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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岩录
《碧岩录》全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亦称《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大师所著，共十卷。 书的内容即雪窦重显禅师的百则颂古和圆悟的评唱组成。每一节的具体结构是：一、垂示，即对该则的案例提示纲要，加以引介。二、列出公案案例，其中夹注著语或评语。三、对该则案例加以评唱。四、列出雪窦重显的颂古诗，其中亦夹注著语或评语。五、对颂古诗作解说性评述。 此书撰成后，在禅林享有盛誉，向有“禅门第一书”之称。雪窦大师的颂古百则，向来被认为是禅文学的典范之作。
基本简介
十卷。北宋·圆悟克勤编。又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老人碧岩录》《圆悟碧岩录》《碧岩集》。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禅宗全书》第八十九册。为禅宗最具代表性的公案评唱集，属四家评唱语录之一。 本书是佛果圆悟于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住持湖南澧州夹山灵泉禅院（现又名夹山寺）的时候，根据雪窦重显（980～1052）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又经过他的门人编集而成的。夹山是善会禅师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开辟的道场，在开辟之后，有僧问善会：“如何是夹山境？”他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禅意诗情，极为浓郁，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师们称为“碧岩”。佛果把他的评唱集取名为《碧岩录》（或称《碧岩集》），原因就在于此。
创作背景
雪窦《颂古百则》所依据的掌故，除绝大部分取自禅宗公案外，又引用《维摩》、《楞严》、《金刚》等经，而且是以云门宗的公案为重点的，这从下列各则公案的统计上可以窥见一斑云门文偃十四则，赵州从谂十一则，百丈怀海四则，马祖道一、雪峰义存、南泉普愿各三则，《楞严经》、文殊、巴陵颢鉴、镜清道怤、南阳慧忠国师、智门光祚、仰山慧寂、风穴延沼、投子大同各二则，其余如《维摩经》等都是一则。 云门文偃的禅风，法眼文益在《宗门十规论》里以“函盖截流”四字称颂他，云门一宗的特色，也不外乎此。“函盖”即云门三句语的“函盖乾坤”，缘密（文偃的门人）颂云“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这是就体上说的。“截流”亦即三句语中的“截断众流”，缘密颂云“堆山积岳来，一一尽尘埃，更拟论玄妙，冰消瓦解摧。”这是就用上说的。体上一切现成，用上纤尘不立。云门说法，变化纵横，总不出此范畴，而在《云门广录》中约占篇幅二分之一的“代语”，正是体现了这种意旨。不过用法眼的标准来看云门的语句，有时不免于“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宗门十规论》），他的法孙智门光祚就有所改进。在智门幼的语录里，简单率意的代语较少，清新文雅的语句较多，如智门颂文殊白椎的公案云“文殊白椎报众知，法王法令合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不待眉间毫相辉。”格律声韵都很工稳，比云门所作偈颂愈见功力。雪窦重显是一个有文学素养的人，他受了智门的熏陶和当时著名禅师如汾阳善昭等人的影响，无论上堂、小参、举古勘辨，所用语句，都注意修辞，而尤以《颂古百则》为丛林所重。颂古的意旨，不出“函盖截流”的精神，而用事行文，大都有所依据，如颂文殊白椎公案云“列圣丛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会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这一首偈颂，用了智门的韵和语句，字面上虽似立意相反而更为显豁轻灵，这或者就是为丛林称重的原因所在。 佛果圆悟生在雪窦稍后，而属于临济宗的杨岐派。