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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预期学派是个专用术语。

随着社制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的汉字也在不断演化着,从最初的甲骨文[1]渐渐发展到了小篆[2],后来文化进一步发展后,才出现了”汉字”这种说法。

名词解释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即主张理性预期假说的学派,其在经济学流派中被认为是新古典派经济学(Neo Classical Economics)第二代,即,以动态分析及理性预期假说为主要特征而与第一代分流,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理性预期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是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

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他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总是以自己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学者接受并传播其理论。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但从未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所以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直至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先将穆斯的理性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之后,卢卡斯又和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萨金特(Sargent)、华莱士(Wallace)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且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最终形成。

理性预期是相对”适应性预期”而言的,所谓适应性预期就是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而理性预期与这种适应性预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正因为如此,这种预期能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

主要代表人物

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 Jr.)

罗伯特·巴罗(Robert J.Barro)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分析方法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成为干扰因素,但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例如在确定房租,债券利息,议定工资,规定供给价格时,都可把未来价格波动估计进去,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因此合理预期起了加速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与其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迫使政府放弃实行。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时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所以,一般认为理性预期学派是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

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波动理论》一文中,发展了适应性预期理论,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理论。他假定:经济信息是稀缺的,经济体系不会浪费,而是充分利用了信息;预期形成方式主要依赖于描述经济的有关体系构成;公众的预期对经济体系运行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斯提出其理论要点:

其一,理性预期是使厂商利润最大化的预期,是人们有效地利用代价昂贵的信息后形成的,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结果与客观的理论预测一致;

其二,理论预期是观察到的过去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它可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由于它与理性预期结果一致,因而理性预期可以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

其三,理性预期模型中存在随机误差项,表明厂商和经济学家都不能无所不知地掌握一切信息,因而会对其产出行为发生影响;

其四,最主要之点在于,理性预期模型说明,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显然,这一结论部分地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穆斯的理性预期模型是理性预期理论的雏型,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70年代后,卢卡斯等人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首先从分析方法入手,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用自己的心里预期方法取代或补充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得分析前提是不现实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并不存在。70年代后,全世界都产生了资源短缺和能源紧张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和供给不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种情形下,资源闲置已不复存在,从而供给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即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给已无弹性,生产已达到潜在的水平,就业已达到自然就业水平,故总供给已达到最大限度。

第二,量分析方法过于一般化,没有考虑微观因素,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侧重于政府干预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影响,没有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因而,依据这种分析方法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一定正确,并不能发生应有的效力。为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要用微观分析补充一般宏观分析的不足,并建立一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第三,用总量分析方法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没有考虑”个人决策”的作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个人决策的作用是与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有关。因此,个人决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决定的影响作用;而个人决策依赖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所以,公众的理性预期是影响客观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理性预期就是要利用这种公众的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来考虑产量,就业量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及变动。

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具体反映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前提中,即理性预期的三个基本”假说”: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假说和货币中性假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