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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僧虔(425年-485年),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北)人,王导玄孙,王昙首之子,刘宋南齐时的官员书法家

生平

王僧虔才学高,以幽默机警著称,元徽中,官至吏部尚书[1]升明元年(477年),迁尚书仆射,寻转中书令左仆射。二年(478年),为尚书令

南齐建国,建元元年(479年),转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建元二年(480年),进号左卫将军,固让不拜。改授左光禄大夫,侍中、尹如故。常与齐高帝萧道成同案挥毫,帝问:“谁为第一?”王僧虔答说:“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2][3]。著有《戒子书》、《论书》、《笔意赞》、《书赋》。《笔意赞》提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的理论。

永明三年(485年)逝世,时年六十。追赠司空,侍中如故。谥号简穆

人物逸事

孝武帝有心在书法界获得名誉,王僧虔便不敢显露自己的墨迹。大明年间,他常常故意用拙笔书写,因此才得到孝武帝的容留。后来王僧虔出任豫章王刘子尚的抚军长史,迁散骑常侍,又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这两个藩王都是宋孝武帝疼爱的儿子。 

不久,王僧虔迁豫章内史。入朝任侍中,迁任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世家大族向来大多不任中央官长,王氏的分枝居住在乌衣巷一带的,官位也都有所减降,僧虔做此官后,说:“这本是乌衣诸郎坐的地方,如今我也可以试试了。”后来又去做侍中,领屯骑校尉。泰始年间,出任辅国将军、吴兴太守,待遇等级相当于二千石。王献之擅长书法,曾在吴兴郡任职,后来王僧虔擅长书法,也来吴兴任职,这事成为美谈。

后来王僧虔又移任会稽太守,待遇还是两千石,将军之职也仍旧。中书舍人阮佃夫家在会稽,请假回来家中。王僧虔的宾客们考虑到佃夫在朝廷正当大红大紫的时候,劝僧虔应该加礼接待他。王僧虔说:“我的为人有自己一贯操守,岂能曲意奉承此辈人物?如果他要对我表示不满,我便拂衣而去就是了。”后来阮佃夫果然在宋明帝跟前说了王僧虔的坏话,让御史中丞孙敻奏劾说:“王僧虔以前在吴兴任上,就有过许多错误行为,现经调查在他到会稽上任后,凡用功曹五官主簿以至二礼吏署三传及收留的弟子,总共有四百四十八人。又允许民人何系先等一百一十家为旧门。应责承当地州里核实予以削减。”王僧虔因此而被免去官职。

不久,王僧虔以白衣的资格兼任侍中,出监吴郡太守,又迁任使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建武将军、行湘州事,继而转任辅国将军、湘州刺史。在他所任职的地方,人们都称道他的宽惠。巴峡一带的流民很多跑到湘州境内,王僧虔便上表请求朝廷把益阳、罗、湘西三县沿江一带的人民划分出来,成立湘阴县,获得批准。

王檀之辩

元徽年间,王僧虔升任吏部尚书。高平檀珪罢了沅南县令之职,王僧虔让他做征北板行参军。他向王僧虔请求增加俸禄没获允许,便给王僧虔写信说:“五常之始,文武是首先因素,文可以经天纬地,武可以拨乱定国。我们家族虽然在文上头已经不行了,但武上头正是发达时期。我们家族的姑叔中,有三人和皇室有婚姻关系,我的祖辈和兄弟行中,也是二世为国献身,然而竟致于子侄饿死于乡间野地。去冬今春,连连接到两次指示,我既然朝中无人帮我说话,便只能屡次遭受跌降。四五个月来,我上书了十二次,上访了六七回,不仅不蒙照顾,反而更加困顿。既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个公平原则,那么就不应只叫一个人受苦;我忍饥挨饿已经很久了,饥虎饿麟,如果不发威发急,谁会给它们食物呢?可是我去年请求做豫章丞,被马超争去了;今年被安排到南昌县,又让史偃夺去了。这两个人只不过靠着其上人的勋荫被提拔而已,有什么长处能胜过我?如果是由于贫富的差别而剥夺了我,那我自然是不如他们。然而我现在虽然孤微,但祖上以来也是累世国士,婚姻官位,也不比谁差多少。尚书同堂姊是江夏王妃,檀珪的同堂姑为南谯王妃;尚书的夫人是江夏王女儿,檀珪的祖姑乃是长沙景王之嫔;尚书的伯父曾任职江州,檀珪的祖父也曾任职江州;尚书的从兄初登官为后军参军,檀珪的父亲一起家就做中军参军。我和尚书,虽然人地悬远,但说到家族婚宦,则没什么区别。如今虽然我和你一个困顿一个通达,但我们还属于同一性质的人物,尚书你何必让我过不去呢?泰始初年,天下叛逆蜂起,我们一门二代,都是舍生忘死保卫主上的,这样的殊勋异绩,不能破格提拔也就罢了,为什么连正常的晋升渠道也被压抑了呢?”

