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来的男人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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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活着回来的男人》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的著作。
书中主人公小熊谦二（作者的父亲），出生于1925年，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后，谦二在不断更换工作时，染上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失去半边肺叶的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后，他甚至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日本兵”吴雄根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政府发起战后诉讼赔偿。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
作者简介
小熊英二（Eiji Okuma）
1962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大学院总和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博士，现为庆应义塾大学总合政策学部教授，专攻历史社会学・相关社会科学。1996年以《単一民族神话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谱》获得三得利学艺赏；2003年以《“民主”と“爱国”：戦后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获得每日出版文化赏、大佛次郎论坛赏；2013年以《社会を変えるには》获得中央公论社新书大赏。最新著作《活著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获得2015年新潮社小林秀雄赏。其他重要著作包括《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市民と武装 ：アメリカ合众国における戦争と铳规制》、《清水几太郎：ある戦后知识人の轨迹》。他执导的311福岛核灾议题纪录片《首相官邸前的人们》已于2015年公开上映。
原文摘录
人类的社会，不是由一小部分“好人”与大多数“坏人”组成。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有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只看好的一面，便把对方当圣人来对待，就和只看坏的一面，就把对方当坏人来对待是一样的，都不是正确的认知。 当时，非官僚或高级军官的庶民，并没有所谓的年金制度。所以工作期间必须尽量存钱，以备退休后的花销，大家都是如此思考，我的外祖父与父亲也是如此。但却因为通膨，这种人生规划全部破灭。父亲也是如此，如果知道日后会如此，当时应该会决定继续留在北海道吧。可是，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妥善应对。大部分人，都只能凭着过往经验来思考应该如何规划人生而已。
书评
最艰难的社会生活，可能存在于那种形式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代——战争期间尤其如此，当你每天为“如何在兵荒马乱中活下去”而发愁时，听到的却是国家告诉你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为国牺牲。尽管对一个深陷危机中的群体而言，这些宏大的目标也有其必要性，但它们毕竟脱离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太远，因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即便在集体陷入神学狂热（以及作为其变体的世俗激进政治）之后，都或以其智慧，或以其愚蠢，最终本着自我延续的求生意志，谨慎地避开了那些大到不着边际的说辞。
即便是二战时总动员化、标榜“举国一致”的日本，在经历了几年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人们紧绷的神经也已麻木了。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中记述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回忆说，到1944年底时，出征入伍时那种挥舞“日之丸”国旗的壮行会已经不举行了，“因为入伍召集逐渐频繁，大家都变得不再关心”，即便是稀稀拉拉前来送行的几个亲友，也没谁“表现出振奋人心的壮行气氛”。所有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宏大理由与承诺，除非像宗教那样是在来世才兑现，否则总无法让人长久地相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这种“战争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好处”的感受也许更令人沮丧，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次战争中几乎无不是速战速决且获利丰厚，直到军部那些跋扈的将军们终于玩脱了。
在这难以抵挡的时代洪流中，当时刚过19岁生日不久的小熊谦二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分子。虽然也曾有一点独立思考的意识（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很危险），不过就像他自己坦承的，“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提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这确实应该是那个年代日本平民的真实处境，也解释了何以他们即便有所不满，但战争期间的日本却始终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反战运动。小熊英二在这本书中，多次强调自己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在战争前后的经历就不值得记录，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普通性赋予了一种普遍意义：“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
如果反过来理解，那这也意味着：小熊谦二在战时、战后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都带有某种被动应对的特质。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个人在那种大时代，根本无从抵抗国家机器的强制，很难有自由的选择权。像小熊谦二这样，在战争结束前夕被征入伍，作为新兵还未完整受训，就被苏军俘虏，就此在冰天雪地的战俘营里度过了三年青春期；虽然侥幸生还，但他也失去了进入大企业的机会，又罹患结核病而失去了一个肺，堕入了社会中“下层的下层”。如他所言，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即便如此，相比起那些没熬过来而死在战俘营里，自此消失的同伴，他已经算是幸运了。
