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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风物志之”南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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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山风物志之”南通话”》中国当代作家海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狼山风物志之”南通话”

这是一则故事:

我们村里有个男子叫“洋岛侯”,个子高高的,不是矮墩炮,动不动就是“你替我好好的,要不,我给你两捣拳!”。“洋岛侯”成了他的绰号,他也乐意接受。男女老少喊他“洋岛侯”,他总是响响朗朗地答应,一点儿都不感到生分。他没有多少文化,可能小学都没有念完,脑子很灵光。平时笑话连天,从早到晚好像没心没肺乐呵呵的样子。

南通话,有时引起误会;

南通话,有时闹出笑话……

有一天,到狼山镇看到一位中年妇女在卖花生,说的“崇明话”,实质上是“启海话”。“洋岛侯”走近前去,我问你一下,你奶奶多大?花生卖多少钱?那妇女听不懂南通话,觉得这个陌生男人不怀好意,色迷迷的眼睛耵着她胸脯看,以为在调戏她。“你下流!”“你介个人好戏子哩,哪个下流?”“洋岛侯”继续问:“你卖花生,我问多少钱?我碍了你?”真是个无赖,得寸进尺了,太过分了。妇女眼泪流下来了,收拾了摊子想走。走什么走?还掉“猫儿尿”了?生意还没有做呢?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好像我欺侮你一样,拉着她不让走。“洋岛侯”是个粗人,“一根筋”,你不卖,我偏要买。拉扯之际,正好派出所两个民警路过,看到妇女眼泪巴巴的,就问怎么回事?那妇女指着“洋岛侯”,“他耍流氓!”等妇女一五一十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民警笑了。这两个民警也真是的,这个男人欺侮我,你们还笑,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那个妇女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等民警解释给她听,才晓得……

——都是“南通话”惹的禍。

“洋岛侯”是我本家兄弟,年轻时曾在南通地区第一招待所当过服务员,见过世面的。当年“地区一招”,接待服务对象都是省里或京城来的大干部,他津津乐道的是多次服务过司令员许世友将军。在老一辈开国将帅中许世友上将“好酒”,只喝茅台酒,酒量好得喝遍全军无敌手。只要他一上桌就免不了开怀畅饮,每次都喝得一醉方休,不喝过瘾绝不离开酒桌。有次他喝到兴头上,桌上电话铃突然响过不停,他拿起电话十分扫兴地吼道:“我是大将军许世友,你是哪位呀?”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一个熟悉声音传过来:“在下是小兵恩来呀。”许世友听到是周总理的声音,立马酒醒了大半,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时候,许司令在南通喝剩下的茅台酒,服务员“洋岛侯”舍不得倒掉,倒掉也是浪费,就带回宿舍。叫上我哥等几个“发小”,砸碎几个南通产的脆饼,当下酒菜,海阔天空地边喝酒边“港泊”(闲聊),直到星沉月落东方升起一轮朝阳……

南通话,一种交流的特殊语言;

南通话,一种常用的乡间俗话。

“洋岛侯”刚才嘴里说的“奶奶”,不是祖母那个奶奶,南通人称自己的老婆“奶奶(音译)”,对结过婚的女人也可以称作“奶奶”,写成文字应该是“乸乸”,这是冷僻字,不一定有多少人认识。中国文字是象形,或者会意,乸乸,“也”和“母”组成,看“字形”加“会意”,“也”是“母亲”,就容易理解了。“乸乸”说起来,蛮嗲的,蛮亲切的。那妇女听不懂南通话,一误会二误会再三误会,以为“奶奶”是指女人胸哺,“花生”听成“下身”,从女人的上体到下身,还问卖多少钱,好像自己卖身似的。第一句开门见山直接了当,不怕丑,还要“吻一下”。不是流氓也是无赖,她把“问”听成了“吻”。接着又说自己是“戏子”,还“爱上了”,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吧。还骂我是猫,“掉猫儿尿”。“洋岛侯”是狼山脚下地地道道的南通人,说的南通土话,接二连三的引起误会。最后“洋岛侯”告诫那妇女,请你以后不要神皇乱说的,我只是问问你,没有碍你,有生意不做,痴化了脓。看看,有哪一句话是在调戏妇女是在“耍流氓”?归而正之的,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南通话而已。