王僧虔回信说:“征北板行参军这职位近年来还是个好缺儿,殷主簿就是由此府进入高位的,后来何仪曹代替殷主簿,也没听说他叫苦。您长期委屈,想一下子越级提拔,也是不容易的。您家祖、兄在泰始初勤苦了十年,尚没得到当时的封赏,而现在要求兑现,也是很难如愿的。我和您素无怨憾,为什么要和您过不去呢?相反,我还是想帮助您的呢。”

檀珪又写信来说:“当年荀公达是汉代的功臣,而晋武帝还为他玄孙封爵。夏侯惇是魏代的勋佐,晋初也就提拔了他的孙子,给予封赏。羊叔子由于在晋泰始年间献计伐吴,到了咸宁末年,也被褒宠,封赏了他的兄子。卞望之在咸和初年为国捐躯,至兴宁末年,还被提高礼节待遇等级,子孙被加官。蜀郡主簿田混,黄初末年为故君之难而死,咸康年间才提拔他的子孙。这些似乎都不是因为世代久远而被弃置,也不是因为年头疏隔而遗忘。檀珪我什么样的灾病都碰上了,真是造化罕比,多次有亲属丧命无力下葬,一家近百口度日维艰,存亡难保,我原不过只希求一点点俸禄,无意于高官显荣。自古以来就有沐食侯,近代也有王官。而府佐并非沐食之职,参军也不合王官之称。我自谓不是个笨蛋,因而羞于被挂起来不被实用。殷、何二人,一个和府主关系特别好,一个是有朝廷意旨,怎么可以和一般常人相提并论。假如让我就任此职,尚书您能转任我为郎官么?如果我每天能得五升禄米,我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干下去了。”王僧虔于是任用檀珪为安城郡丞。

