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有魔力又魅力、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王熙凤的魔力与魅力
在今天我们看来太普通了，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如果你刚刚毕业，如果你应聘，你肯定会说“我会什么、我有什么才能、或者我的语言能力很好、我的公关能力很好、我的外语很好、计算机能力也很好”等等，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就是说表现和发展自己的才能是一种合理的人性的要求。尤其是在过去时代是不多的，如果凤姐没有这种欲望，怎么会有“协理宁国府”那一幕呢，都像李纨或者都深藏不露的话，那就不可能展现出来。对待凤姐表现自己才能的欲望，这一点我们要比较谨慎，我们对待这种“欲”的时候，不要一概的抹杀，当然所谓“欲”不只是表现自己才能的欲望，人还有各种欲望，人有精神的、物质的各种欲望，只要是合理的都应当是正常的、合理的人欲。因为在《红楼梦》的时代，在明清之际，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嘛，人欲是被视作洪水猛兽，是要被杀灭的。我们觉得在对待过去时代人的欲望，尤其是女性的欲望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要轻易地都把它抹杀掉，这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多面谈为什么王熙凤有魔力又魅力
王熙凤她抓尖、要强、爱表现，我们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让人觉得很痛快，但是话又说回来，凤姐这个人物是以“欲壑难填”著称的。如果你的欲望是填不满的，对于金钱，对于权力，以至于其它种种欲望，这个欲望如果超过了界限，就危及他人的尊严，妨碍到他人的生存，那么这个就很可怕了。在小说当中，她挪用下人的月钱，放高利贷，捞取家族的资财化为个人的私房，为了巩固当家奶奶的地位，弄权使招，费尽心机，凤姐的欲望的膨胀造成了种种劣迹和恶果。由此看来，人欲又不啻洪水猛兽，是该打灭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个界限。从小说的全部描写看，凤姐的欲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无节制无穷尽的贪欲，常常以压抑他人的欲求、牺牲他人的幸福、危及他人的生存作为代价。这种贪欲和权欲发展到了极致，便会成为独夫和暴君。凤姐的惩罚丫头、拷问小厮、盘剥奴仆、追剿无辜等，便带有分明的暴君气息。而她的工于心计，又使这暴君带有“文明”的色彩。所以“欲”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界限，我们在一定程度里头是不应该完全抹杀的，那么如果成为一种贪欲，危及他人了，那么这个东西应该否定、应该批判、应该杀灭的。
下面还要着重说一下凤姐的“妒”。什么是“妒”?先要谈一下宗法社会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王熙凤的妒要放在宗法社会这样一个文化关系上来看。所谓“妒”这顶帽子，常常是封建道德对女性人格扭曲后加上的一个恶名，也是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变相的手段。在“妒”的名义下，使女性自相虐杀，保护的是男性中心的多妻制。在《红楼梦》里，以凤姐为轴心，生动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典型形态。回目标明“酸凤姐大闹宁国府”(六十八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四十四回)，酸也罢，醋也罢，都是讲的“妒”。我们是讲女性的“妒”，是狭义的。那么在封建宗法关系当中，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女性都有一种非常强的从属意识。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家是国的简化形式，家属于一个成年的男子，女性通过顺从、通过臣服依附在男性的身上，没有独立的人格，她不是独立的存在。在宗法社会的这个大背景下，过去的中国人形成一种强烈的从属意识。在士大夫身上表现为君臣关系、名分本位的谨守;而在女子身上，从属意识则主要表现为对个别的、具体的男子的忠贞、驯服，“三从”的道德，成为她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南。往往是与思恋爱慕结合在一起的强烈的从属意识。这种以从属意识为核心的“夫纲”和“妇道”，实际上是一种奴性。这对于我们考察古代女性很有启示。
