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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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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葆心,男,湖北罗田人。

1867年,生于湖北罗田大河岸古楼冲的一户耕读之家;早年曾受教于武昌经心书院、两湖书院;1903年乡试中举,被荐调入京,曾任学部主事、礼学馆纂修等职;民国时期,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武昌师范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教授;其间兼任湖北国学馆馆长、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总纂。

1944年,在罗田病卒,时年77岁。

其编著的《古文辞通义》是学习、创作、研究古代散文的入门书,在民国初年已出版,影响广泛,其方志学集大成之作《方志学发微》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生平简介

王葆心(1867—1944),字季芗(xiāng),号晦堂,湖北省罗田县人。幼入黄州经心书院,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古文史籍,成绩十分优秀。十八岁参加府考以经学第一名得中秀才。

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创建两湖书院,选调“才识出群、志行不苟”秀才入学,湖南湖北各百名,学制五年。王葆心参加应试被录取。两湖书院师资力量雄厚,聘请名贤担任教席,其中不乏清末进士、著名学者,如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广东番禺人,光绪进士,与辜鸿铭同为张之洞幕府六君子成员,并一同参与湖北自强学堂筹创工作,时任两湖书院山长(院长);杨守敬(1839—1915),字惺吾、号邻苏老人,湖北宜昌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代表作《日本访书志》、《湖北金石志》等驰名中外;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博古通今,以“硕学通儒”蜚声华夏。曾语辜鸿铭“你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得读二十年中国书!”十年后二人成莫逆之交,沈受聘两湖书院文科教习;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无锡人,清末数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少时酷爱数学,博览当时各种数学书籍,著述颇丰,如《行素轩算稿》(1882)、《算法须知》(1887)、《西算初阶》(1896)等, 1892年受聘为两湖书院理科教习。当时以梁、杨、沈、华为代表的大批专家学者担任两湖书院文理教习,使学堂教学以高质量闻名遐迩。王葆心受名师教诲,学业日增月进,无论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二十四史,国学古典,无不广泛涉猎、反复研习,直至了然于胸,不觉成长为沈曾植大师一位嫡传高足、贯通儒学青年学者。

王葆心毕业后,受汉阳晴川书院特聘荣任山长(院长),在任期间悉心讲经传道、恪尽职守。并继续钻研儒学典籍,学业不断提升。他胸有成竹、静待大考。1903年(晴川书院更名汉阳府中学堂)癸卯科乡试(秋闱)——此即中国历史上末次科考——不出所料,王葆心以第三名高中举人,并于次年会试(春闱)又以第一名折桂——会元,于“进士及第”仅一纸之隔,卓越才华尽显。

不久,王葆心调京都担任图书馆编纂,后任学部主事,编撰《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将宋明末季楚东人民不畏强暴、抗拒侵略的壮烈故事,撰写成一部情节生动的历史画卷,宣扬民族气节,鼓舞人民抵御外侮。他从事文史编撰十八年,学术造诣日深。

1922年王葆心南旋,受聘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这年武昌高师首招女生,男女同校、混合编班,开湖北教育风气之先。次年学校更名国立武昌师范大学,聘请“湖北三才子之一”黄福、国学大儒王葆心担任国文教授、黄际遇任数学教授、纪育沣为化学教授、薛德焴为动物学教授、张珽为植物学教授、李汉俊为社会学教授、李履冰为地质学教授等。其中黄际遇、张珽都是武昌高师的元老。纪育沣、薛德焴、李履冰皆留学归国的学者。这年“湖北国学馆”在武昌设立,特聘请王葆心兼任国学馆馆长。1926年秋,国立武昌大学(又称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成立,邓演达、董必武、郭沫若等任筹委,继续聘请王葆心担任国文系教授。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刘赜(zé)、苏雪林、冯沅君、叶圣陶、王葆心、徐天闵、谭戒甫、高亨和刘永济(稍后到校)等一批著名学者被聘请担任文学院教授,其中王葆心为诸贤中最年长者。1932年,适逢社会贤达倡议修复黄鹤楼,敦请王葆心撰写《重修武昌黄鹤楼募资启》,行文三千,音韵铿锵,对偶工整,起伏跌宕,大气磅礴,当时各报纷纷登载、宣传报道,一时间“重建黄鹤楼”热潮骤然兴起。后因洪灾等故,经济拮据,以致重修搁置,一搁便是五十年。