留心雅乐

王僧虔不久加官散骑常侍,转任右仆射。

升明元年(477年),迁任尚书仆射,不久转任中书令,左仆射。升明二年,任尚书令。僧虔喜爱文史,精通音律,当时正是萧道成辅政,王僧虔看到朝廷礼乐多与正统典范不合,民间又竞造新声杂曲,便上表说:“悬钟等乐器,应该发挥雅正的功能,而凯容之礼制,应当依照八佾的仪式。如今皇家乐舞,音乐和服饰都不正确。另外歌与钟都一样随便,只求和女乐和谐,其实是注重歌唱,这样钟便失去了雅乐乐器的意义了。大明年间,便开始用悬钟来配合《革卑》、《拂》,虽然节奏相合,但其功能已经和《雅》乐意义相背,将来的知音者,恐怕要有圣世之讥了。如果认为钟和舞已配合和谐了,虽然和一向的规矩不同,但可以另立歌钟,不依旧例。那么四县所演奏的乐舞,也应谨依《雅》的规范,这样即义沿理,大体还说得通。又,现在的《清商》,实在是从魏的铜爵时开始的,三祖的风流,遗者盈耳,后来经京、洛的互相争高,到了东晋就更加被重视。然而我以为金石干羽之类乐舞,是不应用于私室的,而桑、濮、郑、卫之音,一向都是不能进入官面的,而就《清商》之曲说来,如今再也没有中庸和雅的意味超过它的了。然而随着人情的改变,人们的音乐欣赏也发生了变化,渐渐又开始衰落,十多年来,差不多失去一半了。近来人人都在竞制新声,崇尚谣俗,只追求音节急促新奇,不顾及传统的音乐原则,这样流荡没有限制,不知何日是个尽头。它们排斥雅正的乐曲,崇尚繁富和淫靡。士人有士人的等级规矩,无故是不能撤去音乐的;礼有礼的秩序,年长者和年幼者是不能同听一个乐曲的。所以这种噪杂粗鄙的作品在民间日益盛行,那幺正统的典雅音乐就会从官员和文化人那里消失。应当指示有关部门,勤奋工作,搜集整理遗失的雅正音乐,不断地公布出来,如有遗漏,都要修补完整。对那些整理乐曲完全的人,应给予优厚的俸禄,对那些乐艺精妙的人,应给予较好的地位。用利益刺激,人们就愿意下功夫。这样或许能够返本还原,继承往古。”这个建议被宋顺帝采纳。

建元元年(479年),王僧虔转任侍中、抚军将军、丹阳尹。建元二年(490年),王僧虔晋升左卫将军,他坚决辞让不接受。改任左光禄大夫,侍中、尹等职仍旧。郡县的监狱中一直沿用的办法中有一种是用中药的汤剂杀死囚犯,王僧虔上疏齐太祖萧道成说:“药汤本是用来救病的,现在有人用它来实施暴行,甚至有人用它来泄私忿。如果犯人罪当重刑,则国家自有正当的刑法;如果说为了治病用医也应事先启奏上头。岂有死生大事,由下面偷着处理的道理?我以为给囚犯治病,必须先打报告向郡里请示,找有关负责人和医生共同会诊确认;偏远的县份,则由家人来省视后,再作处理。这样可以使死者不恨,生者无怨。”萧道成采纳了这个建议。 王僧虔一直留心雅乐,升明年间他所奏请的办法被采用后,虽然稍有改变,但还有很多遗失。当时萧道成开始想和邻国互通使节,王僧虔给其兄长之子王俭写信说:“古语讲‘中国失礼,问之四夷’。我想音乐也应如此。苻坚失败后,东晋开始备置金石之乐,因此可知不能一笔抹杀嘛。北国也许有遗存的音乐,即使不能立即拿来补中原华夏音乐的缺失,只要能知道其存亡情况,也是合乎上述道理的。但《鼓吹》过去有二十一曲,如今所能演奏的仅十一首而已,我以为北去的使节可能会搜集到些散佚的音乐,所以现在应从音乐机关里找一个大体能分别异同的人,充当北去使节才是。虽然延州难追,但他能得知他所知道的,也应有所不同。如果你认为我这话有道理,不知能否把此意转呈陛下?你可以考虑一下。”此事后来没能成。

晚年生活

萧道成也长于书法,直到做皇帝以后,仍然酷爱不已。有一次和王僧虔比赛后对他说:“谁是第一?”王僧虔说:“臣下我为臣子中的第一,陛下您为帝王中的第一。”萧道成笑道:“你真算是善于为自己谋划了。” [10] 于是拿出十一帙古人书迹给王僧虔看,并让王僧虔开列擅长书法的人名。王僧虔又从民间获得了十一帙中没有的十二卷奏上,他们是:吴大皇帝、景帝、归命侯所书,桓玄所书,以及王导丞相、领军王洽、中书令王珉、张芝、索靖、卫伯儒、张翼。又呈上羊欣所撰写的《能书人名》一卷。 [11] 这年冬天,王僧虔迁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仍旧。王僧虔为官清简,无所欲求,也不经营财产,老百姓很安宁。萧赜继位后,王僧虔由于患风疾打算上表请求解职,正赶上萧赜任他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王僧虔对侄子王俭说:“你在朝中受到重任,不久将会享受三公一级的待遇,我如果再接受这个职位,一门中便有二个高级大臣,实在可怕呀。”于是坚决辞让不接受,萧赜特别照顾允许了他的请求。改任他为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

