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
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与倭国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 663年，倭军（4万余人，战船1000余艘），唐军（1.3万人，战舰170余艘） 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此战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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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影响
唐朝影响 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刘）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句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句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668年（高宗总章元年），唐朝大将李𪟝为帅，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句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七千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句丽终成唐朝治地。 自此，唐朝的东亚的中心地位基本确立。
朝鲜半岛 由于高句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存在705年的高句丽灭亡。
倭国影响 668年，天智天皇即位。战争的惨痛教训，迫使天智天皇审时度势的恢复与强盛的大唐帝国的国交。 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此后日本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遣唐使等）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对中国开战。
战争评价
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军的胜利的最终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1]
战争背景
日本国内，大化改新出现了反革新派。649年，革新政变时举足轻重的斗士，新政权最初的右大臣苏我仓山田石川因有叛变嫌疑而被诛全族。外交上，受新罗压迫的百济向天皇政权救援，但朝廷束手无策。660年，唐罗联军一举灭亡了百济。朝廷不但丧失了在朝鲜的仅有的一点威信，受到国内反对派的蔑视。 661年（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 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鬼室福信的跋扈，鬼室福信被杀。于是，孙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求援于大和朝廷。 日本朝廷为恢复死去的威信，一举解决内外的困难，决定举全国之力出兵朝鲜。[2]
战争经过
661年 年初，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亲征。 7月，齐明天皇因病死于筑紫朝仓宫，出征计划被迫推迟。 8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和辎重渡海。 9月，5000日军送在日本作人质的百济余丰璋王子归国继位（按：余为百济王室的姓），以图复兴百济。
662年 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 5月，日军舟师170艘前往增援。日本本土则加紧备战。
663年 3月，日本又增兵27000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 5-6月，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势力锐减。 8月13日，唐朝和新罗军队包围百济王所在的周流城，惨烈的白江口海战拉开序幕。 刘仁轨率唐军水军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千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因唐方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相对落后。据称有四百多艘木船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