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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飛凡(Tang Fei Fan)，（1897年7月23日－1958年9月30日），湖南醴陵人。[1]。
微生物學家，砂眼衣原體首次分離者。
第一個投身病毒學研究的華人。曾任中華醫學會理事、中國國家菌種保藏委員會主任委員。
人物生平
1897年7月23日出生於湖南醴陵湯家坪。
1921年畢業於長沙湘雅醫學院（已併入中南大學），[2]
1921—1924年在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後任助教。
1925—192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深造並工作。
1929年獲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929—1937年任中央大學醫學院（後改稱上海醫學院）副教授、教授，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
1938—1948年任中央防疫處（中央防疫實驗處前身）技正、處長。
1947年當選國際微生物學會理事。
1949—195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國家菌種保藏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藥典委員會委員。
1950—1952年主持組建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現中國藥品生物製品檢定所），一度兼任該所所長，主持制訂中國第一部生物製品規範—《生物製品製造及檢定規程》（草案）。
1952年任中華醫學會細菌戰防禦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8年9月30日在北京自盡。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 由於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鑑定中的傑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希望能夠得到他的通訊地址，以便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IOAT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 生物學教科書 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 編著），病理學教科書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 8th ed (Kumar 等編著），任何關於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 Tang, 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3]
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湯家坪。清朝咸豐以後，連年戰亂、災荒。湯氏祖輩多是讀書人，不善理財，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湯麓泉是位鄉紳，為維持家計設塾館教書。湯飛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
湯飛凡6歲時，就讀於何忠善創辦的義塾。湯何兩家是幾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鍵與湯麓泉過往甚密。何鍵除讀經史外還修新學，見飛凡讀書勤奮，認為是個可造之材，特地為他輔導算術和自然。
湯飛凡天賦並不過人，但倔犟好勝，學習極為刻苦，進步很快。清末廢除科舉，湯麓泉決定送他進學堂。湯飛凡遂於12歲那年隨叔父到長沙，進了城南小學。
湯飛凡幼年常聽父老談論維新、改革，「學西方、學科學，振興中華」。這些思想不知不覺地透進了他幼小心靈。他從小在家鄉看到窮苦農民貧病交加，中國被人譏笑為「東亞病夫」，就立志學醫，意欲振興中國的醫學。小學畢業後，由於沒有學醫的機會，他考進甲種工業學校。
1914年湖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首屆招生，湯飛凡報名投考。湘雅入學考試要考英語，但他沒有學過，他未氣餒，請求主考的美國牧師胡美暫免試英語，隨後補考。胡美被他的勇氣和決心所感動，答應了他的請求。他終於被破格錄取了。此後，他開始拚命學習英語，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變成高度近視，終於克服了英語語言障礙。這件事對他產生了深遠影響，使他樹立了一個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後，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湯麓泉只好解散塾館，這樣一來，湯家的經濟更加困難，對湯飛凡和他弟弟（湯秋帆在武昌讀文華大學）的學費，難以供給。湯飛凡在醫院藥房找了一個調劑生的工作，並當了英語家庭教師，掙了錢補貼自己和弟弟的費用。