那么我们来考察王熙凤，考察王熙凤和贾琏之间的关系，琏凤夫妻关系有一种特殊性，可以这么说，琏凤夫妻之间从一开始，冷子兴介绍的时候说，“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在贾府他们两个人一起当家，其实人事和财权经常是王熙凤说了算的，所以在琏凤夫妻关系中，你看不出太多的驯服、从属，相反，在凤姐身上不那么驯服。具体来说琏凤夫妻关系的特殊性：第一，凤姐在同贾府内外其他男性的交往上，比较自由开放、挥洒任意，这从她同贾蓉、贾蔷、贾芸、宝玉、秦钟、以至贾瑞等“不论小叔子侄儿”的各种交道中，可以印证;其次，凤姐对贾琏提防查察，因为贾琏离了凤姐就要生事，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再次，从贾琏这方面看，凤姐这样的妻子“惹不起”，他说凤姐是“醋罐子”，你要在外边稍微有一点动静，凤姐是通不过的。所像上一辈邢夫人那样为贾赦娶鸳鸯亲自出马，在凤姐那里是不可能的，同辈的尤氏听任贾珍同姬妾取乐，在王熙凤那里是断然通不过的。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从琏凤夫妻关系来看凤姐较少从属意识。
第二，我们要说，生活在封建宗法关系中的王熙凤，最终仍旧不能摆脱“夫纲”和“妇道”的拘束，她不能不承认丈夫纳妾是正当的。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子嗣，即使三妻四妾也是冠冕堂皇，无往而不合于礼。所以在强大的宗法礼教和社会舆论面前，争强好胜如王熙凤者，也要竭力洗刷自己“妒”的名声，构筑“贤良”的形象。这实质上是一种屈服。王熙凤终要受到宗法关系的制约的。凤姐的屈服，首先表现为有条件的忍让，比方说容下了平儿，成为“通房”丫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平儿的善良和忠心，何况目的还是为了“拴爷的心”。其次，表现为对贾琏的施威泼醋作适当节制，凤姐不是那种泼妇，火候已够即收篷转舵。大闹宁国府是这样，在鲍二家的事件被揭发后，虽则掀动了一场轩然大波，而最终不能不接受贾母的裁决，贾母的裁决显然是偏袒贾琏的，凤姐尽管争得了面子，而贾琏明显地得到了老太太的袒护。回到房里，贾琏问：“你仔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
就是说的凤姐生日那天，要照我们一般的想，谁的不是，谁的错?凤姐的生日，贾琏不但不来，还跟鲍二家的偷情，当然是贾琏的错，然而凤姐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谁的不是多”这个问题，不能指斥和警告贾琏，她只能跑到贾母面前说：“二爷要杀我”，她怎么不把贾琏检举出来呢?不能够这样，所以她只能以“二爷要杀我”这个题目来哭闹，最后不得已转移予头。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凤姐的屈服是把锋芒指向与之争宠的其他女性。打平儿，打鲍二家的，在尤二姐的事件上就更加明显了，更加自觉地转移到与之争宠的女性身上，使她们成为牺牲品;夫妻矛盾转为妻妾矛盾，不能治本就转而治标，把一切的仇恨、一切的怨毒、一切的谋略手段用在治标上头。这就是我们讲的“妒”，成了封建宗法礼教下女性自相摧残的一支毒箭，它予头主要指向没有人身自由的妾和其他地位更卑弱的女子。小说里像尤二姐，鲍二家的，平儿。那幺小说所展现的凤姐和这些人的关系，尤其是凤姐和尤二姐关系的全过程，淋漓尽致地表明了这一点，夫妻矛盾怎么样转换为妻妾矛盾，把一切的仇恨、怨毒、心机、谋略都用在了这个上头，比之《金瓶梅》中妻妾间的争风吃醋，《红楼梦》中有关“妒”的描写具有更为高级的形态，也就是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在凤姐和尤二姐的较量中，特别含意深长的是：第一，凤姐竭力塑造自己贤良的假象，得悉偷娶秘事后，她主动登门，又主动引见给贾母，以致二姐悦服、长辈欣慰、众人称奇，其目的在摘掉“妒”的帽子，在宗法礼教上占得一个“制高点”;第二，凤姐又调动一切手段，把尤二姐置于名教罪人的地位，揭发尤二姐“淫奔”的老底，咬定其悔婚再嫁，一女竟事二夫;第三，因此，所谓“借剑杀人”，不单是假手秋桐之流，更是凭借着全部封建宗法的权力和舆论机制，其操纵运筹的精明熟练，真可叹为观止，达到置人于死地而不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的责任。
