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背影(金志敏)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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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背影》是中国当代作家金志敏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父亲的背影
前些日子，与姓金的十来个族人坐在一起吃饭。他们基本上是办个企业，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有在机关工作，当了个处长什么的。都是我出生至今素未谋面的。年纪最大的房份底堂兄忽然回忆起我的父亲，说，当年金山人到瑞安莘塍卖竹椅竹筷子住在周田湾客栈时，只要报上你父亲的名字，说是老金的亲房，都是不用掏身份证明的。可见你父亲当年的信誉程度。
我听了很是感动，为我的父亲。应该说，这一段背景，我是知道的，但那时我还很小。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听他提到这些事情，忽然所有的记忆冲破了岁月的羁绊，汹涌泛滥。想想也是该认真为父亲再写些什么了。
18岁时，父亲走出瞿溪那边的瑞安湖岭金山后，加入了浙南游击纵队，同一个班的战友现在温州的有邵锡水、潘裕德等人，那是1948年。解放后，他转到瑞安公安系统，看守过监狱。干了好几年的湖岭区兼莘塍区公安特派员。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那两个区那么大的区域里，他主管治安工作。后来，他转任瑞安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所长。
我长大后，家乡很多人如果听说我是老金的儿子，一般会神往地回忆起你爸当年真威风啊。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说，把地主富农反坏右犯罪分子押上台来！然后呼呼呼呼一大帮坏分子便被带上台来，一个个判决掉，该枪毙的枪毙，手拿着枪，啪啪啪把坏人杀掉；或者送金华劳改场该劳改的劳改，该释放的释放，真神气。老金，人好兮好的，人好兮好的。一般最后都有这样的结束语。
我经常拿这些听来的光荣史来问他，希望荣誉感得以证实。但父亲不喜欢谈这些事情，他说没有他们说的那样，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政府决定了做什么才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基层执行者。他说大家说的很多话有些浮夸，他在职期间没有枪毙过任何一个人。只是感觉肯定得罪过许许多多乡里乡邻。个子很高的他体质异常虚弱，所以导致他看上去心不在焉似的，工作起来不是很开心。有时出去上个茅坑回来，连背着的驳壳枪落在哪里了一时都想不起来。幸亏是和平年代，一般都会有革命群众积极分子热心地送了过来。
他一如既往地耿直和温厚。我过去曾经为他写过这样一个细节：多年以后，年近半百的父亲途经邻镇，在一农家门口歇脚，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人非常热情地送茶送水地招呼父亲：“二十几年前的自然灾害让我成了一个小偷，你抓到后非但没有打我、骂我、惩罚我，反而帮我打饭，送我粮票、零钱。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忘记过，只是不知该怎么报答。这碗茶，你一定要喝。”
莘塍当时有个电影院，周边特别寂静。传说中没有放电影或演出时，后台会有白虎精出没，一般人白天也不敢从那边上经过。迫不得已，我们若孤身一人必须从那里经过时，往往一溜小跑地冲过去，好久心里还抖抖的。因为平时没有别的娱乐活动，我们晚上经常去看电影。
我8岁时，个头小，一般买了半票就可以进去的。有一次那个看门的一只眼老头朝虎却犯了牛脾气，坚决不让我们买半票进去，说想看电影只能买全票。我父亲听说后，发了火，冲到电影院门口，冲着朝虎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这个电影院还是我建设起来的，我的儿子来看电影倒要比别人花更多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瓯江发大水，据说从龙泉那儿冲下来许多无主的木材。堆积在那里常年没人认领，处理不掉，由我父亲作主建起了这座电影院，使当地人几十年间有了唯一一所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我只听得朝虎乖乖地说，老金别生气别生气，我不知道这是你家的厮儿，下次我知道了。后来我们去看电影，当然也都是买了全票，赶紧从两道高过头的铁栏杆之间穿进去了。因为我们害怕朝虎那一只眼里的凶光；更害怕引发父亲的万丈怒火。