王葆心治史撰志极其严谨,他广泛搜集、博览各类志书1400余卷,将其所载内容同有关历史地理资料逐条查对考证:“辨抄袭、证谬误、审体例、寻因革”,找出其中相互联系的来龙去脉,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字斟句酌撰成《重修湖北通志条仪》,成为湖北修志之指导方案。这部“条仪”构成其《方志学发微》第一卷。他认真将浩瀚史志文献资料加以梳理、考证,摘其要,纪史实。15年最终完成50万字《方志学发微》。一经问世,立即为方志学界广泛关注,“王氏此项研究是前此三四百年来史志学者所未曾做的工作”,是“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先驱”。公认为“集方志学之大成”、我国方志学著作之冠。

作为古文学教育家,王葆心在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后就撰写了一部《高等文学讲义》,次年即被“学部审定作为中学以上各种学堂参考书”。教材一经问世,不仅为“分科大学 文科诸 君多辗转购求”用作教材,且一些古文专家对其赞美有嘉,翻译家林纾予以崇高评价“近百年中无此作”。后来王葆心又对原书做大幅重订补充,改名《古文辞通义》于1916年再版,他任教武大时即以本书为教材。

1938年日军迫近武汉,王葆心携带书笈6万余卷回故乡罗田,隐居家乡继续研究方志史学,自得其乐,悄然就任罗田县县志馆长,一方面主持纂述《重修罗田县志》,同时又撰写《发挥初期异同荟笺》等著作。1944年王葆心在家乡病逝,享年77岁。


学术贡献

王葆心一生著书立说,涉及研究领域颇为广泛,但其晚年,在方志学的研究上致力尤勤,其遗著达170余种。除已刊的《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再续汉口丛谈》,未刊者有《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

史志不分家。王葆心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中国第一部革命史《湖北革命实录》,就是他修纂的。在修纂这部革命史时,他在史学方面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即摒弃了“以君主一人为体,统领历史”的陈腐观念,提出了以“一大群人活动”为中心,“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以民权代君权”的修纂理论,主张“革命史应为生人立传”。还认为“政治既有更张,文籍随世递交”,即使被立传的人“日后之自改各有隆污,而其过去之陈迹初无改变。”这些是他对历史编纂学的卓越贡献,时至今日仍有积极的意义。

后世影响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王葆心同乡、忘年之交)曾多次指示有关方面搜集、整理和出版王葆心遗著。已出版:《虞初文志》、《明季江淮七十二寨纪事》、《续汉口丛谈》、《重修湖北通志条仪》、《历朝经学变迁史》、《经学研究前后编》、《中国教育史》、《古文辞通义》等20余种。待出版:《方志学发微》、《增补修志通则》、《采访志书条例》、《天完志略》、《江汉献征录》、《湖北特征长编》及合纂的《湖北文征》等100余种。目前《王葆心传》,叶贤恩著,已由崇文书局、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出版发行。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重修王葆心墓,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董必武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以志墓门,后人在墓前写下《谒王葆心墓》诗文:一抔黄土草萋萋,碑壁寒伧香火稀。谁知墓中安睡者,竟是楚宝国君师。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亲笔题下了“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湖北省文史研究馆为其撰文立碑纪念。

评价

除了董必武评价的“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之外,张春霆称王葆心是“集方志学之大成”的学者;闻惕生称其作品为“旧时代方志遗产的总结,新时代方志革新的萌芽”;国民政府(重庆)在1944年如是评价王葆心:鄂耆儒王葆心,性行纯笃,学术渊深。早年从事著述,即同情革命,激发民族思想。民国后,屡经患难,艰贞自矢,志节然。其掌教近三十年,著书达数百卷,实足矜式士林,有功来学。兹闻溘逝,悼惜良深,应予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政府彰闻耆贤之至意。

1957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为“嘉其学行”,重修王葆心墓茔时,董必武又以旧联题写墓门,以为旌表。并多次指示湖北有关方面搜集、保存、整理和出版其遗著。也正是在董必武的保护下,其大量珍贵著作的手稿,几经辗转,最后被湖北省博物馆珍藏。1959年年夏,董必武在湖北省谈地方志并强调各县都要修县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葆心曾与甘鹏云、傅岳棻、卢木斋、张国淦等耆宿动议编修《湖北文征》,进行地方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后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也是在董必武的倡议下,终于启动《湖北文征》的工作,于1964年由湖北省文史馆完成编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