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独立运动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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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独立运动，现代有时简称为湘独，是支持湖南省独立自治的政治运动。先是，在1903年，受欧榘甲主张广东独立的一书《新广东》启发，湖南革命党杨毓麟提出了湖南脱离清帝国独立建国的思想，并以“湖南人之湖南”为笔名写就《新湖南》一书。而后在中华民国初年，湖南左派人士包括彭璜、毛泽东等人曾经受当时湖南省的联省自治以及制宪运动而推动该运动，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使湖南脱离中国北洋政府独立。该主张并没有获得足够支持，并随着国共两党在苏联支持下北伐，以湖南省宪法的废除而结束。美国汉学家裴士锋认为，湖南独立运动是受到湖南民族主义的启发。民国时期的湖南省独立运动一定程度刺激了地方自治[1] 意识的普及和大众化。
联省自治时期
中华民国初年，经过袁世凯称帝倒台后，受联省自治思潮影响，政治家与地方实力军人提出联邦制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张各省自治立宪。
1918年，湖南督军张敬尧在湖南烧杀抢掠，与民争利，被人民痛骂为“张毒”。张敬尧控制言论自由，把毛泽东才发四期的《湘江评论》封杀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馀篇，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8月中旬，由于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9月，毛泽东在湖南联合教育界和新闻界发动“驱张运动”。9月5日，毛泽东致信黎锦熙，说《新湖南》从第七号以后由他主持编辑；信中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教育是没有办法的；至于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学联骨干酝酿驱逐张敬尧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讧是驱张之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之主力，当即布置：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驱张；二、指派彭璜和商专代表李凤池等去上海，联络省外驱张力量；三、积极恢复学联；9月21日、9月26日，毛泽东先后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表同情于师范学生》和《原来是他》两篇短文，对摧残教育、毒打车夫等社会现象表示愤慨。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之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发表。10月23日，毛泽东为问题研究会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11月中旬，毛泽东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之修改会章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11月16日，毛泽东领导被张敬尧解散之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营民命，蹂躏民权”。同日毛泽东就轰动长沙城之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希望热心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之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著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学生之工作》：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工作必须是为生产的、合于实际生活的；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并说，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12月3日，毛泽东同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学联骨干、积极分子在长沙白沙井开会，研究形势，讨论对策；12月4日，毛在楚怡小学出席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开展驱张运动，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12月6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离长沙赴北京，代表团在汉口停留10天左右，分头动员旅鄂湖南学生一道驱张，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在赴京期间毛泽东等发表“快邮代电”，向全国揭露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12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12月18日，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邓中夏等十馀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到京后主持驱张运动，北京成为当时湖南驱张运动之大本营；12月22日，为揭露张敬尧之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罗宗翰等组织平民通信社，毛泽东任社长，每日发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将张敬尧祸湘之罪恶及各地驱张运动之消息，加以传布。12月27日，平民通信社印发由毛泽东起草、以湖南旅京公民署名之呈文《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发湖南政务厅长串通水口山的德籍矿师，同美商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行抵押借款之实的罪行，要求政府迅电张敬尧，取消草约，交款退出，并撤惩矿务局长，“以儆官邪而维矿政”；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讨论驱张办法，参加者千馀人；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以湖南旅京公民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种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12月，杨昌济病重，在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之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
1920年1月23日，毛泽东父亲毛贻昌在家乡病逝，与母亲文氏合葬于韶山土地冲；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活动，未能回湖南奔丧。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被张敬尧收买之政客组织“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职志”；快邮代电4月1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3月，毛泽东和老师黎锦熙用信件详谈湖南省自治运动的问题，认为湖南至少应该得到联邦制的美国州分的地位：“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4月上旬，毛泽东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在京驱张活动问题；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之马克思主义书刊；毛泽东热心搜寻能够找到为数不多之中文本共产主义书籍；毛泽东较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对社会历史发展有比较正确理解。
