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造时

王造時
原圖鏈接 來自360圖片 我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
出生	1903年9月2日
逝世	1971年9月
國籍	中國
職業	愛國民主人士

王造時(1903年-1971年)，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江南鄉江南村人，原名雄生，1903年9月2日出生於一個經營竹木生意的商賈家庭。我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 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

人物生平

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

1925年8月，自清華大學畢業後，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

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師從英國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拉斯基主要研究國際政治。

1930年，經蘇聯回國。同年受聘擔任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政治系主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創辦《主張與批評》半月刊，後又創辦《自由論壇》雜誌。同時王造時參與發起組織上海各大學教授抗日救國會，積極支持十九路軍和淞滬抗戰。接着又與宋慶齡、魯迅、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擔任同盟的宣傳委員、執行委員，參加援救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革命者和進步學生的活動。

1933年11月，他參加了"福建事變"，發表《為閩變忠告當局》宣言，公開了他的反蔣抗日主張。

1935年底，與馬相伯、沈鈞儒等共同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擔任執行委員。

1936年，出任上海文化界救國聯合會中擔任宣傳部長，主持《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會刊》和《救國情報》，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1936年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同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員。

1938年3月，擔任江西省政治講習院教育主任兼教授，負責訓練抗戰時期江西省幹部。9月，在江西吉安創辦《前方日報》，並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在上海創辦自由出版社，同時兼任私人法律顧問。

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由知名人士儲安平創辦的上海《觀察》雜誌，並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上海"《觀察》事件"。此後，我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先驅之一, 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著名"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先生親自出面，多方奔走以自己的影響力給當局施壓。並於次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的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

上海解放後，王造時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是著名的愛國人士。

1951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

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60年9月，摘掉右派帽子後，在"文化大革命"中王造時又受到衝擊。"文革"中，兩個兒子和女兒海若均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兒海容因為拒絕參加復旦大學對其父親的批鬥，也被打成"反革命"備受折磨而死。

1971年9月，因病逝世，享年70歲。

創建安福中學

安福中學創建於1939年秋，原名復古書院。在這以前，安福沒有一所中學，小學生要想升學，只好長途跋涉到吉安、宜春等地去求學。抗日戰爭開始後，這些地方中學都遷往邊遠山區。

1939年，一些在外地經商、公務人員，攜眷逃歸家鄉，子女也急需在本地上中學。在群眾呼聲甚高的情形下，以王造時、周利生、王佩璋為首倡議創立一所中學，以募捐、收集各地田地、店房等公產作為辦學基金。王造時被推舉為第一任校長。

王造時先生對安福中學十分關注，並且大力扶持學校的發展。建國後，由於參政、辦報、教學等，王先生工作十分繁忙，但每年都要回安福中學幾次，或做報告、或辦展覽，總之他摯烈的愛國情懷、淵博的學者風度，給青年學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學作品

主要著作:

《荒謬集》《世界近代史》

主要譯作:黑格爾的《歷史哲學》 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 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 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

雙面王造時

內容簡要］：一位是大膽敢言的民主鬥士，一位是檢討等身的「罪人」，二張面孔，組成了王造時的兩種人生。

中國周刊:中國周刊特約撰稿 善南　

1957年夏季的一天，上海復旦大學在相輝堂召開了一個反右派鬥爭大會，全校數百人被通知到場，氣氛緊張、壓抑。

被批判的對象，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曾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的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這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中等個子，微胖身材，戴一副近視眼鏡，文質彬彬，白皙，圓臉，穿白襯衣。

很快，揭發開始了。有人站起來，說王造時污衊社會主義生活很苦；王造時想拉山頭，與黨對抗；王造時反對蘇聯，挑撥中蘇友誼……接着，會場上便有人高喊：王造時必須老實交待！

王造時試圖逐一辯解，然而沒人聽，他的辯白淹沒在震天的聲討中……

這年九月，上海《文匯報》發表了王造時《我的檢查》。在承認了對自己的一切指控之後，王造時表示再也不敢負隅頑抗，「現在我改變了立場，認識自己的錯誤更清楚，認識我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更嚴重。我愧對黨，愧對人民，也愧對自己。我再度向黨、向上海人民和全國人民請罪。我由衷地永遠感激黨給我的改造機會……」

不知王造時執筆這份違心檢查時，是否會想起自己年輕時一段意氣風發的日子，那時，曾圍繞在他身邊的，是歡呼、是聲援。

學生領袖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華大學八周年紀念日。下午5點，正在招待來賓的清華學生王造時忽然聽說了一個消息，說北京城內各校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打了賣國賊，燒了賣國賊的房子，許多學生被捕了。當晚，他從同學羅隆基的電話里確認了該信息，二人商定，要馬上組織同學們響應各大高校的罷課營救工作。

