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苕稀飯(廖春波)
作品欣賞
紅苕稀飯
小時候，紅苕為命根子，一季紅苕半年糧，我吃得最多的是紅苕稀飯。那甘甜軟糯的家常便飯，佐以蘿蔔、海椒、生薑等泡菜或大頭菜、老鹹菜、水豆豉、豆腐乳，十分爽口，一哧溜幾大碗就下肚了。
其實，進食紅苕過量，容易反酸燒心，然而困難年代，能夠填飽肚皮，已經不錯了，誰在乎這些？我煮紅苕稀飯時，想多舀一點兒米，母親稍有察覺迅即制止，除非家裡來了客。因此，通常吃的紅苕稀飯，是沒有幾粒大米的，清湯寡水，連喝數碗，也仍感覺餓，唯有紅苕是紮實的，滿足果腹之欲。
那時，全家七八口人，每人吃三五碗，要用大鐵鍋煮。我個子矮，水燒開後，需站在板凳上，拿長鍋鏟不停攪拌，否則會粘鍋、易糊。有時熱氣騰騰，不小心燙傷手，疼痛難忍，鬼哭狼嚎。一日三餐如此，儘管儲藏的紅苕堆積似山，也一天接一天地消滅乾淨。當然，飼養的五六頭豬和一兩條狗沒少幫忙，也有把人叫做紅苕豬兒的，表明人和豬都靠紅苕餵大。
不過，人愛挑吃好的紅心、白心、黃心、紫心紅苕等，豬多吃剩下的，還摻雜不少紅苕藤。農村有七月藤、八月苕和白露起、紅苕生的說法，此時的苕藤蔥鬱，豬吃不完可晾乾越冬，紅苕也成熟了，稻穀收割歸倉，新米稀飯噴香。每一次煮熟後，揭開鍋蓋，滿屋飄香，忍不住流口水。別瞧我人小，一頓四大碗，也不在話下。
為了節省糧食，試行按勞分配，曾對孩子們限飯量，並與所割牛草掛鈎，量化考核。一背簍青草，大約三十斤，換兩碗稀飯。我和二哥貪玩，想方設法偷懶，如將背簍倒背，底朝天，草壘尖，故意摸黑回家，覆蓋舊草堆上，父母看不清楚，以為割了不少，飯讓我倆吃夠。有一天清晨，父親給羊圈添草，無意中發現破綻，也大發雷霆。
土地承包到戶，農民始有餘糧。紅苕稀飯內的米多起來了，越來越稠，剩餘大量紅苕，自製粉條。母親有一道拿手菜，臘肉加蒜苗炒苕粉，下紅苕稀飯成絕配。苕粉皮夾雜有雞蛋，在柴火炙烤的熱鍋底，用菜籽油煎攤薄薄的，焦黃透亮，頗為誘人。隨着生活條件的進一步改善，純粹的白米飯取代紅苕稀飯，連豬和狗也不願吃紅苕了。我參加工作後，父母進城探望，談及此事時，我也不相信。
現在，紅苕上市，妻子嘗鮮，不時買幾個。她喜歡蒸着吃，我煮紅苕稀飯，她總是皺眉頭。她自幼生活城鎮，有定額的供應糧，哪知農村娃的苦。她吃不慣紅苕稀飯，我也只好捨棄了，分開吃紅苕和稀飯。稻米與紅苕的品質優良，但我吃不出童年的甜蜜味道，大失所望。
紅苕原產於南美洲，有開胃健脾、預防便秘、抗癌減肥、幫助睡眠、提高免疫力、延緩衰老等功效，逐漸移栽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賓，一度視為奇貨，禁止出境。明朝萬曆年間，由商人陳振龍從呂宋島偷渡藤蔓回家鄉福建試種成功後，報請皇帝恩准，才在全國推廣的，有效緩解了饑荒，促進人口大增長。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不會忘記這位紅苕之父，他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堪比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不會忘記紅苕稀飯，它在艱難歲月里哺育了我。 [1]
作者簡介
廖春波，重慶仲裁委國際仲裁員，萬州區司法局二級調研員、公職律師，自由譯者，愛好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