192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说张敬尧祸湘；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谭延闿击败张敬尧，出任湖南督军。6月12日，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6月14日，湘军总指挥赵恒惕到长沙；6月17日，湘军总司令、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到长沙；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主张湖南仿效朝鲜等国，寻求自决：
湖南自入民国，三被兵灾，遭难最多，牺牲特大……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势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铲除一切私见私利……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从今日起，三千万人涤虑洗心，向前奋进，未始无实现之一日。时势明告吾侪，荒野之西伯利亚，已起风潮；已亡之朝鲜，亦求自决，大势所趋，莫之能遏。返观大湖以南，苍梧以北，三湘七泽，风土雄厚，正吾人自治自决之舞台……同人更有进者，湖南为全国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国改造之一部，直接间接影响实多。
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之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提出改造湖南之主张；阐明湖南改造之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信中向打著“湘事湘人自治”旗号之谭延闿、赵恒惕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信6月28日在上海《申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为题全文发表。毛泽东主张湖南独立，提出了“湘人自决主义”的思想，并将湖南历史追溯到鬻熊开国，将湘军的曾国藩等人奉为湖南的近代先贤：
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吾侪缩小范围，讲湖南自决自治。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呜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7月20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著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7月22日，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据湖南，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之祃电：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7月25日，毛泽东与在长沙之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改进湘潭教育；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8月下旬，毛泽东在湘潭韶山休息；9月1日，回到长沙；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之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1920年9月3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之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之主张：“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著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毛泽东主张中国应该像其他帝国一样解体为至少二十七个国家。
1920年9月5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龙兼公决定推出定期专栏“湖南建设问题”，以宣扬关于湖南未来应走之政治路线的观点，由毛泽东、彭璜两人主笔。专栏集中讨论湖南是否该成为独立国，以及如果该往这条路走，该怎么做。毛泽东认为数千年来的中国都缺乏基础，因此必须打破统一的框架与巨响：“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1920年9月6日、9月7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9月13日，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9月23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
而彭璜在毛泽东的“湖南共和国”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湖南的独立计划，认为湖南共和国应该建立为“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并指出中文中的“国”字既可以指大一统帝国，也可以指自决之国。他解释说：中国是大一统帝国，但湖南国是自决的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政体只能让湖南亡国和战乱：
人太专注于这个‘国’字。所以一说到建‘国’，就发生破坏’大国’的恐惧。却不知民族自决的建国，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建构，却不知‘怕建小国破坏大国’的思想，就纯粹是偶像的国家思想。”两者南辕北辙，不可能东食西宿：“一个是附属的，一个是独立的。一个是因袭改良的，一个是根本改造的。一个是没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有独立宪法的。一个是‘半’自治的，一个是‘全’自治的。所以要立’国’，就是要独立，要根本改造，要有独立宪法，要完全自治。
在19和20世纪之交，部分湖南革命者一直以“民族”等词语来描述湘人，以“民族主义”一词表达自己对湖南的忠诚和热爱之情。在毛泽东基础上，彭璜的湘独理论更加地激进，为了肯定湖南自中国独立，他认为汉族的“名目”只是逼迫湘人顺服中国统一、压迫湘人独立的工具，他从而将湖南人排除出汉民族之外，强调只有湖南民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
深觉得这个笼统混杂的汉族名目，压住了我们湖南人的向上，阻止了我们湖南人的进化，牵制了我们湖南人的发展本能！现在硬觉得我们湖南人不叫是汉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汉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风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与本能。移言之，湖南地方的人民，是有一种独立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很不与各省同胞相类，所以认定湖南人与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原来是个解释民族的莫大错误！……一地方人的要求独立愈必要，我们湖南人对于湖南人的感情怎样？我们湖南人对“非湖南人”的感情又怎样？要是我们随在留意，时很容易证明的。我是一个乡下人，我从我的乡村生活中间，看出了湖南人心中只有一个湖南，不有一个中国。我平日从省城回家去，乡下人所与我交谈的总是：“湖南的大局如何？不是袁世凯要血洗湖南？听说北方要放个什么汤芗铭作湖南都督？听说陈复初有奸党降了北方？这个畜生……湖南倒楣了，曾官保一辈的人都死完了。再也没有这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