这是我见过不多的我父亲出面为我们撑腰的事情。还有一次是听说我小学语文老师不知为什么说我不是读书的材料。我一直贫血，营养不良导致气血不足，脸色白格纸似的，上课经常靠头靠脑的要晕过去似的。可能老师就有了这一番话。
那天傍晚我父亲异常愤怒地冲到学校，我赶紧屁颠屁颠跟了去。见老师穿了家常衣服，正摇着蒲扇提着竹椅到操场上纳凉。我父亲冲到她面前，愤怒地问老师，谁的后代才是读书的材料，劳动人民的后代如果都不读书，不是世世代代都不识字了吗？老师被他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然他拉开了战争的帷幕，事后吃苦果的却是我，那老师动不动就偷偷折腾我。谁能体会一个孩子被老师冷落的感觉，那该是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知道老师好像不大喜欢我，但我语文成绩在班级里又是比较好、她不可能忽视的，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她对我又气又爱的滋味了。老师的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爱发火。后来才知道她生活很不顺利。多年后，老师在菜场碰到我母亲，询问我近况如何，还气闷闷地说，他是个好孩子，他爸爸怎么会是那么个脾气，这一世人都没见过。我母亲只好为二十多年前丈夫发起的两个人的战争付出代价，连连向她道歉。
他其实是爱子心切，更是因为强烈的自尊心与自卑感交织，个性特别强，容不得半点鄙视嘲讽。在我出生前，他在公安局里，几乎与所有顶头上司都要顶顶撞撞，包括公安局的局长、教导员，区里的区长书记，镇里的镇长书记等，几乎和哪个领导都说不上几句话来，往往一言不合就火山爆发。当时他的教导员后来当了局长的叫陈岩松的领导对他挺理解的，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陈岩松1993年6月14日来为我患食道癌去世的父亲送葬时，眼睛红红的，握了我的手好久也没说什么话，临走时才说了一句，你爸这一世人都是让脾气给害死的。
当年公务员的收入不高。几十块钱的工资在很高的物价前面不堪一击，据说那时他有了第一个女儿后，爱女如命。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女儿想吃肉，他赶紧跑去买肉，听说拳头那么大的一块熟肉就要花去他工资的很大一部分。生活的确过得紧巴巴的。
35岁那年，他提出退职不干了。去意已决，几个领导真情假意地挽留了一阵子后，也就无话可说由他去了。
他是山里人，虽然已经有3个女儿，但很看重有没有儿子传宗接代，居然认为做公安工作多多少少对下一代会有些损，所以要生儿子还是要退出队伍，逐渐萌发了提前退职的念头。当然这只是个理由。以他粗线条的性格，可能是实在无法忍受机关里的条条框框。至于到底是因为什么离职，现在已经成了解不开的疑团。父亲退职次年，我出生了，那是1963年12月间，他36岁。
父亲当真退职后，一家人的生计便成了问题。当时我的大姐才6岁，二姐4岁，三姐2岁。我母亲在针织厂工作，一个月工资18块，一家人省吃俭用也难以应付，所以大姐、二姐是放在外婆家寄养的，三姐一个月几块钱交待给前埠阿卵家扶养，每个月我母亲厂里发工资时，三姐就会受阿卵老婆之命，提个大篮子过来，无名无姓地说，给我钱，给我钱。我母亲就数出几块钱给她放在篮子里，阿卵老婆就在工厂门口候着，带了她买菜买米去。
我后来也是放到外婆家养的。打小寄人篱下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烙印是刻骨铭心的。虽然他们事实上都待我非常好。舅舅家有5个子女，年纪和我们相仿，一个个挨着个儿长。外公在瑞安南门头饭店里做厨师，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去上班，所以晚上头要睡得早。我和外公外婆睡。我那时缺钙，大头大脑，晚晚半夜哭闹，外婆拍打着让我睡觉，我却一直打着哭盹，睡不安生。外公便有些恼火，伸手开了衣橱，摸出一瓶老酒汗，倒在手掌心里，将老酒汗涂抹在脚上腿上腰板上。一边轻轻骂骂咧咧，这岁老生的，这岁老生的，一边提了衣服，伸脚穿了鞋子开门上班去了。外婆拍着拍着，我也便睡着了。