可见，凤姐这个“妒”，从一方面来讲，在其与贾琏的关系上表现为较少从属性;当将其矛头指向其他女性时，尖锐程度达到你死我活，表现形态则由于被官方的道学伦理装裹着，因而是“文明”的。这才是凤姐之妒的重要特征。
总凤姐这个人物，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身上居然相对弱化，不仅可与男性争驰，甚至还能居高临下。凤姐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这一切，当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时，我们觉得很痛快，扬眉吐气;当其为所欲为，算尽机关，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又不能不使人心寒、深恶痛绝。这二者交织、纠结、迭合而形成了一个所谓“凤辣子”的中国女性性格的奇观。真是“俱往矣，又俱在矣”。我们说凤姐性格的某些素质在今天的“女强人”身上复现，不是偶然的;同样，其末流演化为某些毫无教养的泼妇无赖，亦不足怪。我们要对这一性格进行较为冷静的反思和分析，而不仅是从表象出发，来比附，一讲“女强人”，就说王熙凤。我们可以赞赏，不能没有分析。应该是有所分析，知所弃取。
最后谈一谈王熙凤的结局。王熙凤的结局，简而言之，既是确定无疑又是众说纷纭的。说确定无疑，就是其结局必定是惨痛的是悲剧，从小说对凤姐全部艺术描写所展示的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来看是如此。第五回的曲子和判词早已明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可见凤姐悲剧带有很大的自食其果自取其祸的成分。加之还有脂评的多处提示，如十五回弄权铁槛寺一节，“后文不必细写其事，则知其平生之所为，回首时无怪乎其惨痛之态”，“回首”，“倒头”就说她死的时候很惨痛，又如四十三回尤氏对凤姐说“明儿带了棺材里使去”，脂评：“此言不假，伏下文后短命”，所以作为一个悲剧这个是没有争议的，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原稿中凤姐结局的具体状况究竟如何，由于对“一从二令三人木”这句判词的不同理解，存在着各种猜测，从清代以来，笔墨官司不断，总有人提出“新解”，成了一个难以确解的红学之谜。在《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当中，这也是其中的一种吧，我记得在连续剧当中，在雪地里，芦席裹着王熙凤，很多观众包括学术界的很多朋友都不认可这个结局。
大概是在十多年前吧，一九九零年我作《红楼大辞典》的时候，作过一个大约的统计，大概有三十多种对“一从二令三人木”的解释，在这里我大致的概括起来说一下。“一从二令三人木”应当寓含王熙凤的一生遭际和变故，句下有指批：“拆字法”，如何拆法，并没有说。历来都据此进行解析，具体说法有数十种之多，大多数解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一、二、三”为序数，以“人木”合成“休”，契合“拆字法”的提示。其间又许多差别，大体说来，可分两类，一类着眼于夫妻关系、个人悲剧，“一从”指出嫁从夫，或言听计从，“二令”指“阃令森严”或发号施令，“三人木”指终被休弃;另一类则以权势消歇家族颓败的全局观之。后者认为应作较宽泛的理解，“令”是指利令智昏、威重令行、挟天子令诸侯，或皇帝下令抄家，“休”亦不必拘于一事，可作万事皆休解。总之是贾府靠山冰消、彻底败落，凤姐身败名裂、万事皆休。两者兼容或较妥当，因为凤姐是个关系全局的人物，《红楼梦》中有“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完全是大厦将倾、家族败亡的末世景象。所以王熙凤这个曲子不仅是关系到自己，还关系到家族，所以后一种理解也是可以的。
还有很多很独特的，比如说把这“二令”解作“冷”，解作“自从冷人来”，那么《红楼梦》里的冷人都有谁呢?一个说柳湘莲，一个是冷子兴，还一个冷美人薛宝钗，这些说法都各有各的道理，说柳湘莲领了一干子人作强梁打进京城;冷子兴知道贾府的底细，弄得家破人亡;冷美人薛宝钗是宝二奶奶的一个人选，薛宝钗这么精明，她要当家就没有王熙凤的事儿了。如此等等。今天我们作为《红楼梦》的读者、爱好者、普通研究者，我们对“一从二令三人木”，不必求之过深，不必费很多的心思去猜那找不出确切谜底的谜，从海外的学者到国内的很多《红楼梦》迷，都有自己的解析，经常给《红楼梦学刊》寄来对“一从二令三人木”自己的解释，我觉得我们不必去费心思找找不出确切谜底的谜，我们只要有一个合乎情理的了解就好了。
