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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代人大流士，基督教圣经人名。

1至5世纪基督教创立并从以色列传向希腊罗马文化区域。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所允许的宗教。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它为国教。按照基督教经典的说法，基督教的创始人是耶稣，他30岁左右（公元一世纪30年代）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耶稣声称，他的来临不是要取代犹太人过去记载在旧约圣经的律法，而是要成全它。

圣经中的记载

波斯人古列的军队攻占巴比伦后，杀死迦勒底王伯沙撒，玛代人大流士作王管理迦勒底人的王国，当时他大约62岁。（但5：30，31）他也被称为“玛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但9：1）

大流士行使权柄，任命一百二十个总督管辖全国，又任命三个高官管辖这些总督，免得王的权益受损。这个管理架构看来主要是为了方便财政税收，因为总督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为王室府库征收税款和贡物。（参看拉4：13）但以理是三个高官之一，由于他办事能力比别的高官和总督都要出色，大流士就打算擢升他为宰相。另外两个高官联同总督设下阴谋，要从法律上陷害但以理。他们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妒忌，也可能是由于为官清正的但以理阻碍他们贪赃舞弊，他们就怀恨在心。高官和总督集合起来进见王，呈上一条法令，请求王签署。表面上，这条法令得到全体政府官员的支持（但他们并没有提到但以理）。法令禁止人在三十天内向大流士以外的“任何神、任何人呼求”，违者要被扔进狮子坑里。既然大流士是外国人，不久前才得到巴比伦的王权，因此从各方面去看，这条法令都有助于巩固大流士的王位，也使倡议这条法令的政府官员看来对大流士表示支持和效忠。（但6：1-3，6-8）

大流士签署法令后不久，就发现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也看出倡议这条法令的人其实别有用心。但以理因为继续向耶和华上帝祷告，成了第一个违反法令的人。（参看徒5：29）尽管大流士设法搭救但以理，使他不致受这条不可更改的法令制裁，最终还是不得不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里。大流士表示，他相信但以理的上帝必能保护但以理。大流士整夜禁食，无法入睡，第二天急忙到狮子坑去。他发现但以理还活着，丝毫无损，就十分高兴。随后，王下令把指控但以理的人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扔到狮子坑里去，使他们受到公正的报应。王又通告全国，下令“凡我王国各地的人民，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都要颤栗畏惧”。（但6：9-27）

大流士的身分

大流士的身分在巴比伦时代和波斯时代的有关文献中均得不到印证，其身分有好几个可能。最主要的有3个推测：古列二世（但6:28所谓“波斯王古列”）；刚比西斯二世（古列二世之子）；古巴鲁（是历代古列和刚比西斯两朝，兼署河西、巴比伦两省的总督）。

据但以理书记载：“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流士年六十二岁，取了迦勒底国”（但5:30-31）。大流士是玛代族、亚哈随鲁之子（但9:1），被立为迦勒底国王时已62岁（但5:31）。但以理从未提及大流士是玛代王，更未提及他是波斯帝国之王，只说他是迦勒底（即巴比伦）的王。巴比伦帝国的范围只有米所波大米（巴比伦和亚述）与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之地（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这两大部分；及至波斯帝国，始置巴比伦与河西两省，任巴比伦总督“一百二十个总督”；而且玛代大流士之年显然是在波斯古列3年（主前536）之前（但10:1至11:1）。

据两件拿波尼度在位期间的楔文铭版（拿波尼度编年史和以波斯诗体写成的拿波尼度本纪）可知，古列兵犯巴比伦之前，拿波尼度一直在提玛隐居，并已将国位传给儿子伯沙撒。主前539年10月12日，古列的大将乌巴鲁攻克巴比伦城。古列于29日入城，并任命一个叫古巴鲁的人作巴比伦总督。古巴鲁又复任命他手下的若干总督。大将乌巴鲁死于主前539年11月6日。

从以上两份材料可以看出，自拿波尼度而伯沙撒而古列，政权的易手是相当紧凑的，并无玛代人大流士插足其间的空隙。因此，“玛代大流士”或可能是古列本人，或可能是古列的一位重臣，或可能是皇储刚比西斯。但以理书在行文中是将“波斯王古列”和“玛代王大流士”作为两人并提的，这就排除了大流士即古列的可能性。再者，刚比西斯二世册立之年不可能已62岁；且已知他是主前529年即位作波斯王后，也同时作巴比伦王的，因此他的“元年”无论如何不能在“古列3年”（主前536）之前。又古列和刚比西斯的先祖均无称“亚哈随鲁”者。古列和刚比西斯的母系可能是玛代人，但他们均祖述父系，即波斯开国皇帝阿垦米尼的后代。他们自称波斯人，而非玛代人。

综上所述，可知这位“玛代王大流士”必是古列二世的臣属，伯沙撒被杀后他就受封辖其地而为“迦勒底的王”。这虽然只是个诸侯的封号，但在他的臣仆眼中，却如一方之王。这位大流士王之执政治事显然与古列同时，而绝不能在古列之先（但6:28）。符合这些条件的便只有那位接管伯沙撒领地作巴比伦总督，且又有权任命属下总督的古巴鲁了。至于古巴鲁的年岁、国籍、先祖之名等无可稽考，但他大概就是那位62岁的玛代人，父亲或其祖为亚哈随鲁。至于以斯帖记四章6节所载的“亚哈随鲁”是3代之后的一位君王，已考定为薛西一世。

记载古巴鲁事略的巴比伦古文献为数不少。从中可知他任巴比伦及河西总督凡14年（主前539-525），位高权重，其名是违法官吏的最后警告。有文献提及古列二世或刚比西斯二世者，记述在巴比伦干罪犯法之事必说得罪古巴鲁，而不说得罪古列或刚比西斯。巴比伦及河西之地是波斯帝国最肥沃之地，人口众多，属邦和语言不计其数。如此有权势的总督被其臣仆呼之为“王”，也实在是极自然的事。不过，这个结论尚因缺乏直接证据而非最后定论，至多只能认为是诸多推论之中最好的一个。在进一步的证据出现之前，以“巴勒底的王”玛代人大流士为巴比伦及河西总督古巴鲁的称号，我们认为是最可信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