王造時丟下電話筒，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條長凳放在食堂門口當中的地方，跳上去大聲叫道：「同學們！有重要消息報告。」接着把學生被捕的消息告訴了大家：「同學們！北京各校同學已經起來救國了，我們應該急起相應。望同學們注意時局的發展，並提出救國的辦法。」同學們一聽，大受震動，紛紛高呼「罷課！罷課！」接着，王造時又跑到高等科去鼓動。

第二天上午，各級級長和各社團領袖參加的聯席會議成功舉行，會議決定，清華學生要與北京學生一致行動，堅持到底，從即日起罷課。

此時的王造時，年僅16歲，是清華大學中等科二年級的學生。

1902年8月3日，王造時生於江西安福。八歲起讀私塾，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聽說皇帝被推翻，看見家家戶戶都插起了一面寫着一個大「漢」字的白旗，民主共和的概念也第一次傳進他的耳朵里。

新時代的事物源源不斷湧入王造時的世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正義、人道、公理」這些詞語頻繁地出現在上海《申報》對戰局的報道中。1915年袁世凱稱帝，王造時的國文老師又將梁啓超的質疑文章《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有滋有味講給大家聽，這些，都給這位年幼的學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王造時開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1916年，雙十節，江西督軍李純為慶祝「國慶」，到講武廳去閱兵，文武官員都前呼後擁地跟着，把沿途的老百姓，連同學生們都趕到屋裡去。王造時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我從門縫裡窺看這些大小軍閥騎着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地跑過去，老百姓連參加國慶活動的權利也沒有，頭腦里馬上起了個大問號，這難道就是『民』國嗎？」

1917年，王造時考入清華大學。兩年後五四運動爆發，他第一個將消息傳遍清華校園，並為學生領袖聯席會議的召開發揮了關鍵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時和同學們來到北京東安市場做宣傳活動，他們特意舉着小國旗在市場內七拐八繞了一圈，引來大批圍觀者。正當演講開始時，一隊警察和士兵忽然出現，把王造時從台上拉下來，押到北京大學關了起來。

這是王造時第一次被捕。五天後，當王造時被釋放時，關押所門前擠滿了歡迎的群眾，有市民、大學生、還有許多小孩。每一批被捕學生出來，里里外外一起歡呼。王造時後來回憶說：「我此時感動得只是流熱淚。」

潛移默化中，王造時確定了一生的方向。

1925年，他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辦理了入學手續，學的主科是政治學，五年學成後回到了國內。他決心用自己學到的東西「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民主主義共和國。」

輝煌一刻

「我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在清華學校受過八年美帝國主義的教育，又在美國留學過四年。英國留學過一年，學的就是資產階級政治學……我深深受了這種反動思想的毒害，回國之後還販賣這種毒品來毒害我們中國的革命，實在罪孽深重！」

1957年9月，王造時發表於上海《文匯報》的檢查，提及早年，早已全然不見了雄心壯志，他把自己當年求學經歷，貶損得一文不值。

這段話事實上並不準確，甚至完全相反。當年王造時學成歸來，矛頭首先指向的，恰恰是執政的國民政府，而並非井岡山。

1928年，國民政府於形式上統一全國，隨即開始了『訓政』階段，一黨專政統治從這時建立，這讓一心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王造時憤怒異常。1930年，王造時回國，受聘於上海私立光華大學政治系，教書之餘，他結合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問題，撰寫了大量時評文章，發表在《新月》等雜誌上。

「翻開世界各國歷史，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是統治者『訓』出來的？請問哪國的民主政治，不是人民爭得來的？……凡是拿到政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團體，總是不願意放手。這是人類普遍的天性，各國的政治歷史都可證明。」他寫道。

王造時呼籲，結束「訓政」，實行憲政，讓國民有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各黨各派可以公開競爭，以法治代替人治，以選票代替機關槍。民主勢力擴張，人民監督之下，割據一方的軍閥才能變成保家衛國的勢力，加之政府與人民合作，就能抵抗日本人日益膨脹的野心。

由於文風酣暢淋漓，王造時的政論很受讀者歡迎，同時，也令官方頭痛不已。起初，官方試圖拉攏王造時，藍衣社頭目劉健群曾到上海找過他，勸他「不要在上海哇啦哇啦空發議論，妨害國家大計。蚊子嗡嗡叫有什麼用呢？只要舉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時回答，好意心領，他還是想繼續教書。

