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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希雍（约1546～1627年）字仲淳，一作仲醇，又字仲仁，号慕台。明代海虞（今江苏常熟）人，后迁居江苏金坛，明代医药学家。

人物生平

　　缪氏约生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子仲淳、仲仁，号慕台，自称“江左遗民”。世态炎凉，八岁父死，亲朋走散。因十七岁患疟疾，延医疗之久而不愈，检《素问》“夏伤于暑秋必痎疟”，按感受暑邪治好了个人的小恙，且“方弱冠”，门户衰落，世累纠缠，以是多见愤激，碍膺之事十常八九，数婴疾病”，对岐黄之道产生兴趣，乃同无锡高攀龙的入室弟子司马铭鞠为友讨论习医，他认为温热阳明证居多，善用清醇寒凉折之，以重用石膏偏于养阴而驰名、凡遇险、怪之证，“俗医相顾却走”，人们“必拱手质请缪先生”。
　　公“重气节，娴经济”，为当代豪士。湖北应山杨涟始官常熟知县时，首先拜访他，并虚心向其求教，仲淳推荐隐湖大富翁毛清帮助政府开发水利、传授种植谷物的经验，还怂恿毛清之子毛晋到拂水山庄谒钱谦益为师，建设藏书楼，高价收买宋、元刻本，造佳纸印刷出版书籍。
　　缪氏和西冷诗社成员也有交往，常叹“美人自刻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每于花朝月夕，议论蜀之孔明，秦之王猛、熙宁之法，元祐之政，“谈古今国事盛败，兵家胜负，风发泉涌，大声殷然，欲坏墙屋”，笾豆肴核，“酒酣耳热”，胸臆顿开，讲微言大义，“仰天叫呼”，逸兴遄飞，有宋人刘克庄描述之风：“推到胡床，旁观拍手笑疏狂”（《一剪梅溉）“痛饮霑醉乃罢”（钱谦益《本草单方》序）。
　　缪希雍抱着“凡为医者宜先虚怀之心”，“意所独到，坚持不移”，“为人手疏方辄奇中”，“上自公卿，下至卑田院乞儿，直平等视”。挚友万历庚戍探花半野堂钱谦益曾经纪其家，言缪氏临床，经验宏富，曲突徙薪，左右逢源，“理积疴，起奇疾，沉思熟视，如入禅定，忽然而理，焕然而兴，掀髯奋袖，处方撮药，指摩顾视，拂拂然在十指涌出。”
　　天启一年（1621）东林党内同志朱国祯患膈证，上下如分两截，痛不能支，他用苏子五钱治愈（《涌幢小品》卷二十五）。
　　凡贫者就诊，却其袖香（诊金），“刀圭入口僵者立苏”，“生死人攫臂自快不索谢”。多
　　魏忠贤义子东林叛徒王绍微写黑名单《点将录》（《南略》载为阮大绒撰），把东林党主要人员比拟《水浒传》一百零八人，称缪希雍为“神医安道全”。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谓其学术承受，大旨宗法刘守真、朱丹溪，与同时张景岳门庭迥异。喻昌说他“专以濡润之品称奇”，好用人参（见《梅花草堂笔谈》）、石膏。
　　缪氏“周览吴会，薄游八闽，历齐、鲁、燕、赵之墟，纵观乎都会之大，返策秣陵，浮江西上云梦，溯三湘而入豫章”，到过很多地方“所至必访药物，载刀圭，五十年而成《神农本草经疏》”（钱谦益《有学集》卷十五），“陆仲德《本草拔萃》序”研究向题“有殊解，（光绪《金坛县志》人物），“上下五百年间，发轩岐不传之秘者，仲淳一人而已”自“东垣以下未之有也”（康熙《常熟县志》方技）。
　　天启七年（1627）缪希雍逝世于金坛，终龄八十二岁。