宾客中有人问他坚决辞让的动机,王僧虔说:“君子担心的是没有德行,而不是担心没有宠幸。我衣食满足,荣位已过,只惭愧平庸浅薄没什么好报答国家的,岂能再接受更高的爵位,在官职上遭人指骂呢?”兄子王俭作为朝廷宰臣,建造长梁斋,规模稍有过分,王僧虔看了就不高兴,怎么也不进他的门,王俭便立即将此斋拆除了。

永明三年(485年),王僧虔去世。僧虔对星象也很精通,那天夜里他坐在那儿看到豫章上空的星域显示该发生事故,当时他的儿子王慈正做豫章内史,僧虔便担心他会在公事方面有麻烦。不多时,王僧虔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岁。王慈放下郡里的工作回来奔丧,朝廷追赠王僧虔为司空,谥号为简穆。

艺术成就

王僧虔喜文史,善音律,工真书行书。其书承祖法,丰厚淳朴而有骨力。庾肩吾《书品》评王僧虔的书法定为中上品。盛熙明在《法书考》中将其书法列为中品。

王僧虔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在书法理论上的独特建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王僧虔提出书法要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他看来,书法不是下门单纯再现的艺术,它没有具体可见的对象,书法家必须通过感情和想象把不可见的东西化为具体可见的艺术形象。为此,他在创作中,就得一边想着要遵循一定的法则,一边又要想象出可见的书法形象,做到心得手应。使书法形象具有感人的生命力,在美艳之中透出深厚的功力。既要循规蹈矩,又得驰骋想象,这是不是互相矛盾呢?当然不。因为王憎虔这里所说的“想象”,不是不着边际的凭空幻想,而是与现实生活中美的形象相通的一种思维活动,如把握下笔的轻重时,就要分别想象轻而薄的蝉翼和浓而重的云块。因此他反复强调,书法艺术既要遵循一定的规矩法度,又要放开手脚,富于想象,不为规矩法度所束缚,这样才有创造性,才能创造出完美的艺术形象。这一主张,实际上对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创作活动,都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王僧虔提出“天然”与“功夫”,“媚”与“力”这些美学范畴。这里的“天然”,是指书法家的天赋条件,在书法方面的天资;“功夫”是指后天用心学习和书法实践的程度。“力”指书法骨力,是先天才能同后天学习相结合的结果;“媚”是美好的意思,指书法艺术的形象美。他认为,对书法艺术来说,这几种因素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完美的书法艺术形象。根据这个道理,他对历代书法名家及其作品逐一进行评价,指出他们或天然有余,而功夫不足;或媚气十足,而骨力恨弱。总之,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 [15]

个人作品

王僧虔有《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等书迹传世。另著有《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行世。

论书》和《笔意赞》是王僧虔的代表论著,在中国书论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论书》见于《书苑菁华》第11卷。其简明扼要地论列了自东汉至南朝宋的40余位书家的成就、特点。他对汉以来书家的品评,较为客观、公允。其品评书家的方法,为后世所推重并继承。

笔意赞》见于《书苑菁华》第18卷。此文一序一赞,仅一百多字,以《告誓》与《黄庭》为范本,对书法艺术的本质和学书的方法,如器具的选择与使用,字帖的选择与特点,用笔的标准及结字的方法等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其语言简练,文辞优美,耐人寻味,真不愧大家手笔。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形神兼备、神采为上的创作与鉴赏的原则,揭示了书法艺术创作最根本的追求目标,并强调书家应做到心、手、笔相忘,才能达到创作的最高境界,自然地表达其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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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南史·檀珪传》:“元徽中,王僧虔为吏部尚书,以珪为征北板行参军。”
  2.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书二
  3. 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张怀瓘:《书断》列传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