杨岐方会的禅风，《续传灯录》卷七说他“提纲振领，大类云门”，所以临济宗的圆悟根据云门宗的《雪窦颂古百则》加以评唱，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圆悟悟道因缘，据《续传灯录》卷二十五说，是从“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两句所谓小艳诗悟入的，悟后偈语深得诗中三昧，可见他也是一个富有文学素养的人。他对雪窦《颂古百则》的评语道“雪窦颂一百则公案，一则则焚香拈出，所以大行于世。他更会文章，透得公案，盘得熟，方可下笔。”真是倾倒备至，因而在每一则公案和偈颂的前面加一段提纲式的垂示，又在公案和偈颂的每一句下面系以短小精悍的着语（夹注），然后分别在公案和偈颂后面加上评唱，成为首尾非常完全的著作，对于参究学人的启发作用是相当大的，所以当时有人称为“宗门第一书”。 不过，自从《碧岩录》问世，宗门派别逐渐倾向于合流，而“禅机”也逐渐融化于“诗境”，变化不可谓不大，所以比较保守的心闻昙贲愤愤地说： “教外别传之道，至简至要，初无他说，前辈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间雪窦以辩博之才，美意变弄，求新琢巧，继汾阳为《颂古》，笼络当世学者，宗风由此一变矣。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己意，继之为《碧岩录》。彼时（中略）宁道者、死心、灵源、佛鉴诸老，皆莫能回其说；于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绍兴初，佛日入闽，见学者牵之不返，日驰月骛，浸渍成弊，即碎其板，辟其说，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拨剧，摧邪显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复慕。”（《禅林宝训》卷四） 这一段文字当中提到的佛日，就是圆悟的大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元仁宗延钓四年（1317）径山万寿寺（在浙江余杭县，大慧也在那里做过住持）住持希陵《碧岩录后序》云“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这大概是当时的事实，“火之”，就是把《碧岩录》的木刻版烧掉。不过在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三教老人的《碧岩录序》云“圆悟顾子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教，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此外，大德九年周驰的序、大德六年净日的跋等，对于圆悟和大慧的论调，和三教老人所说的大致相同，《碧岩录》从此就成为“丛林学道诠要”，而模仿《碧岩录》的著作，如元代从伦评唱投子义青的《颂古百则》，称为《空谷集》，元代行秀评唱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称为《从容庵录》等，层出不穷。宋、元以后的禅风也都没有跳出这个窠臼。所以《碧岩录》全文虽不过十二万字左右，在中国佛教史上，则是一部对于禅风转变有深远影响的著作。
内容构造
《碧岩录》是以雪窦重显禅师所著的“百则颂古”作底本。这底本里面有一百则的公案。在每则公案后面有颂古，所以其内容仅有“本则”及“颂古”而已。圜悟禅师即在每则公案的前面，讲一段“垂示”。在每则“本则”及“颂古”的各句下，下了“着语”，又在“本则”及“颂古”后面作一段“评唱”。所以《碧岩录》的内容是由一百则的古则公案，及每则公案均有“垂示”、“本则”、“颂古”、“着语”、“评唱”五种文章所构成的。 “垂示”是圜悟禅师把每则公案的重点提醒弟子们注意的，所以称作“垂示”或“示众”。如果能注意到垂示的要点，即可能把握该则公案的关捩子，很容易透过本则的关卡。 “本则”是雪窦禅师从一千七百则古则公案中选出一百则最精彩的公案，其内容都是古圣先贤的言行。首先有一字“举”字，其意思是“有这样的话，我举出来给你们看”，所以另外也叫做“话头”。 “颂古”是歌颂古则公案的诗。因为这段偈颂是歌颂前面的古则公案，才叫做“颂古”。这是雪窦禅师的杰作，他的见识，他的才华都尽在此颂古里面可看得出。为什么雪窦禅师不用长行，即普通文章来阐扬前面的古则公案，而用偈颂──诗的方式来做。