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第一班招生30名，但經嚴格考試選撥，到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名，湯飛凡是其中之一。他這七載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學艱苦得多，但卻鍛煉了他的堅強意志。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微生物學發展的黃金時代，大部分傳染病的致病菌被一個跟着一個地發現，使湯飛凡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法國的巴斯德和德國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個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學生，因有重要發現被稱為「東方的科赫」。湯飛凡對人說：「中國為什麼不能出一個『東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決心，樹立了自己的奮鬥目標。
1921年，他自湘雅畢業，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進修。該系的教授田百祿注重實驗，強調基本訓練，凡來進修的都要從準備工作開始。這些工作簡單而煩瑣，日復一日地重複，十分單調。一般進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幹的活，迫於規定，不得不走個過場。湯飛凡則不同，他幹得非常認真，還常幫助做實驗的人觀察動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試驗結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祿的注意，不久被提為助教。湯飛凡在協和進修三年多，讀了許多書，扎紮實實地掌握了各種實驗技術，並確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則：搞科學研究必須手腦並用。
1925年，湯飛凡被推薦到美國深造，進了哈佛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聞名的學者，他的研究重點正轉向立克次體、病毒等微生物。他見湯飛凡訓練有素，就叫他直接參加了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此時病毒學正處於拓荒時期，湯飛凡參加了開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湯飛凡接到顏福慶的信，希望他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顏福慶是中國第一代現代醫學教育家，曾任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當時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他主張公醫制，反對私人開業，這對湯飛凡有一定影響。顏福慶在信里沒有向湯飛凡許諾什麼「良好條件」和「優厚待遇」，而是如實地擺出了困難，希望他回國共圖祖國的醫學教育大業。湯飛凡本就有着振興中國醫學的志向，但只不過是抽象的理想，顏福慶的信將使他的抽象理想變成現實。湯飛凡在哈佛與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進展很順利。
1929年春，湯飛凡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學副教授。湯飛凡到任時還沒有細菌學系，更沒有實驗室。湯飛凡把自己的顯微鏡也捐了出來，才勉強裝備了一個簡單的實驗室。但他沒有等待，他除了教學，利用簡單的設備開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陸續發表了多篇論文。
1932年醫學院脫離中央大學而獨立，更名為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為正教授。同年，他應聘兼任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細菌學系主任。該所經費較充足，設備齊全，湯飛凡才有了進行較複雜研究的機會，他除了繼續研究病毒外，還作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還開始了當時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餘篇，可謂一帆風順，但八一三事變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1937年8月13日，日軍又大舉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抵抗。上海工人、學生、市民遊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熱愛祖國的湯飛凡再也不能安心於試驗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試驗室參加了上海前線救護醫療隊，到離火線只有數百米的急救站搶救傷員。湯飛凡在醫療隊日夜冒着炮火搶救傷員，三個多月里只回過兩次家。