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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传播学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对公众舆论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让读者能细细地体会到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联系。此书自1922年问世以来,在几十年中已经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至今仍然保持着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沃尔特·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jpg
出生 1889年9月23日
纽约
逝世 1974年12月14日
国籍 美国
别名 Walter Lippmann
职业 作家、记者
知名于 《公众舆论/舆论学》

目录

1、人物生平

2、主要著作

3、社会地位

4、著名记者

5、贡献

人物生平

1889年9月生于纽约,是德国犹太人第二代移民后裔。

念完学士后,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再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史蒂芬斯来哈佛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

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与李普曼往来交换意见。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担任副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部部长助理。

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

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

1932年与菲耶离婚,与海伦·阿姆斯特朗结婚。

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市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

主要著作

撰有《政治导向》、《放任与驾驭》、《舆论学》、《良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等30种著作,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新闻学及外交等多个领域,以下为著名作品:

《外交的主宰》1915年,国际问题的第一部著作。

《道德序言》1919年

《自由与新闻》1920年

《舆论学》(Public Opinion)1921年

《鬼影般的公众》1925年

《命运的人》1926年

《美国的检查官》1928年

《美国在世界事务中》(与威廉·斯克罗格斯合著)1931、32、33年

《解释》1932年、1933-1935年

《自由的方法》1934年

《新的需要》1935年

《战争与和平札记》1940年

《美国的外交政策——共和国的盾牌》1943年

《美国的战争目标》1944年

《冷战》1947年

《公共哲学论文集》1955年

社会地位

自一战前的老罗斯福时代,一直到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时代,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内公共政策。从老罗斯福到尼克松,李普曼都是白宫不可忽视的座上宾。他还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尼赫鲁等外国首脑多次直接对谈,与所到各国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见面,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1972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曾经代表周恩来总理邀请他访华。有人贬低新闻记者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意义,说这些记者或评论家,作为“局外人”,不能“看到从世界各地雪片般飞到国务院的电报”,对国内事务的了解也远不及当局者,却还到处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评论、横加指责。

针对这样看似有理的批评,李普曼说:“这些批评事实上否定了民主原则本身。因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们仍然有权对当局者的作为做出评论”,并且人民还是这个国家内外政策的最终决定者!“如果国家是在人民的赞同下,得以管理的,那么人民对于当局者要求人民赞同的事情必须形成见解。人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李普曼开始阐述新闻工作尤其是时事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是靠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看看记者们对于在华盛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生的事情是如何报道,然后形成他们的见解的。所以,记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在兴趣所及的某些领域,记者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发生什么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自己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著名记者

他一生活了85岁,其中持续写作60余年,创作1000余万字。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国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这是一个生活乐趣太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现代人的暴行更加肆虐,但是某些邪恶也同样有所减退--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平等的权利已经植下了根基。唯有进步,才使世界变得更加人道与合乎理性。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衡量世界的标尺。

约见赫鲁晓夫,他们在头等舱里刚刚坐定,机长就递过米一份苏联大使发来的便笺。克里姆林宫出现危机,赫鲁晓夫正在黑海,他希望能把这次会晤推迟一星期。“这不可能。”李普曼龙飞凤舞地在便笺上批了这句话,他们欧洲之行的计划已定,他要么如期4月10日到达苏联,要么根本不去。第二人早晨,赫鲁晓夫主席传话过来,他将如期接见他们。与罗斯福共尽早餐,1914午春,李普曼终于到达了目的。精疲力竭的罗斯福结束巴西之行后州到纽约,邀请李普曼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早餐。李普曼曾经写过许多天下工运问题的文章,他自愿为罗斯福起草一份关于工运问题的纲领。这时,老罗斯福从餐桌旁边站起来,紧紧握住李普曼的手,对他说,他们现存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了。

贡献

对传播学的贡献

一、1922年写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该书对舆论研究中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做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如舆论从哪里来和怎么样形成的?它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什么样的公众?公众舆论是什么意思?它是仅仅在公众中传播还是由公众自己形成的?它是不是或者什么时候才能成为独立的力量?

在近代以来的社会中,公众舆论主要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可以说只出现过两个源头,即开放的舆论生成与流通系统和封闭的舆论制造与灌输系统,尽管它们都会产生一个复杂程度不相上下的舆论过程,但是结果却不大一样。李普曼的《公众舆论》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完成了新闻史上对舆论传播现象的第一次全面的梳理,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观点(“拟态环境”、“刻板成见”)

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它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stereotype)。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

“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众传播形成的信息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三、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象,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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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论冷战

1947年7月的“外事季刊”上出现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来源”的匿名文章,不久“生活”杂志又加以转载。这篇文章,单凭它的质量,就应该引起广泛的主意。因为它显然出于一个曾用有训练的眼光和有教养的头脑密切观察过苏联政权的人的手笔,这个人得出了一个理论,来说明苏联政府的行为“并不反映对和平和稳定的抽象的热爱,并不反映对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永久愉快地共处抱有真正的信心,而却反映了一种持续的压力政策,企图破坏和削弱一切敌对的势力和权力”。[1]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