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摆摊(张道德)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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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摆摊》是中国当代作家张道德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第一次摆摊
我上下班必经一座跨河大桥，桥的两侧人行道很宽，大概有五六米样子，足以摆上一张八仙桌，即便供人围坐一圈也不显拥挤。
不论春夏秋冬，每一个夜幕降临、华灯初放的时候，人行道的一侧几乎都被独具“商”眼的摊贩们给占领了。他们借助路灯的亮光，或在地上铺个摊子卖些小物件，或支个架子给手机贴膜，甚至还有些八卦算命者也夹杂其中。来往行人络绎不绝，多是一瞥而过，但总有些人或驻足期间探腰问价，或蹲在摊前摸来捏去。常因价格谈不拢欲走又止，却是三步一回眸状，若卖者看似无奈的喊了一句：“算了，回来回来，不赚钱卖给你吧”，那一回眸多半变成一个缓慢的转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就此达成。摊贩和行人，买者和卖者，他们并不留意那些不断穿梭而过的车流，和桥下那无声流淌的大河，却在乎这种原生态下的市井生活是否和谐顺意。
这些临时摊贩多数很年轻，能出来练摊，是需要勇气的。如果换作是我，也可能是自叹弗如了。
当年的我也曾有过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摆摊”经历，因为结果很失败，所以至今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号角刚吹起不久，农村仍在大集体时代，我家依然处于极度贫困状态。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要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仅凭母亲的工分和父亲微薄的民师工资度日，是非常困难的，借钱借粮是常态，加上那一年父亲因患哮喘病又欠下一屁股债务，日子更是难上加难。父亲的苦往往都是一个人的面对，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操劳奔波也从未停下脚步。
一个春天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喊上我，说要和他一起上街去，而且是去贩卖生姜。作为十来岁的孩童，能上街当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了，因为梦想着父亲可以买个油条或狮子头之类的零食给我吃，至于卖生姜肯定不是我的事，于是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上路了。
一路上，父亲背着一袋约二三十斤重的生姜，我扛着一杆小秤，紧走慢跑跟在父亲后面，秤砣碰着秤杆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沙沙的脚步声与沉重的喘气声交替登场。五六里的羊肠小路，父亲弯腰曲背，一路负重前行，终于顶着一头汗水赶到街上。此时的大街已是熙熙攘攘，挑担子的、拉板车的，一路喊着“让一让，让一让，油来了哦”，那其实是在提醒行人让道，挑的、拉的根本不是油品，而是其它交易物，因为油一旦沾上衣服很难洗掉，所以行人唯恐躲之不及。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父亲看到一个卖黄豆的摊位边还有点空位，于是就一脚跨了过去，随即卸下肩上的生姜，然后倚着墙壁，一手掐腰、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算是简单的休息了。稍后又蹲下身子把生姜口袋打开，从我手里把秤杆接过去放在口袋上，一屁股坐在墙根之下，标志着今天的买卖正式开始了。
我原以为，东西到街上就会有人买的，所以心里只盼着父亲早点把生姜卖掉，我就可以搞到点零食吃了。哪知，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我们的生姜摊子就是没人过问。隔壁卖黄豆的老头像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着父亲说：“今天这买卖怕是不好做啊！”我听了心里就更加泄气，这才注意到这位说话的老头。他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佝偻着腰，两手抱在胸前，沟壑纵横的额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黑棉帽子，枯瘦的眼睛却非常有神，一刻不停地盯着来往的行人，下巴的胡子稀稀拉拉长短不一，和山羊的须子差不了多少，鼻子下面总有点亮亮的东西，仔细一看，是擦不完的鼻涕堆在那儿。
我有点讨厌这位卖黄豆老头，包括他说的那句话。