他在前線雖時刻有被炮彈擊中的危險，但目睹了許多戰士英勇犧牲的情景，使他忘卻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開朗，精神振奮，似乎多年來因見國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鬱積起來的壓抑一下子得到了抒發。上海淪陷，他回到租界，雖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壓抑卻又無情地向他襲來。華北大片國土淪喪，上海淪陷不久南京失守，日軍向華中腹地步步逼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哪裡還有心思搞研究！他對夫人何璉說：「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東西，作了亡國奴，又有什麼用？」湯飛凡整天憂心如焚卻不知幹什麼好，這時，正好接到當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的顏福慶從武漢的來信，約他去長沙主持中央防疫處遷往內地的重建工作。中國連年發生戰爭和天災，瘟疫流行猖獗，恢復防疫處顯然是迫切需要。湯飛凡沒有猶豫，攜夫人何璉奔往長沙，擔任中央防疫處處長。
生物製品
中央防疫處原設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於1935年遷至南京。抗日戰爭爆發後，南京告急，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防疫處又於1938年春遷到長沙。湯飛凡到長沙時，防疫處已瀕臨解體。同年10月下旬武漢告急，國民政府又遷至重慶，衛生署接受湯飛凡的建議，決定將防疫處遷往昆明。1939年初防疫處遷至昆明。
防疫處重建沒有經費，湯飛凡到昆明時只剩下300銀元。他四處奔走，得到了雲南惠滇銀行行長繆雲台和幾位廳長的支持和幫助，借到一筆信用貸款，用很少的錢在西山腳下滇池邊上高嶢鎮買到一片荒灘，建造房屋。他一邊建新址，一邊借省立昆華醫院的房子製造一些簡單的生物製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
湯飛凡把錢集中用在主要的實驗室上，其他輔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當地農村的辦法，建造簡易房屋。遷入新址後，他親自帶領職工在業餘時間剷除荊棘，種植花木，鋪設道路。大家在歡樂聲中建設自己的家園。防疫處附近沒有醫院，他設了一個醫務室，由醫學院畢業的人員輪流給當地居民看病，解決居民小傷小病的就醫問題，他們還能接生。附近沒有學校，他們辦了一所子弟小學，規模雖小，但教學質量不低。那時昆明常遭空襲，各學校都將各種課程集中安排，教師每周只需在城裡呆一兩天，其餘的時間住在鄉間。防疫處請到了幾位大學助教、講師，小學也就是他們的家。教師、學生、家長關係融洽，孩子們在學校感到和在家裡一樣溫暖。在這樣的苦心經營下，職工的生活穩定了下來，但物價不斷上漲，微薄的工資難以維持生計。在夫人何璉的倡議和帶動下，湯飛凡組織家屬養豬、養雞、種菜，除滿足了他們自己的消費外，還有剩餘拿到城裡去賣。時間不長，有些人家還有了小小的儲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在國民黨統治區倒是件稀罕事。湯飛凡沒有因條件困難而降低科學標準和對工作的要求。他徹底改造了舊防疫處，停止製造過時的或證明無效的製品，參考國外的經驗和根據本國需要增加了新製品，通過研究試驗或引進，改革了舊工藝。防疫處生產的疫苗和血清不但供應大後方的防疫需要，並支援了陝甘寧邊區。這些製品因為質量達到國際標準，也被在太平洋戰區作戰的英、美盟軍所採用。1943年，他們還製造出中國第一批臨床級青黴素。權威的英國《自然》雜誌1943年有一篇關於該防疫處的特寫：「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青黴素車間……湯博士的工廠保持了高水平，雖然沒有自來水，但他的馬廄和動物房都非常清潔。他有一個效率高的培養、分裝和檢定系統。尤其有趣的是，他有一個自己的玻璃廠，能製造各種中性玻璃器皿。」文中還說：「故事本身說明了這個工廠的作風。若干月來，這個工廠只有一台鍋爐，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畢都要檢修，幸而沒有發生事故。就靠它，解決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溜水供應等。……一套重新利用廢瓊脂的設備代表了這個工廠的傳統。……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裡用來透析（取水）。……沒有商品蛋白腖供應，就自己製造。……」這段描寫生動、真實，但還只局限於印象，實際上防疫處不僅是個「工廠」，它還是當時大後方的一個絕無僅有的微生物學、免疫學的基地。當時曾在防疫處工作或學習過的許多年輕人後來都成了新中國在這些領域的骨幹。
菌苗研究基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衛生署決定將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實驗處。湯飛凡呈準保留昆明處作為分處。昆明大部分職工都不願離開，僅少數原從北平來的人員「復員」回到北平。
1945年秋，湯飛凡秋到北平，發現原防疫處址已被日軍在投降前破壞，必須重建。政府不給建設經費，需自籌經費，他又得第二次白手起家，經過奔走，從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撥到幾批麵粉和一些剩餘物質，又從美國醫藥援華會那裡捐到一批儀器設備，用「以工代賑」的名義興建新址。他儘量利用從舊建築上拆下來的材料和設備，親自審查設計圖紙，並住在一間舊傳達室里監督。他經常到工地巡視，那怕見到一根2尺長的管子也要撿起來交給監工。他的精神使承包商也很感動。