南通话,狼山人的母语,说起来流流泻水,胜如滚流星,写起来就疙里疙瘩。不少字是生癖字、孤陋字,甚至没有字,话可以说,字写不出来,只好用同音字代替。这几年,我尝试着用本土语言——南通话写地方散文,有些话说起来流畅通顺,写起来,找不到这样的字,搜肠刮肚也是水中捞月——一场空。我想起了“音译”这个方法,譬如把英语翻译在中文,我用同音字代替,写起来倒有津津有味,别有一番情趣。有一天,多次编发我散文的资深编辑告诉我,有读者说我的散文有错别字。我一下楞住了,写了这么多年的文章,也算资深作者了,怎么还会有错别字?犯小学生作文时的低级错误?后来明白了,南通话好说不好写,本土语言进行“音译”,相似字有多种,仔细推敲总有不尽人意之处。我只好微微一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写自有我之理,只是不好过多解释而已。南通话问,“你家里有没有人?”按音写字,“你锅里果有盐?”或者是“你缸里果有仁?”看看,是不是彻底变了味?与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粗一听,还以为开始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砸缸找人呢!有一年,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和赵炎到南通演出,一上台,就用“你锅里有没有盐?”这句土话开场“你家里有没有人?”调侃南通现场观众。当时我在现场观看演出,尽管他装腔拿调模仿南通话,但说得还是硬把老翘的,离原汁原味是“短筒袜子到短裤头儿——推板一大屯(距离一大截)”呢,相差甚远。他夸张地表演,细眼睛眨巴眨巴的,还是引起全场轰堂大笑……南通话,并不好笑,只是南通人的日常用语罢了,听不懂,说不来,才觉得好笑。

不少民俗专家费心劳神地研究南通话,觉得“老好戏子哩”,追根溯源,据典引证,分析归类忙得不亦乐乎。南通话,是中国方言的一座孤岛,是世界上最难懂最难学的语言。湖北作家祖慰曾经和我说,《红楼梦》研究养活了中国一大批人,研究来研究去,《红楼梦》还是那一本,“红学”研究专著出了一本又一本,早已超过原著千百倍。说得高深莫测,论得博大难猜,“南通话”的研究是不是也养活了一些人?你研究你的,我流行我的,狼山脚下的南通人不信那一套,南通话说得滚圆毕滑,仍然说得园个旧过,不像有些人“泻饱了堆浓(吃饱了闲聊)”,尽嚼曲子。

南通话有来路的、有底蕴的、有故事的。南通话把父亲叫“牙(音译)”,把自己的宝贝儿女唤作“牙牙种”,可也真是的,没有“牙”种下的种,生根发芽,哪来的下一代?南通话把母亲唤作“娘奶”,多直白多明朗,子女不吸娘的奶,怎能长大成人?这种土俚俗语,解释有点不雅,甚至有些“露骨”,让人“不带心上来”。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提醒子女每次每回叫自己父母时,千万不要忘记从哪里来的?怎么长大的?从小在心底埋下孝顺父母的初心善根……

我们把祖父叫嗲嗲,祖母为奶奶;外公叫维嗲嗲,外婆叫维奶奶。南通话“维头”,就是说的“外面”的意思,如此说来,维嗲嗲,就是外面的祖父。尽管是有血脉关系的,内外有别,不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南通话里有话,这应该是显著特征之一,说的人不深究,囫囵吞枣而已,细细地分析,包含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的学问多着呢!

小时候,我哩(我们)几个小伢儿(小孩)到海边上戏迪(戏去),过了中尚(中午)才关来(回来)。恰巧(刚巧)到场边上,“野侯”的嗲嗲(祖父),拎着他的耳头,“细背锹儿”上拉里替的(上哪里去的),到这时候才瓜啦(回来)?你锅里(家里)急得没得魂。长得扎登(结实)的野侯翻白眼,“我没有拿小背锹儿,我来晓得到拉里替了?”“你死泻活冒(胡说八道),问你呢?”“我告诉你了,我不晓得。”“自好戏的,还在胡头大乱,蛮得替地啊!”嗲嗲举起手又要打他两个“毛粟子(弯曲的手指在头上敲两下)”,“做神尼(做什么)?”“野侯”蛮节棍(蛮厉害)的,边躲边溜回锅里替(家里去)了。如果能听得懂看得懂这段话,离标准的真正的南通人不远了。