外婆养了不少鸡，很多很多的鸡，整个门台里道坦里跑的都是鸡，各种各样的羽毛很好看。我们几个就在道坦里到处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有时闹急了，外婆会在烧菜做饭的空档间，腾出时间手里高高举着一把扫帚，嘴里喊着“哟嘿”，扫帚飞将出去，鸡群自然散开跑尽，留下满地鸡毛和鸡屎。
外公下班回来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还隔着三四退门台，听外公一声咳嗽，七八个孩子便雀跃着奔向外公。外公会从他挂在肩膀上的围身布口袋里，掏出已经截成一段一段的甘蔗，分给所有的孙子孙女儿们。我的姐姐们很谨慎地在一边等待分到手的甘蔗。我一般会吃得很快，比所有人都快。外公也一般会再从围身布口袋里掏出一截甘蔗，悄悄塞给我。我几次听他对外婆说过，这厮儿最会吃了，得留起来再给些他的。我当时有个绰号叫乌鲤，就是很能吃的意思，因为我感觉永远吃不够。艰难的岁月给一个孩子的身心会打下多么深的痕迹。
有一次和几个表兄弟一路跨出门台，溜达到大街上买零食去。回来的时候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有好心人把我们哥几个送到西山脚下的派出所。那警察所长问我们，你们住哪里的？据说我回答，住修调羹的。那老警察笑了，只听说有修碗的，哪里有修调羹的。竟然就那么巧，他是我外婆的表弟。家里去报案后，他就把我们几个给送回家了。
我们当时住的那里其实叫秀坦街，在现在瑞安虹桥路中部那一段。走出道坦门台，是一个叫草塘巷的地方，有很大的操场，有部队长年驻扎在那里。过一阵子便会放一部电影，一般会是战斗片，用三根竹竿撑起一个门台似的，银幕系在竹竿上。所有大人小孩扛着凳子，三三两两地汇集到银幕前面等待电影开映。我们在凳子上站了一会儿，被很多大人遮挡着，便掠起银幕角头钻过去，躲到背后去看，于是我奇怪我记忆中的电影里人物怎么都是左撇子似的。其实可能是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银幕背后反着看的缘故？还没想清楚。
母亲一周会过来看一次我，在外婆家过了周末然后在周一大清早回到离瑞安城十里路的莘塍上班。我醒过来她陪我玩了一会儿，便要赶去上班。我知道后，不依不饶地追赶出去，然后都是舅舅或者外公一把将我小小的身体端起来，放到石磨盘上。我下不来，只好在上面不依不饶地哭哭啼啼。哭一阵子，没人理睬了呢，自然没眉眼儿了，自个儿找乐子去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小孩子再怎么哭闹也没什么大名堂的，放手让他哭一阵子就雨过天晴了的。
舅舅是瑞安服装厂、帽社的厂长、书记。我印象中他基本上下午都是在床上度过的，都会睡到下午三点后，才热气腾腾、睡眼惺忪地起来，洗把脸后到单位去上班。
后来我读高中放假时，曾经在舅舅的帽社里干过一段时间的活儿。大概是很想早些赚钱，开始是跟着表哥学素描，一张透明纸蒙在画上，然后用一支细细的毛笔在上面勾画。
窗下是一张水泥楼梯，不断地有女孩子跑出跑进，边跑边唧唧喳喳的，无缘无故都会爆发出一阵哄笑声来。我那时正是懵懂的年岁，真可说是心猿意马。记得有一个比较高大的女孩子特别喜欢和我说话，我不知道如何应付，所以后来基本上是让给表哥去应答了的。
这样画了有一阵子后，我觉得我应该去做工赚钱才是正路，便叫妈妈托舅舅让我开始做活。帽社其实和服装厂挂两个牌子，那些女孩子都是服装车工。然后我就去做了烫工，烫一条裤子能拿几毛钱，已经记不清了。我拼命地烫啊烫的，脑筋里计算着已经有多少钱了。我也已经开始为家里赚钱了。却不料前面忍不牢就跑去上了厕所，一时疏忽忘记烫斗还趴在裤子上。回来已经来不及了，裤子烫了一个大洞。赔了，扣了多少已经忘了。我的第二次打工生活宣告结束。
我的第一次打工生活是在父亲在周田湾开的药店里，那年我13岁。父亲早些时候，找了不少门路后，才知道当年一时意气，愤而出走离开衙门实在是一个欠妥的主意。但好马已经没有回头路。他高不成低不就，后来居然到了高楼区那边的一条河边养鸭子，养了几百只鸭子。养大了就宰了来吃，鸭子生了好多蛋也烧来吃。这样过了一段落拓不羁的生活后，身体竟逐渐有些恢复元气。经人介绍，他来到温州大南门的一个草药摊，跟一个草医学草中医。山里人本来就比较熟悉草药，他天性就了解草药，所以不用太长时间，他就掌握了医疗的基本要领。
我跟他出去走过几次。他很高的个儿，在我前面沉默寡言地提着个包走路，包提在手里前后一晃一荡的，我静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一声不吭。实在疲乏了，父亲就地在路边的条石上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几个小时，我就静悄悄地在边上等待他醒来。我知道他心境不好，从来不去吵他。他醒来后，便又起身在前面沉默寡言地继续走。我继续跟在后面，肚子饿了在路边小店里吃碗光面。