最后我想谈一下作者对于王熙凤的态度，人们不应忘记王熙凤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人物，也是归入于“薄命司”的。对凤姐其人，作者固然有深刻犀利的批判和洞幽烛隐的揭露，却也不可遏制地赞赏她的才能和叹息她的命运。前文论析的辣手、机心、刚口不能以简单的褒贬概之;即以判词和曲子而言，无不充溢着精警的箴言和反复的咏叹。可见无论是作者的态度还是读者的感受，都是复杂的。何况文学的作品更有作者意想不到的远期效应和永久魅力。《红楼梦》里的人物多属女性，然而这些女性艺术形象的悲剧意义和人性内涵远远超出了性别的界限，我觉得是这样的。《红楼梦》是以中国传统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但是因为写的很深，这些艺术形象的悲剧意义和人性内涵远远超出了性别的界限。即以王熙凤而论，她的才干、她的欲望、她的命运都如同一面镜子，不单是“风月宝鉴”而已，其光彩照人的正面和身败名裂的反面难道不是一柄“人生宝鉴”吗!不仅适用于女性，它对当今那些才华横溢又贪欲难遏的风云人物具有一种特殊的警示作用。
在当今社会里，确实很多人很有才华或者是政绩显著，但是他没有很好地竭制自己的欲望，由于他的贪欲逐步的发展，不能遏止，最后走到身败名裂的地步是很可惜的。那么如果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从王熙凤这样的人物身上，用这面“人生宝鉴”来照一下，我认为有一种警示作用。这大概是曹雪芹意想不到的。凡杰出的作品我认为都会是这样的，他要写人。在中国有一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其实不管是得奖也好，不得也好，我觉得确实不用很在意，但是那些得奖的作品，那些好的作品，必定有比较深的人性内涵。像《红楼梦》里的人物，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局限性展示的相当的深刻，作者从道理上不一定意识到，但是他确实写出来了。在艺术领域内，王熙凤永远是创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峰和评论家阐述不完的课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王熙凤也是一个话题，《红楼梦》既是一个课题，也是我们日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以至于永远说下去。
听众提问：吕先生，您好!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语，叫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在您看来，凤姐的作为到底算不算是一种齐家，那么如果是的话，她应该在大学里面是以修身为前提，那么凤姐她的修身在您看来到底怎样?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凤姐她是不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吕启祥：从作品的实际来看，是写了凤姐的理家，也可以算一种齐家。至于她个人仅从凤姐作为贾琏的妻子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抓不到什么把柄，来指责她，至少跟贾琏相比，凤姐比贾琏强得多。“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这个作者应该说是赞赏的，在“协理宁国府”当中，她是比较积极、正面的。但是凤姐之于贾府，她既是一个支撑贾府的顶梁柱，又是一个挖空贾府的“大蛀虫”，应该是两面的，你不能够很简单地说，她就是齐家，她就不能齐家。
听众提问：我提一个问题，具体讲，就是王熙凤支持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结婚呢，还是支持宝玉和宝钗结婚?从前八十回来看，她对宝黛的婚姻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因为后几十回迷失了，所以我想问一下专家，从研究的结果看，她支持哪个婚姻?