1945年冬，開工1947年元旦落成，共萬餘平方米，比舊址規模大而且有所擴展，增建了抗生素車間和研究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展成為中國醫學科學院抗生素研究所）以及實驗動物飼養場。
1946年春，已恢復了牛痘苗等急需製品的生產，並支援解放區牛痘苗10萬支。新址建成後又增加了青黴素、卡介苗和丙種球蛋白的生產。
1946年6月內戰全面開始。1947年防疫處新址落成不久，戰爭形勢急劇變化，北平局勢日益混亂，無法正常工作。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防疫處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繼續擔任所長。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衛生部門最緊迫的任務是控制對人民威脅極大的傳染病的流行。政府決定大規模施行預防接種，要求研究所擴大生產，保障疫苗供應。湯飛凡接受任務後，集中精力組織大規模生產和解決生產中的各種技術問題。
1949年10月原察哈爾省北部鼠疫流行，為了控制疫情，需大規模接種鼠疫減毒活菌苗。國內沒有這種活菌苗，只好從蘇聯進口，仍不能滿足需要。湯飛凡親自領導一個組突擊研製，只用了兩個多月，就製造出菌苗900餘萬亳升。
因為使用了湯飛凡研究出來的乙醚殺菌法，該所在簡陋的條件下迅速增加了痘苗產量，1949年底，每天產量已超過10萬支，為全國消滅天花作出貢獻。中國在1961年就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早16年。
1950年衛生部籌劃在全國建立六個生物製品研究所，並將生物製品劃歸國營生產，湯飛凡非常擁護這個計劃，並提出一項重要建議：設立生物製品質量管理的中央機構。這個建議他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向重慶國民政府提出過，但未被理會。這次他的建議被馬上採納，衛生部就委託他籌建「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1951年該所成立，他臨時兼任所長。湯飛凡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部生物製品規範—— 《生物製品製造檢定規程》 （草案）。中國從此才有了生物製品質量管理的統一體制。
1951年，在全所職工的努力下，製品產量比1949年增加了7倍，1952年又比1951年增加了13倍。此種疫苗國內沒有，湯飛凡用1947年從美國獲得的無毒病毒株17－D，制出了活疫苗。為了撲滅天花，中國50年代就實行普種牛痘。當時這個研究所是主要的痘苗生產供應單位。
沙眼衣原體研究
人民共和國經過經濟恢復時期，各條戰線形勢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傳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點轉向常見的、多發的傳染病。湯飛凡呈請衛生部批准他擺脫行政事務，恢復他中斷了20年的研究工作。獲准後，他首先恢復了對沙眼的研究。那時沙眼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廣泛流行，中國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邊遠農村有「十眼九沙」之說，危害極大。沙眼流行至少已有三四千年，自微生物學發軔之始已受到重視。
1887年，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科赫曾從沙眼病灶中分離出一種細菌——科－魏氏桿菌，認為是沙眼的致病菌，最早提出了沙眼的「細菌病原說」，但很快被否定了。
1907年，哈伯斯忒特和普羅瓦采克在沙眼病灶中發現包涵體，認為可能是病毒，但未定論。20年代中，尼古拉證明沙眼材料用砂棒濾掉細菌仍有感染性，首先提出了沙眼的「病毒病原說」，但未能證實。
1928年，野口英世從沙眼材料里分離出一種細菌——「顆粒桿菌」，認為是病原菌，重新提出了「細菌病原說」，此說曾引起廣泛注意。
1930年，湯飛凡和周誠滸曾重複野口的試驗，卻得到陰性結果。
1933年，湯飛凡用美國保存的野口「顆粒桿菌」種進包括他自己在內的12名志願者的眼睛裡，證明它不致病，又推翻了「細菌病原說」，「病毒病原說」重新占了上風。直到1954年雖然經過許多實驗室的努力，因病毒未被分離出來，仍然不能定論。湯飛凡早在30年代研究病毒性狀和包涵體本質時已逐漸形成一種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從小到大的一個長長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細菌之間存在着「過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體、牛胸膜肺炎支原體等。他認為沙眼病原體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體的「大病毒」，許多性質近乎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循着這條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計劃，同步進行了沙眼包涵體研究、猴體感染試驗和病毒分離試驗。為了保證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別請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專家張曉樓鑑定所選的典型病例。