我也跟他坐过几次小船，老艄工手摇的，一荡一荡地很慢，好像时光都停滞了似的。沿河是一只只高大的烟囱，在空旷的原野中特别引人注目。慢慢地发现大烟囱，慢慢地看着它接近，又慢慢地远去，被一荡一荡的小船抛在身后。我渐渐地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在江湖上，他结识了不少人。回到莘塍后，很多从事医药的个体医生和药师都因为政策约束，无法开办诊所药店，但社会需要他们服务，他们也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庭。我父亲还保留着党员身份，所以就牵头到县卫生局和镇里申报了一个瑞安县莘塍镇草中医革命领导小组的单位。
几年以后，下面陆陆续续开设了9间药店诊所，有自开的也有挂靠的，人员逐渐发展到200多人，医生，药师，看伤科骨科内科外科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瑞安莘塍那后来很著名的一家出过数个博士的“博士之家”家长、我报道过的蔡笑晚医生就是我父亲当时多年的同事。他的店在南陈桥头。我1995年去采访他，回来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通讯。领导问我采访多久，我说两个来小时，领导不大相信似的。其实那是我少年时代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过的。还需要更多时间访谈吗？
我父亲的药店的仓库就租在我老婆家里。当时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七八岁的模样，梳两把冲天辫子，眼睛光溜溜地盯着人看。我当然不知道她以后会是我一辈子的伴侣，也没怎么对她献什么殷勤。只是我岳母对我好，印象特别深刻。我老婆嫁给我后，一家人提起这些事来，还是感觉特别有意思。那叫什么来着？缘份哪。
我父亲的股份制合作的举动，比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市场经济早了足足有十几年。
门庭若市。家里天天高朋满座，开不完的盛宴。公安的、法院的、检察院的，镇里的、区里的、县里的，各个机构各个部门的，天天在我家里川流不息。他们每天三顿在我家吃饭，很多人早上就过来了。吃了早饭，到单位转一圈，又回到我家。要办什么事情，下属跑到我家向他们请示。他们在我家每天吃得醉醺醺的，小便时跑到马桶那里拉得满地都是。旗儿店的伙计每天几趟到我家送菜送酒，都是记帐的，我父亲签个名，一年总算一次。我母亲和我姐姐们天天下班回来还要洗碗擦桌清理房间，疲倦让她们无话可说。
有时我父亲要出外应酬，这几乎是天天都有的事情。我父亲一般都是带了我去，为了把瘦弱的我吃胖些。我却一直都吃不胖，反倒吃一次拉几次，差不多天天拉肚子，瘦成了什么样子。到十来岁时，我放了假没什么事情，就去父亲的药店里帮忙抓药，每个月工作12块。所以到现在我还能认得不少中草药，当归、茯苓、白术、苍术、生地、熟地、甘草、党参、石决明什么的，基本上还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
后来，父亲基本上是不在家的时候多。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在各地都住上一阵子。只有北京他还没去过，所以他后来一直说有空坐飞机去北京，看看天安门，我父母都没坐过飞机。所以这也就成了我的宿愿。但他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坐飞机上天去看北京的愿望。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他在云南昆明住了许多时候。回来时我发现他的门牙裂开了好大一条缝。问他，说是在旅馆里没事，天天嗑瓜子，结果把牙齿都嗑出一条牙缝来。有相面先生说他这牙缝很不吉利，估计会出什么大事。他想想不对，赶紧就回了家。
相面先生有时真不是盖的。父亲回来后，本来没什么事情，但他很不安。因为镇里区里卫生局里有许多人窥伺他的药店。不久祸事真的发生了。有人叫他去谈话，其实是例行公事的调查登记。但是他很在意，于是就惹出了事。
那时正是“四人”帮刚刚粉碎时，父亲没有派性。其实即使在“文革”时期，他也是个逍遥派。传说中1968年瑞安狼山两派武斗时，架起六零炮、机关枪相互对打。我父亲早已避到老家山里去了，他不想参加这些运动。当时我才5岁，路上流弹非常厉害，全城宵禁，据说有老太太半夜听见家里的鸡打鸣闹窝，燃了油灯披衫出去察看，扑通地一声跌倒在地，原来是被流弹击中。半夜里全城逃反，我母亲我大姐背了我在大街上跑过，逃到乡下去。而我一直睡得晕头转向。这些我都已经没有了记忆。