渐渐不耐烦的我，一会儿坐在地下,一会又站起来拍拍屁股伸伸懒腰，无奈的眼睛盯着那些来往的行人，却就是没人愿意多看一眼我们的摊子。已是接近中午，父亲看来也觉得没啥希望了，说是去找熟人看看可有人要，但又怕有人来买，所以就现场教我认秤，并告诉我七毛钱一斤的价格。我心里巴望着父亲能找到熟人把我们的生姜全给收掉，至于叫自己零卖，实际上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没办法只能等着吧。
当父亲消失在人群中时，我坐在摊前的地下，一点做买卖的心思都没有，也不敢抬头看行人，哪怕与行人一个交流的眼神都没有，只顾低着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脚步在眼前走来走去，奢望着某一双脚步能在我的摊前停下。多次失望之下，我几乎放弃卖的念头，有时干脆把身子扭到侧面，对着墙壁，似乎那生姜与我无关，心里却在想着今天的油条是没指望了，还不如早点回家找小伙伴们打弹子玩。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我“心有旁骛”之时，突然听到一声：“这生姜怎卖的啊？”
“嗯，是问我吗？”我这才回过神来，却有点不相信。
“生姜是你在卖吗？”眼前问话的是个中年人，肩上搭着个蛇皮袋，两只手互插在袖孔里，嘴上叼的烟沾着上嘴唇，稳当得很，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是啊，七毛一斤。”我怯怯地回道。
“可能少点啊？”中年人想还点价。
“我不晓得呢！”我这一回答，反倒惹得中年人嘿嘿笑了起来，显然，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叫还价。中年人的眼神充满怀疑，蹲下身来从袖孔里抽出一只手来把生姜扒了扒、捏了捏，又问了一句：“你家大人呢？你小家伙可识秤啊！”那口气倒还温和。
看他要买的样子，我赶紧说：“我识秤，你买了不要紧。”
中年人嘴里的烟似乎要烧到嘴皮了，才不慌不忙地吐掉烟屁股，腾出两只手来捡了几块生姜，我用带来的细稻草扎好上秤，哆哆嗦嗦地在秤杆上来回捻了半天，大概在一斤半处，秤杆比较平衡了，却又不敢确认，就用手捏紧准星让中年人看。
“太寒了！（不足斤的意思）”中年人边说边从我的生姜口袋里又拿出一块生姜要放上。
“够了哎，你看秤啊！”我想据理力争，但声音太小，一点威慑力量都没有，只得巴巴地瞅着中年人掏钱。中年人解开上衣的一粒扣子，伸出手来在里面摸索了许久，才抽出几张毛票，数了几遍后递给我，“正好一块钱，拿着。”
“不对，缺五分呢！”已经读到小学四年级的我，这点账是算得出来的，心想，我还指望着五分钱买根油条吃呢。中年人似乎并不在乎我的声音，站起身来就要走。我一时间急得脸都红了，眼泪都快下来了，伸手抓住中年人的衣角不让走。
“站住别走！欺负人家小孩有用吗？”几乎是一声断喝，却出自我讨厌的卖黄豆老头之口。
“啊……你?”中年人一时语塞。
“啊什么呢？秤都掀掀的（足斤的意思），我都看到了，还少给人家伢们五分钱，把人家搞哭了，你快活啊！他这一上午一两也没掉呢！”一直没说话的卖黄豆老头，忽然开口为我主持公道，让近乎绝望的我一下子似乎有了依靠，抓着衣角的手也更加有力。这回轮到中年人脸红了起来，他嘿嘿自嘲着说：“我是跟伢子开玩笑呢，五分钱给你。”
中年人走后没多久，父亲也两手空空回来了，看起来他出去这一趟并无收获。我将刚才卖生姜的一幕向父亲叙说了一遍，父亲非常开心，似乎一扫刚才的失望，连声感谢卖黄豆老头。老头用袖口往鼻子下面一抹，哈哈一乐，胡子翘起老高：“伢子都伤心了，做人哪能那样呢！收摊吧，给伢买根油条犒赏一下，强如那五分钱没搞到。”没想到老头会猜到我的这点小心思。父亲喏喏地回答着，手却在口袋里掏着什么，却什么也没掏着。我知道父亲是想向人家敬根烟，但父亲不抽烟，口袋里也就没带烟，掏了半天当然是空的。想来想去，父亲忽然随手拿起一片生姜要给老头，以示感谢。那老头一看父亲如此客气，立即双手交叉在胸前连续摆动，口中连呼：“瞎讲！瞎讲！你这半天一分没赚，还要搭两个出去，那我还成不讲理人呢！”拒意坚决，毫不妥协！父亲和老头象是打架一般拉拉扯扯了好一阵，才握手各自收摊回家。
那一刻，我觉得卖黄豆的老头一点也不讨厌了，和我父亲一样都是那么可爱的人。
负重而来的父亲，依然负重而回，这一趟买卖看来是砸了，我却紧捏着一根油条一截一截撕着吃到家。
我已记不清父亲把这些生姜背回来后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只知道，我人生的第一次做“生意”，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摆摊”是很不成功的。但收获也并非一点也没有，卖黄豆老头和父亲一样都身处穷人的社会里，受苦受累是他们最普通的谋生需要，他们却都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如今商业社会大行其道，大众创业何其艰难，即便是我上下班必经大桥上所见之小买小卖，如果你只是“第一次”尝试练摊，也祝愿从此迈开诚信人生精彩的第一步。 [1]
作者简介
张道德，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人。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