北排列紊乱。年老岁暮，哀悼功业不成，将向西面肥沃富饶的田野放牧，繁殖生产，修理孝道，经营宗庙，广开祭祀。然后关门讲习道德，观览孔子老子的言论，也许可以享受赤松子和王子乔的洪福。登上陇阪，登上高冈，游精宇宙，极目天地之外。细看九州山川之体势，追溯上古得失之风气，悯道之陵迟，伤德之分崩离析。大凡看到其终必须考察其原始，所以存其人而咏其道。界正九州之野，往来五岳之山，隐隐约约有超越云霄的意境。于是作赋以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就是说光明风化之情，昭彰玄妙之思哩。显宗即位，又有许多人说冯衍文过其实，于是废于家中。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强悍妒忌，不准冯衍养小老婆，儿女常汲水舂米操持家务，老了竟将其驱逐，于是坎坷穷困于一时。然而心有大志，不忧愁于贫贱。在家曾慷慨叹道：“冯衍从小经明贤教导，经历过显要位置，掌过印绶，高举符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飞越云霄的志向。三公的显贵，千金的巨富，不合于我的志愿，我是不屑于获得的。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龄虽已衰弱委顿，也要还保持着名贤的作风。

　　修养道德于临死之前，以完成自己的身名，为后世所效法。”家居贫困年老，在家去世。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很重视这些文章。子冯豹。

作者简介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史学家，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李官桥镇）人。东晋安北将军范汪曾孙、豫章太守范宁之孙、侍中范泰之子。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南朝宋官员、史学家、文学家，一生才华横溢，史学成就突出。著作《后汉书》，博采众书，结构严谨，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

元嘉九年（432年），得罪司徒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开始撰写《后汉书》，加号宁朔将军。元嘉十七年（440年），投靠始兴王刘浚。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拥戴彭城王刘义康即位，事败被杀，时年四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