我有印象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已睡下。有人猛烈拍门，我母亲起来后点起油灯让他们进来，原来是有一帮人冲到我家里抄家，后来居然开始搬起我家的家具。我死死地赖在一张椅子上，手按着另外一张椅子就是不肯起来。几乎所有的家具都被搬到楼下，他们拖拉我坐着的椅子，我死活不肯下来。他们最终放弃了。环顾四周，我家真是家徒四壁了，空空荡荡只剩下那对很宽大的木头椅子。前几年老房子拆迁时那对大木头椅子还在，后来作价卖掉了。母亲唏嘘不已。
一直有人想把持我父亲革命领导小组的权利，也有人想给他栽赃。但此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给他戴上罪名，竟然说他一个在野的人是四人帮的爪牙，他很愤怒，这样就中了他们的奸计。他在他们的办公室大吵大闹，拍了桌子。那几个人原来都是天天在我们家吃吃喝喝的，有一个为首的姓林的，原来是我父亲的通讯员，为我父亲打杂的临时工。我父亲退职后，他留下来了，现在开始当权了。到我家吃喝时，他从来都是坐下位的，因为大家都看不起他。今天轮到他坐庄了。他一直没有正眼看我父亲，不停地抽着烟，烟雾浓浓地笼罩着房间。他们要我父亲去反省。我父亲说，去就去，谁怕谁。他居然自己主动回家卷了一床被子，跑到镇里追着他们问什么时候走。他不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他的天下了。他们恼火了，临时决定派了个小青年送我父亲去瑞安学习班学习去。
我一直跟在他身后，目睹了他和那些干部们的谈话、吵架，目睹了他的愤怒和他们的嫉恨。然后看着他卷起铺盖要去学习班，我去夺他的铺盖，他不愿意给我，他以为那是他示威的武器。我就这样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深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和母亲一路送他去轮船码头，看着他跨上轮船。他坐到了轮船背上。轮船开动后，我跟着在街上跑动。轮船过桥时，我跑上桥去，在桥背上站着，我向他招手，看着轮船背上的父亲一路远去。我的心很痛很痛，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离开，我预感到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结果真的发生了许多事情。他回家转已是两年后，他的眼睛看东西非常模糊，我们站在他对面，他也已经影影绰绰看不清楚是谁了。那里面二十四小时亮灯不让他们睡觉休息。他的脾气变得异常粗暴，他的满头黑发已经变得稀疏雪白。
原来他对我们一向非常慈爱，每次外出归来，总是把我抱上他的膝盖好久也舍不得放下来。晚上我不睡觉时，就缠着他给我讲故事，他不大会讲故事，但还是很有兴致地给我讲沉香救母的传说。他每一次的结束语都是，沉香找到了妈妈，好像灯笼那么大的一对眼泪掉下来。于是我也就跟着他说，好像灯笼那么大的一对眼泪掉下来。说完了，我就不知不觉睡着了。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不重现。
他去学习班后就没有回来过，矛盾一路升级。本来说好两个星期就结束回来的，结果他在里面和管教他的人愤怒地争论。他说自己没罪，他曾经是堂堂正正的警察，只有他教育别人的份。他是如此的不识相，当然只有让他坐更长时间的牢。于是本来没有事情的变成有事情了，他真的出不来了。
刚刚开始看守他的小伙子是我父亲老战友的遗腹子，特别感念我父亲对他父亲的照顾，所以他对我父亲也特别照顾。我们每个星期天到瑞安去，带了一大锅的补品，或者我姨妈家做好了许多菜等待他出来看病时拐过来吃上一口。他们过来了，他吃了一点，然后就放下了筷子。看着我说，阿敏长大了，上唇都冒出点细细的胡子了；阿敏喉结都出来了，真快。我很陌生地望着他，他很疼爱地看着我，眼睛就没转过去过。他勉强吃了一些后，去医院看了病，然后趔趔趄趄走回学习班。我和我母亲送过他去学习班，在车前街水利局的大楼里，他上了四楼，在木板钉死的窗户后伸出手来，挥挥手要我们离开。我们站了不知有多久，才怏怏离开，一路上没有一句话。当时的县革命委员会曾经开会专题讨论过他的问题，希望能将他处理掉。革委会里有人对处理他持不同意见，这事也就这么耽搁下来了。我父亲不是随便就肯闭上嘴巴的人。他对去看他的所有人大叫大嚷。事件一次次升级恶化。