细背锹儿、细洋箱子、细纳钳子,都是骂小伢儿的口语。听起来是在骂,实骨子里充满了怜爱,是一种戏骂一种笑骂。骂得轻描淡写,骂得小桥流水,骂得清风皓月……背锹儿、洋箱子、纳钳子,乡村不可缺少的家庭用具,细即小,小东西派不上大用场,可又是家家都需要的工具。南通话真厉害,骂小伢儿骂出大人的希冀骂出大人的寄托,骂声中盼望小伢儿早日成为有用之材。

不管天南海北,还是异国他乡,南通人只要听到南通话,觉得特别亲切,好像见到了隔壁邻居。有一次,在日本东京银座大道,遇到说南通话的中国游客。我们走过去攀谈起来,亲热得没得魂,他们是唐闸的,我们是狼山的,隔着南通城相差几十里。如果在本地遇到只是擦肩而过,最多也就回头一望。在国处就不一样了,仿佛遇到老家亲戚隔壁邻居,南通话港起来(聊起来)没完没了,忘记了身在国外,就像站在南通城的十字街路口……路过的日本人听到我们叽哩哇啦,侧目而视,好像说的自己岛国的语言。却一句话也听不懂,这是哪国人?说的哪门子外国话?南通话的语速和日本话差不多少,有的还带点日本味的音尾。比如说,“裤子瓦,裤多西瓦;哈子瓦拉,哈地西瓦。”这句话用南通话说出来,简直和日本口音一模一样,不少人还真的以为是日本话呢?其实是南通话“裤子坏,裤裆先坏;鞋子坏了,鞋底先坏。”南通人说,日本话像南通话,外地人说,南通话像日本话。还有人问,这是哪个少数民族的语言?这句话问得好,就是在江海广阔大地上,说南通话只是少数,方圆三十里。启海话、淮扬话四通八达,唯有南通话闭关自守,自我传承。如果按人口算按地域算按语种算,那就是第57个少数民族了?当然,这是笑谈,我们依然是汉族。归根结底,南通话就是南通话,中国独一无二的语言,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语言王国中的“活化石”。

我们这代人,以及上一辈人说起普通话来,或多或少带点南通话的语音,被称作“狼山牌”的普通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南通市经济委员会政治处工作。有天,陪同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采访中共南通市委书记朱剑,谈及走在全国前列的南通经济发展状况,朱书记带着地方腔调的普通话,让人听得有点别扭。采访结束离开市委办公楼,记者下楼梯时问我,朱书记说的是哪里话?我笑着回答“刘桥牌”国语,朱剑书记老家是南通县刘桥人,普通话带着浓厚的刘桥地方口音。这样的普通话,有点南腔北调,外地人虽然听得吃力,尚能听得懂,也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我们的孙辈从小说的普通话,耳濡目染,南通话听得懂,却说不来。有时候,辅导孙女语文,我读名词让她默写。她瞪着一双大眼睛,亳不客气地说,你读的什么普通话?我怎么听不懂你报的名词啊?我说:“狼山牌”的普通话。不标准的普通话,遭到孙女的嫌弃,也在情理之中。她们上小学是先学拼音字母后识字,统一的音标,普通话说起来字正腔圆,根底扎实啊!我们高中语文老师邵磐世,曾经写了本“怎样学好普通话”的小册子,就是引导地方语言走上“普通话”的正轨,后来在“红色风暴”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们上小学是认字识字,不是从拼音字母启蒙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人”字,我们跟着老师读“人”,靠的是死记硬背。说普通话是“半路出家”,南通口音怎么也抛弃不掉?根深蒂固,一开口就知道是“南通人”。

南通话,我们的“母语”,伴随我一辈子,说改也难了。现在后辈普遍流行普通话,很少说南通话了。南通话,在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中渐行渐远了,我隐隐地有种担扰,我们的孙辈重孙辈把南通话弃之如敝屣,早晚有一天,“南通话”也会成为狼山脚下的“恐龙”吗?但愿不是杞人忧天![1]

作者简介

陈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杂文、论文数十篇。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