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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的故事(穆旦诗歌)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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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英国现代散文家L.P.Smith有一篇小品The Rose,文笔简洁可爱,内容也非常隽永,使人百读不厌,故事既有不少的美丽处,所以竟采取了大部分织进这一篇诗里,背景也一仍原篇,以收异域及远代的憧憬之趣。至于本诗能够把握住几许原文的美,我是不敢断言的;因为,这诗对于我本来便是一个大胆的尝试。想起在一九三六年的最后三天里,苦苦地改了又改,算是不三不四地把它完成了;现在看到,我虽然并不满意,但却也多少是有些喜欢的。

二十六年一月忙考时谨志

庭院里盛开着老妇人的玫瑰,

有如焰焰的火狮子雄踞在人前,

当老妇人讲起来玫瑰的故事,

回忆和喜悦就轻轻飘过她的脸。


……许多年前,还是我新婚以后,

我同我的丈夫在意大利周游,

那时还没有铁路,先生,一辆马车,

带我们穿过城堡又在草原上驰走。


在罗马南的山路上马车颠坏了,

它的修理给我们三天的停留:

第一晚我们在茫茫的荒野里,

找到路旁的一间房子,敝落而且破旧。


我怎能睡啊,那空旷的可怕的黑夜!

流水的淙淙和虫鸣嘘去了我的梦;

趁天色朦胧,我就悄悄爬起来,

倚立在窗前,听头发舞弄着晨风。


已经很多年了,我尚能依稀记得,

清凉的月光下那起伏的蓝峰;

渐渐儿白了,红了,一些远山的村落,

吻着晨曦,象是群星明耀地闪射。


小村烦嚣地栖息在高耸的山顶,

一所客栈逗留住我们两个客人。

几十户人家围在短墙里,像个小菜园,

但也有礼俗,交易,人生的悲哀和喜欢。


酒店里一些贵族医生和官员,

也同样用悠闲弹开了每天的时间,

在他们中间我看到一个清瘦的老人,

又美丽,又和蔼,有着雄健的话锋。


他的头发斑白,精神像个青年,

他明亮的眸子里闪耀着神光,

不住地向我们看,生疏里掺些惊异,

可是随即笑了,又像我们早已熟悉。


老人的温和引起来一阵微风,

轻轻地吹动了水面上的浮萍;

他向我们说陌生人不必客气,

他愿意邀请陌生的客人到他家里。


于是,在一个晴朗炎热的下午,

青青的峦峰上斜披夕阳的紫衫,

一辆小车辘辘地驰向老人的田园,

里面坐着我和我的丈夫。


这所田园里铺满了小小的碎石,

丛绿下闪动着池水的波影,

一棵紫红的玫瑰向天空高伸,

发散着甜香,又蔽下幽幽的静。


玫瑰的花朵展开了老人的青春,

每一阵香化成过去美丽的烟痕,

老人一面让酒一面向我们讲,

多样的回忆在他脸上散出了红光。


他坦然地微笑,带着老年的漠冷,

慢慢地讲起他不幸的爱情:

“……多少年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那隔河的山庄住着我爱的女郎,


“她年轻,美丽,有如春天的鸟,

她黄莺般的喉咙会给我歌唱,

我常常去找她,把马儿骑得飞快,

越过草坪,穿出小桥,又抛下寂寞的墓场。


“可是那女郎待我并不怎样仁慈,

她要故意让我等,啊,从日出到日中!

在她的园子里我只有急躁地徘徊,

激动的心中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园子里盛开着她喜爱的玫瑰,

清晨时她常殷殷地去浇水。

焦急中我无意地折下了一枝,

可是当我警觉时便把它藏进衣袋里。


“这小枝玫瑰从此便在泥土中成长,

洗过几十年春雨也耐过了风霜,

如今,啊,它已是这样大的一棵树……”

别时,老人折下一枝为我们祝福。


修理好的马车把我们载上路程,

铃声伴着孩子们欢快的追送;

终于渐渐儿静了,我回视那小村

已经高高地抛在远山的峰顶……


现在,那老人该早已去世了,

年轻的太太也斑白了头发!

她不但忘却了老人的名字,

并且也遗失了那个小镇的地址。


只有庭院的玫瑰在繁茂地滋长,

年年的六月里它鲜艳的苞蕾怒放。

好像那新芽里仍燃烧着老人的热情,

浓密的叶子里也勃动着老人的青春。


发表于《清华周刊》(1937年1月25日)

署名:慕旦

作者简介

穆旦(1918年4月5日-1977年2月26日),原名查良铮,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九叶诗派成员之一,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出生于天津,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

穆旦6岁即发表习作,青年开始诗歌创作,之后一直寄情于现代诗,联大毕业后,曾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国外深造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文革中遭受迫害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穆旦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59岁。[2]

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在上海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数量之多仅次于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译《中国现代诗选》在伦敦出版,其中就选译了穆旦诗九首。1952年,穆旦的两首英文诗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ubert Creekmore)编选入《世界名诗库》(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同时入选的其他中国诗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诗作的艺术风格、诗学传统、思想倾向和文学史意义,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诗人和评论家较为深入地讨论着,并被介绍到英语文学界。

五十年代初以来,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被迫从诗坛上销声匿迹,转而潜心于外国诗歌的翻译,直到骤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后,才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人们出版他的诗集和纪念文集,举行“穆旦学术讨论会”,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二十世纪中国诗歌大师”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这种种的不寻常,被称为“穆旦现象”。[3]

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现在看来这一判断是准确的。

袁可嘉回忆了现代文学史上现代化新诗潮的由来和发展,认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诗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实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不过袁又指出,这样的“彻底性”难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诗作中带来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涩,使他的作品到今天还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赏,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4]

王佐良认为“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王佐良还谈到了穆旦晚年的诗作,认为诗人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他认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5]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