后来就没那么容易见到他了。他被转到了看守所。每个星期，里面不断地寄出明信片要我们送东西进去，每个星期日，我都和我母亲带上许多的草纸、牙膏、毛巾、衣服等，到瑞安县前头那个看守所窗口登记，给他送东西去。他曾经是这里的头儿，现在他却只能在高墙里长叹。他被和许许多多的小偷、贪污犯关在一起，而且有几个还是他当年关过抓过的人。大家都成为在一个大锅里捞饭吃的人。这对心高气傲的他的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终于他们接受了他，他也接受了他们。有几个后来居然成了朋友似的，大家出来后还常来常往的，在我们姐弟嫌恶的目光逼视下才灰溜溜地离开。
我们每个星期天源源不断送进去的东西其实都是他为那些人要的，他一个人用不了多少。因为那些人或者家里更穷或者遭到家里人嫌弃，不再提供任何生活用品。而这都是我母亲和我姐姐分别在针织厂和车木社白天黑夜加班加点拼命干活赚下的钱，准备做生活费用或者积攒起来准备女儿嫁人时用的。现在都送进了那个小小的黑黑的窗口。
所长和一些看守是我父亲当年的老同事或者下级，见了我，就问我母亲，这就是老金退职后生的儿子？我母亲说是，让我叫叔叔。我叫了叔叔。所长看着我，叹口气说，老金死就死在臭脾气上啊。这儿眼睛特别亮，很懂事啊。我一声不响地看着他，他看了我一会儿，说，我会照顾他的，他在里面没事的，放心吧。转身进去了。
我开始上初一。一天下课时，听得外面操场上有高音喇叭在轰轰烈烈，我赶紧和同学们跑出校门到操场上看热闹。我没想到的是，那警车上下来的是我的父亲。我愣在当场。父亲被带上了他当年威风凛凛端坐过的高台。现在他的角色转换成反派。我挤到最前面，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看见他了。我发现他的眼睛很迷茫，好像什么也看不见。我特意挤到他跟前，想让他看见我，他的目光掠过我的身子，不知道望向了哪里。
我很悲痛地在台下听着高音喇叭叫出的他的姓名，还有一连串听不明白的词汇。上课铃声响了，我不知道该去上课还是要守着我的父亲。大会不知什么时候结束，没人给我做主。我只好拼命跑到学校里去，眼泪从我的脸下不断地挂下来，怎么忍也忍不住。我一把一把地抓眼泪却怎么也抓不干净。我不知道台上那些做主的人能否体会，这样的打击对一个才十三四岁的孩子该是如何的残酷。但我还没有怨恨别人的想法，我只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活在这样的世界上。我甚至怀疑他们是故意拉他到这里来示众来作践不肯屈服的他。因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来这么一场闹剧。
我一路哭着到了教室，趴在课桌上流泪。我的班主任老师叫陈然，她和她妹妹都是我大姐的初中同学。她把我叫出教室，靠在走廊的栏杆上，她说，你不要难过了，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他没有罪。即使他有罪，你是你，他是他，我们不会因此歧视你，你要放松些，放下包袱，认真学习，这才是你让你爸爸安心的办法。我不停地点着头，我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挂下来。陈老师是我这一生的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她照亮了我的前程。她现在在瑞安哪一所中学图书馆工作，也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乱哄哄的政治逐渐变得平静，当然这平静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许多人民群众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家作为当中的一份子当然也不例外。我家什么都没有了。
次日，我去供销社文具柜台买了一把原子笔、几大本稿纸、信封、复写纸。我开始不断地给各级领导写信，我要为我父亲讨个公道。而他在里面开始申诉。
他的老同事老战友经常有不同的消息传来，说他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了。我们家里天天是以泪洗面。有一次说他次日凌晨就要被送出去了，送到金华劳改农场去。我们星夜赶路，把所有必需品送过去给他。昏暗的路灯下，我们在寒风中发抖。那时还是凌晨三点。漫长的等待后，几辆空空的大客车停在大门口。五点多钟，一队队人犯鱼贯而出，提着铺盖卷，登上客车，依次就座。一直到车子坐满了，也不见我父亲的身影。我们非常奇怪，既欣慰又更加忐忑不安。车子开走了，我们的心也提了起来，不知道我父亲到底又被怎么了。
