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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文艺片,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滕汝骏等主演,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曲折后一起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均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本军虐杀的故事。1988年,该片获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

基本信息

《红高粱》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争文艺片,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滕汝骏等主演,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 。 中文名 红高粱

外文名 Red Sorghum

类 型 剧情/战争/文艺 出品公司 西安电影制片厂

制片地区 中国

导 演张艺谋

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出品时间 1987年

剧情简介

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鳌发生了感情。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九儿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鳌看到九儿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鳌才罢休。余占鳌在刚酿好的高粱酒里撒了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九儿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九儿的儿子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九儿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当年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九儿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犒劳余占鳌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余占鳌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尘埃过后,余占鳌拉着儿子的手,挣扎地来到九儿的尸体旁。日食,九儿的儿子放声唱起了童谣:“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 。 [1]

角色介绍

余占鳌 演员 姜文 余占鳌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和民族精神的人,他个性刚烈,性格中有一种粗野、狂暴,但又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他是百里闻名的轿夫,在高粱地里他与九儿“野合”,他酒后冲酒槽撒尿,为报亲仇怒杀日本鬼子,这都是余占鳌做的事情。

九儿 演员 巩俐 因为一匹骡子,九儿的父母要嫁她给一位拥有一座酒坊的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九儿的丈夫死后,九儿接管了酒坊。后来,日本军队入侵中国。九儿的老朋友被日本人杀害,于是九儿要向日本人复仇,她请她的工人来帮忙。为了不让工人们饿肚子,九儿带来中饭犒劳大家,结果被日本人杀害。


罗汉大叔 演员 滕汝骏 罗汉大叔是李大头家的伙计,李大头死后,九儿让他来当家,是他把李家的烧酒锅重新支起来的,他私下里对九儿也十分的敬重。罗汉大叔被日本人抓住后,残忍的被剥皮杀害。

土匪 演员 计春华 土匪秃三炮劫走了九儿,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九儿赎了回来。但余占熬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九儿,余占熬才罢休。

幕后制作

《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中篇小说改编。张艺谋看了莫言的小说以后觉着小说里的这片高粱地,小说里的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在创作的时候,《红高粱》无论是在精神气质还是在电影形态上,都没想学谁,就是想创造一种地地道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莫言小说里的高粱地是庄稼汉们种的,在电影里则把它改成了神秘的野高粱地。《红高粱》的编剧有三个人:陈剑雨、朱伟以及原著小说的作者莫言。1987年,莫言在高密的时候,张艺谋就把《红高粱》的定稿拿给莫言看。莫言看完以后发现定稿跟原来的剧本完全不是一码事了,张艺谋实际上作了大量的精简。[2]

角色选择

《红高粱》剧组选择演员的时候俐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读二年级。因为“我奶奶”这个角色很关键,剧组在寻找演员的过程也比较费劲,找了好几个人选,史可也是候选人之一。之后李彤给《红高粱》剧组的副导演杨凤良推荐了巩俐。剧组分别给巩俐和史可试了造型,发现感觉不太一样,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还是觉得巩俐更合适。杨凤良表示《红高粱》剧组选演员实际上出发点特别简单,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就是想找长得像的人物。选择姜文也是如此,虽然姜文在演《红高粱》之前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了,但是剧组导演有意不去看《芙蓉镇》,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或许就不会选他演《红高粱》中“我爷爷”这个角色。

修复放映

2018年10月,张艺谋经典代表作《红高粱》推出2K高清“修复版”并放映。

影片评价

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而为人所称道(《成都商报》评) 。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该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国人豪迈爽快的一面,跟中国内地电影一贯的哀伤沉重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摄影师顾长卫在取景和色彩的运用上有出色表现,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国电影罕见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畅快淋离(网易评) 。 相比于《英雄》中分块式的色彩划分,《红高粱》就显得不那么繁复。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在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特别是颠轿这个段落,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泼墨式的表象风格向它们表达着热爱之情,那些黄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对象。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凤凰网评)。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与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导演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片那样淡化情节,靠纯粹的电影视像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人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

红高粱海报

影片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画外音来完成。影片一开始,还是全黑的画面时,声带上就传来了“我”的叙述;“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这是一个以现在时进行回述的视点,这个“我”在此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他没有在故事中出现,按理是一个客观的叙述者,但他又是故事中人物的后代,这又使得他具有某种参与意识,从而又具有被叙述的意义。因此,这个视点是非常奇特而又新颖的,它使导演在处理全剧时有了一种游刃有余的视点参照,非常自由而又具有全知性。同时,他的叙述的特点把故事拉远,又具有历史的间离效果。在此视点基础上,导演在这开场白中道明了故事的虚构性。“日子久了,有人信,也有人不信。”从而非常自如地把故事纳入非现实的时空之中。画外音在影片中出现了12处。而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周围环境、时间转换等几个主要情节转折点,几乎都是由画外音交待的。如我奶奶与麻风掌柜李大头的关系,高粱地的“鬼气”,新婚三天新娘回老家的规矩,李大头被杀,秃三炮绑走我奶奶的过程等。画外音这部电影中还承担了一种“预叙”的功能,如抬轿出发时画外音就告诉观众,轿把式将成为我爷爷,这就增设了观众的“期待视野”,使画面故事的进展更富有张力(电影网评)[3]

红高粱(第21集)

孙大脚在余占鳌那里受了惊吓,便和朱豪三商量着接来了九儿和一双儿女。朱豪三告诉九儿想以豆官为饵,引余占鳌出来借机剿匪,九儿拒绝,朱豪三强行扣下了她和豆官。

九儿让恋儿把琪官带回家并通知占鳌绝不要来。得到信儿后的占鳌救人心切,狂躁不安,执意要闯县衙。俊杰拦下了他,并让占鳌给他两天时间去找朱豪三要人。

淑娴得知九儿和豆官被朱豪三扣留,急忙和罗汉前去要人,朱豪三却坚决不放。小颜让淑娴跪在县衙门口使苦肉计。淑娴叫嚷着让朱豪三放了豆官,扣下九儿来引占鳌,并大骂九儿不知廉耻。面对众人的劝说,朱豪三始终不为所动。看到劝说无果,淑娴索性跪在县衙门口不起来了。

俊杰指责朱豪三不应拿孩子要挟,朱豪三表示要想剿匪,就要下狠招。九儿在朱家不吃不喝,也对豆官不管不顾,孙大脚抱着哭闹的豆官着急又心疼。无奈之下,朱豪三给豆官去找奶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