1954年6月開始了工作。在這一年的時間裡，湯飛凡親自帶助手從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體，並發現包涵體有四種形態：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闡明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澄清了自從1907年發現沙眼包涵體以來的混亂認識。他在論文裡寫道：「原體和始體均為沙眼病毒的演變形式……。原體代表靜止，始體代表活動繁殖狀態。原體變始體，始體又產生原體。……我們可推論沙眼病毒的原體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細胞內，即增大其體積變為始體，繁殖發展成散在型包涵體，以後繼續發展成帽型或桑椹型，終至填塞型的包涵體。此時或在此以前，始體復變為原體，最後細胞被原體填塞以致破裂，原體湧出，再侵襲別的健康細胞，重複感染。」他實際上描述了沙眼病原體侵入宿主細胞後的發育周期，在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後，已在人工感染和動物模型中被完全證實。現已知道沙眼衣原體的一個發育周期約為48小時。 這一年，湯飛凡所進行的猴體感染試驗也獲成功。他和助手使猴子造成沙眼，從中發現：猴子與人的眼結膜解剖學構造不同，患了沙眼後症狀也不同：沒有瘢痕和血管翳。他們還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從來沒有人發現過的猴沙眼包涵體。但是，這一年他們所進行的分離病毒的努力失敗了。
1951和1953年日本學者荒川和北村報告用幼鼠腦內接種或雞胚絨毛尿囊膜接種法分離病毒成功，不過因為沒有能夠拿到病毒而未得到承認。湯飛凡認為用他們的方法分離出沙眼病毒是可能的。因為他相信沙眼與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性質相近，而後二者能在鼠腦內生長。於是他決定病毒分離試驗先從重複荒川、北村的實驗入手。但是一年中他和助手從201例典型Ⅱ期沙眼患者中取樣，接種了2500餘只幼鼠，沒有一隻發生類似荒川、北村所描寫的症狀，沒分離出一株病毒。試驗失敗了，湯飛凡雖沒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離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決定把它擱置起來，改用雞胚來分離。
1955年7月，重新開始分離病毒試驗，這次他沒有採用荒川的絨毛尿囊膜接種，而採用了研究立克次體常用的卵黃囊接種。他分析了影響病毒分離的因素，認為除了選擇敏感動物和適宜的感染途徑外，還需抑制雜菌生長，決定在標本中加抗生素作為抑制劑，因為當時臨床上已經知道鏈黴素治療沙眼無效而青黴素有無療效還不明了，所以選了這兩種抗生素，沒想到竟然那麼順利，只作了8次試驗就分離出了一株病毒。 這個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被湯飛凡命名為TE8，T表示沙眼，E表示雞卵，8是第8次試驗，後來許多國家的實驗室把它稱為「湯氏病毒」。雖然分離出了病毒但成功率太低，後來知道是因為青黴素能殺死病毒。他們改進了方法：取消了青黴素，加大了鏈黴素的量，延長了鏈黴素在標本中的作用時間，大大提高了成功率。用改進的方法，病毒分離率達到50%，不到兩個半月內又連續分離出病毒8株。試驗成功了，有人建議湯飛凡趕快發表成果，因為世界上許多實驗室在競相分離沙眼病毒，不趕快發表，怕被人搶先。但作風嚴謹的湯飛凡沒有同意，他認為還沒有達到科赫定律的要求。科赫定律要求確定一種微生物是某種傳染病的病原體，第一要能從相應的病例里分離出這種微生物；第二要能在宿主體外培養出這種微生物的純培養；第三分離出來的微生物要能在另一健康宿主中引起典型的病變和症狀；第四還要能把這種微生物從這個宿主中再分離出來。湯飛凡又做了很多工作，證明了TE8能在雞胚中繼續傳代，用它感染猴子能造成典型的沙眼並能找到包涵體，能把它從猴子眼裡再分離出來，得到「純培養」。他還用分級濾膜證明TE8是可過濾的並測出它的大小在120—200納米之間。然後，他才於1956年10月發表了論文。最後，他又在1957年除夕將TE8種進自己的一隻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並且為了觀察全部病程，堅持了40多天才接受治療，無可置疑地證明了TE8對人類的致病性。
沙眼病毒分離成功在國際科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因為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將長期處於低潮的沙眼研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英國李斯特研究所的科利爾1957年得到TE8和TE5後很快證實了湯飛凡等的工作。1958年他又用湯飛凡的方法在西非岡比亞分離出沙眼病毒。不久，美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國家與地區的醫學家也相繼分離出沙眼病毒。