这就是因为禅理很难讲，自古道“说似一物即不中”，用长行直直写，不如用诗用颂来表达，比较含意较深，能启发学人的灵感所致。 “着语”又名“下语”，就是在“本则”及“颂古”里面各句下所注的细字。有的时候数字，有的时候仅一字。这是圜悟禅师以他的见识所下的短评，内容非常有力，有寸铁刺人的气概。内容有冷嘲、有热骂、有反语、有逆说，非常有趣。 “评唱”是在“本则”及“颂古”的后面所附的文章。有的时候非常长，这也是圜悟禅师老婆心切的表现。这段文是对本则或颂里面所有的因缘故事，详细讲解其有关事情，而且作一个概括的总评论，以便启发开导学人的见地。 以上是本书《碧岩录》的内容，至于题名“碧岩”二字是圜悟禅师所住夹山灵泉院方丈室所挂匾额的题字。原来夹山灵泉院是唐·咸通十一年（870）由善会禅师所开创的。方丈的匾额也是由善会禅师所住时代以来留下来的。 据《景德传灯录》第十五卷，澧州夹山善会禅师传有这样的记载“有人问如何是夹山境？师曰：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华落碧岩前。”其“碧岩”二字的来源即在此。
流通历史
据《碧岩录》里面，关友无党所写的后序有这样的“圜悟老师在成都时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等语。可见这部《碧岩录》是圜悟禅师住成都昭觉寺、夹山灵泉禅院、湘西道林寺等三处，前后二十年间为了门人的请益所讲，由门人等所记录集成起来的。据传记圜悟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归省，崇宁五年改元大观，大观四年改为政和，政和七年改为重和，重和一年再改为宣和，宣和七年，靖康一年，建炎四年，这是南宋改元的经过，无党写后序是宣和乙巳年即宣和七年，是西元1125年。溯算二十年前即是崇宁五年圜悟晋山昭觉之年，以上证实了无党所写的情形没有错误。无党所写后序里面，说本书由门人记录所成。师（指圜悟）未尝过问。照这样可以了解，圜悟只是随便在于提唱时所讲，并无意向编辑成册，所以未尝过问其内容。亦正是因为如此，各弟子间的记录中料必有所不同。据弟子普照所写的前序中才有“道友集成简编”等语，就是说由众弟子集合互相讨论对校后制定其统一内容，然后于宣和七年（1125），至建炎二年（1128）中间所出版的。宣和七年是无党写后序的年，建炎二年是弟子普照写前序的年，正是圜悟于西元1135年以七十三岁入寂的前七至十年间的事。 《碧岩录》出版后，当然很受学人欢迎。可以说风行一时，使洛阳纸贵。这埋下了以后被大慧禅师火炬的厄运。甚么时候被大慧烧毁，其确实的年代在文献上并无明文记载。据《重刊圜悟禅师碧岩录集疏》文中说“学人机锋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无实诣，毁梓不传。”又径山住持比丘希陵所写的后序中亦这样说“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大慧是圜悟的得意大弟子，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大慧三十六岁时参圜悟，翌年大悟。并接受圜悟将其所著《临济正宗记》付嘱。大慧号宗杲，大机大用的人。据传眼光炯炯，谈论风发，说道说禅，纵横无敌。宋朝时代最杰出的一位法将。董径山时慕道前来云集的学徒曾达二千人，可见其道风之高，声誉之隆，不亚于其师圜悟。当时与朝内的大官硕儒，如张商英、张九成、冯济川、李光、吕本中、李邴等交谊甚笃，亦正是因为如此，才被奸臣秦桧所忌。大慧五十三岁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被夺去衣牒，流放于衡州、梅州二地前后十五年。至绍兴二十六年始奉特赦恢复僧衣，住明州阿育王山。像大慧这种大机大用的人，勘验学徒亦非常严格。曾发见学徒所答，非其实悟，总是出自《碧岩录》的模仿。认为长此以往，参禅将变成虚有其表，为了挽救临济禅的弊害，毅然将其师圜悟的杰作《碧岩录》付之烧毁，并禁止其流传。三教老人在《碧岩录》前面序文中这样说“圜悟顾子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同是为了子孙好，所做虽然相反，其心即一。 大慧烧毁《碧岩录》的年代，因无明文可稽，只有推测。我推定为宋高宗绍兴七年至绍兴十年，即西元1137至1140年之间，距《碧岩录》之成书流传，宣和七年（1125）至建炎二年（1128），仅隔十二年左右，就被大慧扼杀其流传的命运。我所推测上述年代的理由是这样的。