拉攏不成，強硬措施接踵而至。當局先是查禁了王造時主辦的《主張與批評》雜誌，從1933年起又密令全國大學不許聘請王造時教書，想從生計上卡死他。沒想到，王造時早早已經備好了一張律師證書，跑去章士釗的律師事務所當起了律師，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王雲五又派給他一些譯書的工作，王造時的收入跟教書時相差無幾。

當局又想到了暗殺。一天，王造時從國民黨元老李烈鈞手中得到了一張暗殺名單，發現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沒過多久，榜上有名的楊杏佛就真的被暗殺了。為防患於未然，王造時又出奇策，他把這張名單交給了美國人在上海辦的報紙《大美晚報》，第二天，該報中英文兩版同時將這張名單發表了出來，轟動全上海。上海市長不得不出來「闢謠」，從此，榜單上的人再也沒有被暗殺的了。

1936年，雙方的矛盾終於激化。這年五月，王造時與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救國會」），要求國民政府與紅軍議和，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日政府。11月22日，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罪」、「共黨嫌疑」將他們逮捕，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援。不僅中共發聲明抗議，連馮玉祥、張學良這些黨內大佬也提出異議。後來在西安事變中，「釋放上海愛國領袖」被寫入了張學良、楊虎城的通電聲明中。宋慶齡更是以「人權保障同盟」的名義到蘇州向高等法院請願, 要求釋放「七君子」，高等法院的院長只好躲在裡面, 避不見面, 任憑法院門前人山人海，高呼口號。

在始料未及的壓力下，國民政府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七君子」，望着門前迎接的人們，王造時情緒激動地表示，「歡迎不是歡迎七個人，而是歡迎『救國會』的主張。」

這無疑是王造時一生中最輝煌的一刻。

身份焦慮

二十二年後，王造時又全盤否定了這段輝煌。

1959年1月20日，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王造時，為自己制定了新一年的「改造規劃」，他提出「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判所謂『進步』包袱，把它們去掉乾淨，以便輕裝進行自我改造。」

同時，「進一步檢查由1930年到現在對黨的關係，認清對黨一向是忘恩負義，不是黨委屈了我，而是我對不起黨。」

「一向是忘恩負義」，這句話背後是一段難言的苦澀。

1941年，蘇聯與日本簽訂了一個《蘇日中立條約》，這個條約附有一個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這等於兩國均承認了「滿洲國」——即中國東北是日本領土。

消息一出，輿論譁然，重慶救國會的幾位領導覺得有必要公開表明一下自己的態度，當場推舉出王造時起草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王造時很快寫了出來，在信中，他對蘇聯此舉表示「莫大的遺憾」。

但王造時不會想到，公然「反蘇」給他惹來了麻煩，中共內部某些領導認為，這封公開信是王造時一個人起草好，強迫大家簽名的，更有甚者，認為王造時收受了國民黨特務的賄賂，故意跳出來發起反蘇運動。

王造時對此渾然不知，兀自繼續着自己的工作。1946年內戰爆發後，王造時心中的天平慢慢偏向了中共。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田漢五十壽辰後，王造時和羅隆基一同出門，羅隆基問王造時準備怎麼走。王造時信口說，「向右走有跳黃浦江的危險，中間向前，穿過馬路可能被來往汽車壓死，還是慢慢向左，走到跑馬廳那邊去吧！」

可是，中共建政以後，對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卻有些尷尬。彼時，當年的「七君子」除鄒韜奮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殺外，其餘5位中有4位都擔任了部級以上高官——沈鈞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 沙千里任商業部部長, 史良任司法部部長。唯獨學位最高、年紀最輕的王造時卻被冷落在一邊。直到1951年下半年，才在復旦大學政治系謀到了一個教授的職務。

另一件更加明顯的例子是，王造時曾一度找到上海副市長潘漢年，要求為黨做點事情，「說現在蔣介石與孫立人不和，孫立人有兵權，美國人也支持他，他（王造時）與孫立人又是清華同學，所以請求組織允許他到台灣去，策反孫立人。」長期研究王造時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何碧輝說。

不顧個人安危，主動提議，卻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回復。

王造時自己也感覺到了與新政權存在隔閡，但與民國時代不同的是，現如今，體制內的一個身份，比過去已經重要得太多了。

新中國建立初的幾年，民營新聞事業被重新塑造為中央行政計劃主導的國營媒體網絡，辦報賺錢不再可能。1955年新中國律師制度開始試行，到了1957年，一些人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制度，許多律師也被劃成右派。推行不到兩年的律師制度就很快夭折了，靠當律師謀生，在新中國也走不通。