我父亲的老同事、法院里的一位领导传过话来说，他们几个老同志力保我父亲，不想让他被送到金华去，他们说，依他的牛脾气，到了那里一定是有去无回，一把老骨头都会扔在劳改场里去的。正因为他们几位的坚持，我父亲终于能在老地方为他的权利抗争，虽然与事无补。
他在里面抗争，我在外面努力。石沉大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以我的零花钱去买邮票，八分钱一张，我以顽强的毅力继续申诉，几年间我写了三百多封信。我的右手中指因为握笔写了太多的字而疼痛。我不断地寄信，我相信我大批量寄出的挂号信应该比苍南的业务信还要早些时候。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逐渐地有了回信，大部分是公函，红头文件，冠冕堂皇的套话，所以我打小就习惯了这些词汇。我很坚定地认为，太阳会出来的，我的愿望会达成的。我每天上课都在构思下一封信该怎么写该写什么，我心不在焉。
我父亲在里面变得越来越惶恐不安，如同惊弓之鸟，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惊醒他的梦，然后他终夜难眠到天亮。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斗志他的自信他的锐气。谁也经受不了那样的摧残。
终于盼来了一些感觉比较好的信件，有些是从北京党中央国务院逐级转给省委省政府地委地区行政公署的。县里区里镇里的头头们因此很不舒服，因为上面都有督办之类的字样在，所以他们不得不做出交代。一些老同事不断传来消息说，快了快了，老金就要弄出来了。叫你儿子继续写继续写吧，肯定有用的。
我终于以我的刻苦努力，把我父亲从看守所里救了出来，我们去接他的时候，固执的他竟然坚决不肯出来，守在看守所的办公室，就是不肯收拾行装，要他们给一个说法，要谁给？谁会给你？不知道。他就那么固执地守在那里。我们愣愣地站在门口，吓得一言不发。所长气急败坏地说，老金啊，你这样的牛脾气把你一家人害得这么惨了你知不知道？你看看你儿子，那么懂事；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他懂事。赶紧回家去吧，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走啊走啊，我不能留你了。他命令几个小伙子赶紧把我父亲给架了出去。在车上，他一路闭目养神，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想起这一段悲凉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几年来，我们抬不起头来，走道也都是佝偻着背。对别人的话语异常敏感。虽然大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示，但我们的心已经披上了一层坚硬的盔甲，随时准备迎接任何挑战。所谓世态炎凉，我们都品尝过来，从昔日的门庭若市到今天的门前冷落车马稀，什么都见过了，什么都无所谓了。只是身世给我们带来了终身的烙印。
新的烦恼开始了。那就是后遗症。我父亲回家后变了个人似的。不说话，不爱见人，成天喝闷酒。家里像水洗过似的冷清。大家走路说话都是蹑手蹑脚轻言细语的。
我又继续不断地写信发信。他被免予刑事处分；他被改为无罪释放；几年后，终于又帮我父亲找回了被无辜开除的党籍；我又继续不断地写信，终于又使我父亲重新有了退职补助工资，虽然才几百块，但聊以安慰他苍凉的心灵了。
他的心情逐渐有一点点明朗起来。虽然他还是惶恐不安的。平静下来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给了他慰藉。虽然他已经没有了继续幸福生活和勤奋工作的勇气。但他依稀又在向往着什么。每逢镇里退离休党支部通知他去开会时，他往往几天前就坐立不安，在前一天他就早早地去理了发，叫我母亲帮着找出体面一些的衣服换上，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出家门，向镇政府走去。政治、声誉对他们这些老人来说，实在比自己的生命不知要重要多少倍。后来听到孙楠唱的五星红旗你比我生命更重要，我很是理解。我想这歌词作者应该是有一把年纪的过来人，否则不大可能有这样的理念和感受。
我的热泪，在一点点渗透出来，终于盈满了眼眶。我的父亲在一步一步走远，走得那么艰难，直至我再也看不见他佝偻浑厚的背影。 [1]
作者简介
金志敏，1963年12月生，浙江温州人，主任编辑，曾任温州日报新闻摄影部主任等职，从事新闻工作27年，获得多项新闻奖、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