大慧于三十六岁时始参圜悟，三十七岁大悟后仍亲随圜悟，圜悟在世中大慧纵是得意大弟子，亦不敢在其师在生中公然烧毁其二十年间所成的杰作并禁止其流传。圜悟于七十三岁入寂后，大慧于翌年宋高宗绍兴六年，始在其所住泉州云门庵接到讣闻。到此为止，可看做大慧不敢烧毁。有一说，谓大慧于泉州时烧毁，但是我不大相信，因为从地理及人事环境等来推想，大慧的行动必在人事集中地理适当的地点烧毁，才能达成其烧毁及禁止流传的目的。如在泉州的小地方做这种事是难达到其目的的，所以此说不足采信。 大慧于高宗绍兴十一年，被秦桧误认为张九成同党，乃奏请夺其衣牒，流放于衡州、梅州前后十五年。虽然高宗绍兴二十六年恢复僧衣并董阿育王寺，但年已六十八高龄，距其入寂孝宗隆兴一年（1163）世寿七十五岁，仅七年而已。才被释放，气焰气力当然较衰，且又高龄，接受学人亦较少，在此时期可能不会有烧毁《碧岩录》的行动。 除了上述二段时期以外，即自高宗绍兴七年至绍兴十年，即大慧董径山中间四年，领众自一千增至二千，大振宗风，被誉为临济再世，年当壮年，气力、气焰锐不可当，接受学人尤多的时期，才有烧毁《碧岩录》的可能。 《碧岩录》自被大慧烧毁以后，百余年间即不再禅林间公开流行。各地丛林中虽然尚存有一些零本，却不能如以往一样流行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第一、当时的大慧可以说是在临济宗中最高的权威人物，大慧既然公开烧毁这本书，大慧的徒子徒孙当然再不敢偷看残余的书或写本。至于其余的禅侣亦凛于大慧的权势不敢公开传递，有的是偷偷摸摸传写而已。第二、自大慧烧毁以后，师父勘验学徒时自然会提高警觉，不能再让学徒以《碧岩录》的记诵欺瞒过关，留着《碧岩录》再无用处。 良书究竟不会埋没长久的，据《碧岩录》前后序所记载，有山+禺中张明远者搜集各方面所留存的版本或各种抄写本，对校后印行。张明远复刊本书的卷首是这样的，“宗门第一书、圜悟碧岩集”，两边细注“无边风月眼中眼，不尽乾坤灯外灯，柳暗花明十万户，敲门处处有人应”。并注明如此“碧岩集标的宗门，真雾海之南针，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后，善刻不存，今多方寻访，得成都大圣慈寺白马院赵大师房真本，与江浙诸禅刹所藏本参攻无讹，敬绣梓以寿其传，得于希有，发于久秘，圜悟心法，了然目前，向上机关，头头是道，具眼幸鉴。”其次写发行所是“杭州北桥北街东山+禺中张氏书隐印行”。其文中所写“得于希有，发于久秘”这聊聊数字，正说明了自大慧烧毁以后一百五十余年间的辛酸史，这中间是在各禅林中秘密传写，不见天日的。 张明远复刊本书的里面，有数位名人写序，前面有方回于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所写的序。据《中国人名大辞典》的记载方回，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宋·景定进士，累官知严州，入元为建德路总管。回初媚贾似道，似道败，又先劾之，及守严州举城迫降于元，不齿清议，晚乃倡讲道学。此序是于紫阳山写的，紫阳山在歙县城南，建有紫阳书院，其院记是方回写的。这篇方回的序是《碧岩录》复刊后最早写的序文。 其次是休休居士聊城周驰于元·大德九年（1305）所写的序。周驰，聊城人（聊城在山东省东昌府），字景远，自号如是翁，历官南台监察御史。其次是三教老人于元·大德八年所写的序，三教老人是颜丙的号。其次在《碧岩录》后面有《重刊圜悟禅师碧岩集疏》一篇，作者不详，又无记年月日。是不是复刊者张明远所写，尚待查考。其次是住天童山第七世法孙东岩净目禅师于元·大德壬寅年中秋所写的后序，大德壬寅年是大德六年。其次是径山住持虚谷希陵禅师于延钓丁巳年所写的，延钓丁巳年是延钓四年，西元1317年。最后一篇是海粟老人冯子振于同年中元日所题的。 圜悟时代的初版书，仅有圜悟的法嗣普照的序文及关友无党的后序二篇。张明远的复刊书即加上以上所列三篇前序及四篇后序，可见世人对本书的复刊期待之大。至于复刊书最早的序是方回于西元1300年所写，最晚的是希陵及冯子振于西元1317年所写，其中希陵是迎佛会日即四月八日。冯子振的是中元日，七月十五日，冯子振所写的是属于最晚。根据这些前后序来推定本书的复刊年代，可推定复刊书经张明远四方搜集底本对校了后，西元1300年订好原稿，才请方回写序。同年并付诸刻梓，可能因雕刻梓板工作拖到西元1317年尚未刻成，乃有1317年代的后序插在内。因此本书的出版，当可推定是在西元1317年，即元仁宗延钓四年七月五日以后出书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