與此同時，王造時家庭又連遭不幸，他的一雙兒女先後罹患精神病，1956年，他的第一位夫人朱透芳去世，都急需用錢。後來，王夫人的後事和兒子看病的醫藥費都由學校包了下來。學校還把他搬到茂名公寓去住，那是上海原法租界內的一座高級公寓。

在這種情形下，縱觀建國後到反右鬥爭之前，這位一向大膽敢言的民主鬥士，建國後的發言很少。在後來寫給周恩來的一封信中，他坦言「自覺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

一句「於公於私」，耐人尋味。

兩面人生

1957年，知識分子迎來了短暫的春天。王造時在北京與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兩度懇談，終於把歷史上的那段「誤會」澄清了，不久，周恩來又親自約談，不但聆聽了王造時的傾訴，還主動提出要調王造時來北京工作，王造時精神為之一震。回上海後，他興奮地給沈鈞儒寫了一封信，表示「今是非已明，此後自當益加奮發，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努力。」

此時，黨中央毛澤東號召「大鳴大放」，王造時認為建言獻策的時機終於到了，「激於愛黨愛國之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 ,

當年3月20日，王造時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發表講話，「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 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他希望黨外人士發揚「魏徵精神」不計個人安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外兩次發言中，他提出「及時把鳴放運動推行到基層單位去」，並指出「憲法頒布以後好像逐漸被人漠視。這個現象千萬要不得」。

結果，這一年六月開始，反右運動爆發，王造時這些言論首先成為了靶子。1957年6月12日，上海法學界座談會上，一份批判文章指出，王造時歷史上就「反蘇」，並且一直主張資產階級的民主。頗為諷刺的是，當天王造時還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表示目前「有一些過激過偏的甚至錯誤的言論也不足畏，予以糾正之後，應繼續鼓勵大家大膽揭露矛盾，更足見黨有雅量而得人心。」

面對指控，王造時起初堅決不認罪，「死也搞不通」，甚至表示「不惜一死來抗拒」，但隨着批判的不斷升溫，到了當年8月14日，王造時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他說，我對於我思想的錯誤逐漸地獲得了新的認識。

當天，他又寫了一份補充材料，其中這一段話，可以看做王造時前後轉變的關鍵：

「至於我家中的實際困難更非靠黨的特別照顧不能解決。我的長子自1946年6、7月間患精神病起，不知給我家庭帶來了多少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難，自去年三月我的愛人去世後，政府不僅代我負擔了住在上海精神病院的費用，並且也免除了以前在第一醫學院附屬醫院的欠費。我的長女從1955年秋起漸有初期的精神病象徵，學校黨委也曾經表示要免費送她入院醫治。我的次子今年二月也開始有精神病象徵，我由北京帶到南京，也是上海統戰部打電話到南京，才有住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的機會。我以垂暮之年，孑然一身，面對如此家庭環境，我不依靠黨，擁護黨，而卻反對黨，豈不是自找絕路，並給自己的兒女找絕路。」

王造時原先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反右鬥爭一開始，藥費的「催款單」便月月寄來。教學職稱隨之降為四級教授，全家也被逐出了茂名公寓。他交給商務印書館的《民主政治在危機中》改譯稿，一直被拖到1961年11月才被告知「未列入近年出版計劃」。這些，對於經濟上沒有退路的王造時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而且，王造時再也找不到當年那樣為他歡呼的人群了，報紙上只有口誅筆伐。王造時曾收到外地來信十多封，都是贊成他發言的，也有訴冤的，原本他準備交給黨委去處理，但反右鬥爭開始後，深知利害的王造時將這些信偷偷撕毀，他不想牽連這些人。

台灣的《中國時報》此時則幸災樂禍地發表文章，稱「所謂愛國民主人士王造時」，此刻正在遭到清算。

1957年9月，王造時在《文匯報》發表第一篇檢查。

此後，他的防線幾乎全線崩潰，從1957年到1960年，他的檢查寫得一封比一封長，話說的一句比一句狠。

「每讀報章上的逐日深入揭露全國右派分子的言行，時常覺得他們向黨的進攻，極大多數不如我的猖狂，他們散播的毒素也不如我普遍」 ——1957年12月1日。

「進一步檢查過去的歷史，認清自己的反動本質，徹底分析批評所謂『進步』包袱」——1959年1月20日。

「還是改吧，快快地改，老老實實地改吧」——1959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