1958年，瓊斯在美國從一個患性病的婦女子宮頸中分離出沙眼病毒，解決了這種僅在美國每年就有上萬人受害的性病病原問題。有了病原體便可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從而確定了沙眼和鸚鵡熱及鼠蹊淋巴肉芽腫的病原體同屬於介於細菌與病毒之間的一組微生物。這導致了微生物分類的重大變革，增加了一個衣原體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為沙眼衣原體。有了病原體可供試驗，證明許多簡單的方法，如乾燥、日曬、熱水燙、以及許多常用的消毒藥都能有效地消毒，同時還篩選出許多特效藥。沙眼的治療和預防在短短几年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
學術成就
1936年，湯飛凡和他的學生魏曦首次描述了支原體的五個形態不同的發育階段：顆粒狀、絲狀、分枝、成鏈和崩解階段，闡明了支原體的生活周期。
1945年光復後，湯飛凡建議經衛生署批准，將中央防疫處由重慶遷回北平，改名為中央防疫實驗處。經美國友人謝拉曼（時任美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分署北平辦事處負責人）協助，得到一些麵粉和剩餘物資，又從美國醫藥援華基金會獲得一套小型青黴素製造設備，「以工代賑」再建中央防疫處新址。
1945年冬至1947年元旦完成工程，建起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增建了研究室和實驗動物飼養場。
1948年車間可產堪與進口產品相媲美的每支20萬單位的青黴素。
1954年，恩德斯發表了用組織細胞培養分離麻疹病毒成功的報告。湯飛凡認為這是病毒方法學的一個突破，必須儘快掌握它。
1955年，分離出獨立的砂眼病原體——砂眼衣原體（CT, Chlamydia trachomatis）。同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8年，在他的指導下吳紹元分離出中國第一株麻疹病毒M9。組織細胞培養技術的建立，不但使麻疹病毒分離成功，而且為製造脊髓灰質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礎。
湯飛凡的學術成就不只是沙眼病原體的發現。他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就有過重要貢獻。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當時甚至病毒是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的還在爭論，那時還沒有電子顯微鏡、超速離心機等現代化儀器設備。湯飛凡和秦瑟利用砂棒濾器、普通離心機等簡單設備，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的、能離心沉澱的、能自我複製的、有生命的顆粒，是寄生於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火棉膠膜），並用它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湯飛凡也是最早研究支原體的科學家之一，
1961年，湯飛凡採用其研究的方法，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殊榮
國際學術界沒有忘記他，他死後許多年裡還不斷有外國科學界人士詢問他的情況和通訊地址。
著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權威李約瑟爵士在得知他的死訊後給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的一封信里說：「回顧能結識你們國家的這樣一位傑出的科學公僕，感到榮幸。」他稱讚湯飛凡是「19世紀英國諺語裡的『人類的朋友』」，是「預防醫學領域裡的一位頑強的戰士。」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向他頒發了沙眼獎狀和獎金。
1982年他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夫妻情深
湯飛凡短短的一生能有這樣的成就是和他有一位忠貞的伴侶分不開的。他的夫人何璉在他的生前，對他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事業上給他以無條件的支持。
抗日戰爭爆發後，她放棄在上海租界裡有洋房、有汽車的優裕生活，隨丈夫到艱苦的大後方。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湯飛凡接到英、美好幾家大學的聘請，本來準備移居海外，這對何璉來說是十分自然的選擇，因為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國民黨將領何鍵，共產黨來了會對她怎樣，不能不使她擔擾。但是因為湯飛凡不願意離開祖國去寄人籬下，她支持他的決定，和他一起留在大陸。
1958年在「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受盡折磨，他倔犟的性格和強烈的自尊心使他寧願莊嚴地死去，也不甘無端的受辱！於9月30日凌晨在家自殺身亡。[4]
湯飛凡死後，何璉為了維護他的名譽和保衛他的學術成果進行了堅韌不拔的鬥爭。
紀念
1981年，國際沙眼防治組織授予湯飛凡金質獎章，以表彰他在砂眼症研究領域的重大貢獻。
1982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1992年11月22日，中國發行了一套包括湯飛凡教授的「現代中國科學家」紀念郵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