吕启祥：上一次丁先生可能讲过这个问题吧?我觉得王熙凤是很善意的，她对于大观园里的这些姐妹还是比较善意的，她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认为她对宝黛没有什么恶意，这点我是赞成蔡先生的见解的，我觉得王熙凤至少是倾向于这个吧。那么后面是续作者的一种改动吧?至少王熙凤…，对于宝黛有“吃了我们的茶，怎么不给我们作媳妇”这种话，王熙凤对宝黛的关系，她经常去说合、劝架，王熙凤对宝黛是不错的，包括对她们的关系，不仅没有恶意，可能还有点成全，我认为后面恐怕不是王熙凤的意思，蔡先生在这方面很有研究，我赞成蔡先生的意见。
听众提问：刚才老师谈到的，说林黛玉刚进入贾府，见到王熙凤的时候，王熙凤说她的衣服已经预备好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她已经预备好了。大家在评论的时候，根据王熙凤的才能，然后来推断她说这句话的用意，我觉得有时候她说话也是非常随意的，在红学的评论里面，我有点儿反感的是有点牵强附会。所以我认为这个评论不是让我那么信服。我认为，她可能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大家根据她的才能说她没有预备好，而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所以这个评论可能有点儿力度不够吧，老师您对这个怎么感觉?
吕启祥：很好。对脂评我们是要运用的，但是也不可过分的迷信。因为这里有一个脂评，所以历来都会这么说，脂评说凤姐并没有预备，你讲，凤姐也可能预备了。因为林黛玉远道而来，又是贾母的心肝肉，以凤姐当家人的这种地位，以凤姐办事的周严，她很可能是预备好了。我觉得你这个至少是一家之言，可以的。因为在《红楼梦》研究里面有很多陈说是不一定合适的，包括对于薛宝钗，说她虚伪，举例贾母喜欢吃甜烂之物，宝钗就说喜欢吃甜烂之物，因此宝钗就一味地顺从，说她总是一种奉承吧。其实就是一个小辈对长辈，如果长辈喜欢什么，小辈顺从长辈的意思，这个从做人来说，从我们对自己的尊亲长辈，顺从长辈的喜好，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红楼梦》评论会越来越历史的看，越来越回归到人物的本来面目。你刚才提的很好，至少说那样的分析虽然可以，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比较勉强，也许是过分的相信脂评，王熙凤完全可以已经预备了。拿它来做这方面的例子不一定恰当。很好!谢谢。
傅光明：曹雪芹的凤姐是鲜活的，吕先生给我们讲的凤姐也是鲜活的，精到地为我们分析了这位艺术精灵。由吕先生刚才讲到的“对景儿”和对人物的分析，我也想到一个“对景儿”，我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分析，不光是《红楼梦》，对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人物的理解和分析，我们都应该学一学吕先生这种对于人物分析的功力。如果我们对于一个艺术形象，对人物的分析，不管是中外古今的，能够达到很高的层次、很高的审美境界和审美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分析会大大地上升，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由吕先生对王熙凤的分析，联系我们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对王熙凤的理解和分析是在一个什么层次，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来领会、来领悟，这样我们将来在读任何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仅是《红楼梦》，不仅仅是对王熙凤的理解和分析，您的鉴赏水准都会上升，都会进步，您才会真正地步入文学的精美的艺术世界，才能真正地领会文学的精神。
由吕先生讲到的警示作用，我也忽然想到，《红楼梦》还有一个功能，或许具有一点儿“反腐启示录”的功能，让我们的贪官看一看，王熙凤这个“妒”、这个“欲”是很过分的。人的欲念一旦到了贪的程度，收不住车，欲壑难填，最后就是身败名裂，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另外，说回来，时代进步了，到新世纪了，王熙凤们大概也已经很多了，而且焕已经发出一种新的光彩。我想，新世纪的王熙凤肯定是存在的。吕先生讲到王熙凤的这个“妒”，只能向不如自己的女性朋友们去发泄，比如妾。那是她没办法，琏二爷惹不起，只能去向地位、身份尚不如自己的女性去发。她这种发泄，侧面地可以讲，或许是对琏二爷们的男权社会一种变向的抗争。现在当然可以直接向琏二爷们示威了，新时代的王熙凤们可以活出更多的姿彩来，对贾瑞们的单相思，不必像王熙凤“毒设”什么“相思局”，完全可以从女性的、独立的、精神的、个体的生命存在，去告诉贾瑞们，您别这样了，我不喜欢您。祝生活中所有的女性朋友活出王熙凤一般好的姿彩来![1]
曹雪芹
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颙之子（一说曹𫖯之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除夕（2月12日），因贫病无医而逝。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九年除夕（1764年2月1日）、甲申（1764年）初春之说。[2]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