最令人产生荒诞和幻灭感的是：这一切的磨难，有时只是一些偶然性造成的。小熊谦二受的苦，是因自己偶然地把本籍地设在新潟，因而被征召前往中国东北；而他的东京籍同学，却只是留在国内挖了一些防空洞后，就迎来了战争结束的时刻。无怪他感慨“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这其中又包含着某种无奈，因为被战时体制所支配的普通人，在面对这种命运分岔的时刻，根本无能为力。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段改变他人生道路的战俘生涯，使他学会了独立思考，由此造就了后来的自己——他所具备的许多人生判断并不都是“常识”，而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人生经历的结果。苏联战俘营的生活尽管艰苦，但却给像他这样从未脱离国内体制的人一个觉醒的机会：他得以目睹一个人如何能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也看到拥有底层生活经验的人更能熬过最艰苦的时期；在对比中意识到苏军的官兵之间要比日军平等得多；更得以领悟到发动战争的军部和国家如何欺骗、利用了自己这样的平民。当初军方要求他们为国牺牲，可是当他们被俘后，关东军却把他们当作赔偿给苏联的劳动力物资，甚至在给苏方的陈情书里非常客气地说：“（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
正因此，当他活着回来后，才能更明确地反对那套体制：为什么庶民们受尽磨难，甚至即便活过来，攒下的钱也在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化为尘埃；但发动了愚蠢战争、把人们逼上绝境的那些高级官僚与军阀，却即便战败仍能领取高额退休金？他们至少应当负起责任。他甚至认为天皇也应“先退位一次”，因为“发布开战诏书的大元帅为战败负起责任，是极其正常的”。这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想法，1974年在菲律宾卢邦岛重现人间的原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虽以右翼言论引人注目，但却也在回国的第二年就表明“天皇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日本虽然战败，但却并未彻底清算原有体制。天皇的责任始终暧昧有争议，而除了甲级战犯之外的其余人等也大抵不了了之。早在1950年代，负责占领的盟军总部（GHQ）经济科学局局长克列马上校就曾说过“日本的军人养老金制，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极其恶劣”，这种制度优待军属，给予高于普通国民的特殊待遇，而这正是“谋求世袭军人阶级永存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正如田中伸尚在《战后日本遗族透析》中说的，“日本对战死者的援护工作，是以‘与国家处于雇佣关系’的军人、文职人员为中心进行的。但是，即使同处于雇佣关系者，因没有日本国籍，也被排斥在外”。这样，战后得到的补偿不仅仍是论资排辈，而且朝鲜等原殖民地被征发士兵由于已经不算是日本人，也得不到分文补偿。原则上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的态度就是“不赔偿”，理由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简言之，“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
小熊谦二的一句话最能概括他的觉醒：“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那仿佛是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的景象：一个冥冥中的抽象力量，既不能和它说理，也不能敲开与它对话的门，但它却左右着你的生活。说它是“无机的物质”，是因为它让人有很多“想不通”的非理性之处，不按照“人心”的逻辑来运作，并且不是它来顺应人，而反过来要求人来适应它。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这种战争反省，却仍可说是一种“基于平民视角的受害者意识”，只不过他们认为加害者不是与他们作战的美军苏军，而是愚蠢的高层官僚。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一家破产企业的底层员工，抱有某种“我们没做错什么，应该是那些做了错误决策的高层辞职谢罪”的怨恨，而他们应受谴责的与其说是“伤害了共同体之外的他人”，倒不如说是“辜负了员工的信任，把事搞砸了”。即便如小熊谦二，内心也觉得“俄国人与自己一样，都只不过是不好的制度与政策的受害者罢了”，也就是说，他自视为日本战时体制的被动受害者。这又与中国当时国共两党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一拍即合，但却与“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责任”显然又有着不小的距离，甚至还增加了这一转变的难度。正如一位二战遗族石崎菊曾说的：“我们遗族好不容易才极其痛苦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死去的丈夫、父亲、孩子等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
因此，这种专注于普通人生活的受害者叙事，既可能转向对战时日本政要的追责、批评，乃至像小熊谦二那样，有动力在批判体制之后转而协助有类似遭遇的中国朝鲜族士兵，然而，它却也可能与另一种右翼思潮合流。去年上映的日本动画片《在这世界的角落》，乍看上去是“反战”的，强调战时平民的艰难生活而远离政治诉求，他们只是“努力活下去”而已；然而女主角小玲却在得知日本战败投降时怒吼：“不是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人吗？这（战败）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做好的觉悟吗？”这位在这战争中失去了几个亲人及自己右手的女子，喃喃自语：“我一直认为合理的东西，一直为之忍耐的东西都飞走了。”在此，她是作为一个完全无辜、当然更无从“反思”的普通人，表达自己的幻灭，而这种幻灭来自一种被自己一贯无条件信任的国家及其政要欺骗、出卖的“觉醒”。
正如绪方贞子曾说过的，在日本国内，所谓的“昭和史”批判，往往“只是一味地全力抨击过去的领导人”。加藤阳子也认为，很多日本人似乎把战败仅仅看作是“军部的失败”，将日本国家和国民与不义战争相切割，“这样的总结实在是不痛不痒、没有多大意义的”。当然，推给国民则是更令人寒心的。在战后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久迩宫首相宣称：“战败的原因不仅仅是政府政策的错误，另外还在于国民道德的沦丧。因此全体国民必须彻底反省。我相信一亿国民总忏悔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回顾过去，不能总是追究责任，而是要全体国民冷静反省，只有总忏悔、洗净邪心，才能将过去作为未来之借鉴。”国民当然不是无辜的，就像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讥讽的那样，“在大帝国，住在首都和远离战场各省的人民，大多数都很少感觉到由于战争而产生的不方便，而是自由自在地享受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陆军辉煌战绩时的快乐”，可以设想，如果日本不是战败，那国民只怕对战争本身也不会有什么批判与反思。
为了在经历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活下去，每个人也许都不自觉地筛选、重组了自己的记忆。尽管作为一位普通人，小熊谦二已经表现出可贵的对他人处境的理解与想象，也能相对客观地评价日本的体制，然而他也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日本普通人的战争责任，实质上假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为战争负责，而受害者的主体主要也是日本平民，甚至都未必扩展到“亚洲人民”，那毕竟又是远离他经验的事物。这在某种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身为国家体制下缺乏主体性的顺民，本身就没有担负责任的意识，就像谦二说的，上级“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在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战争反省，恐怕正应从每个普通人成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开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