医学著述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与《本草经疏》是缪氏的传世之作。
　　《先醒斋医学广笔记》为其门人丁元荐搜集的缪氏常用方及部分治验，后缪氏又补充了伤寒热病的治疗经验及常用药物的炮炙方法。书中所载方剂大多切合实用，如集灵方，王孟英收入《温热经纬》，易名集灵膏，谓“峻补肝肾之阴，无出此方之右者”；保胎资生丸与脾肾双补丸，亦流行于江南药肆。
　　《本草经疏》是缪氏研究药物学三十余年的心得。他因年少多病，故喜读本草，专心钻研典著，常“检讨图经，求其来意，积累既久，恍焉有会心之处，辄札记之，历三十余年，遂成《本草经疏》”。本书选录药物490味，重点研究了药物的配伍及副作用。

学术思想

　　变而通之疗伤寒
　　缪希雍发展了伤寒学说，他师仲景之意，结合临床实际，“变而通之”。缪公论治伤寒病，综合时代与地点之不同，颇“多独开门户”，化裁仲景成法，如对太阳之治，弃麻桂而主用羌活汤。这是因为江南之域，“从无刚劲之风，多有湿热之患。”而羌活正是祛风散寒除湿之要品，故为君药。同时，病值秋深冬月加紫苏、葱白。如病人自觉烦躁，喜就清凉，不喜就热，兼口渴，即欲传入阳明，羌活汤中宜加石膏、知母、麦冬，大剂与之，得汗即解。
　　对阳明经证，缪氏取白虎而加以化裁为竹叶石膏汤（竹叶、石膏、知母、麦冬），大剂与之；不呕无汗，与葛根汤，亦须大剂。
　　阳明衄血、下血，《伤寒论》有论无方，他增添新方以治之，药用荆芥、葛根、麦冬、丹皮、蒲黄、茅根、侧柏、生地、黄芩、童便之类。阳明食谷欲呕，《伤寒论》曾载吴茱萸汤，但此系治阳明虚寒者，不宜于阳明热盛之证，他补充了竹茹汤（竹茹、麦冬、批把叶、芦根）。
　　缪氏善用石膏，并每伍麦冬、知母，这是他的用药特点之一。
　　论治少阳，缪氏法仿仲景，但对少阳阳明病则看其二经邪气之轻重，发潮热、便塘、胸满不去，与小柴胡汤，去人参加括萎、黄连；小便利、大便虽硬，则用蜜导法通之；大下后大便不解，腹满痛则用承气下之。
　　三阴之证治分二端，一者病发于三阳，不及时解表，以致邪热传人于里，虽云阴分，病属于热，粪犹未结，宜清其热。渴者用白虎汤之类，渴或心下痞者以黄连、黄芩、芍药、枳壳、麦冬、瓜蒌辈以清之。二者元气素虚之人，或高寒之地，寒邪直中阴经，法宜温补以接其阳，附子、人参、干姜、官桂大剂与之，阳回寒退，即以平补之剂调之，勿过用桂附，以防其毒。
　　太阴洞泄不已，元气将脱，《伤寒论》中之理中汤，治之不能，缪公创用东垣升阳法，与理中配之，在理中汤中佐以升提，加升、柴、葛根之品，在仲景治太阴病惟投温补的基础上，开创了温补升提并施的新局面。
　　缪氏认为“伤寒”是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统称，发于冬则正“伤寒”，发于春夏则为“温病”、“热病”，属于“非时不正伤寒之谓”。不论“伤寒”、“温病”，其“邪气之人，必从口鼻”，这是他的创见，对于明清时代温疫、温病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是对形成温病学派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创三要诀治吐血
　　缪仲淳治疗吐血时，认为吐血病机主要为阴虚火旺，迫血妄行，肝气升发太过，肝不藏血，气逆火升刑于肺金，伤于阳络。气逆血亦逆，火升血外溢当然，由气火亢旺，肝不藏血引起其他出血如咯血、衄血亦可施用，因此提出论治吐血三要诀。
　　宜行血不宜止血。吐血是气逆上童，血不循经络所致。降其逆气，散其雍滞，则血随气返，循于经络，自无溢出之患。假如见血止血，虽然暂时或可有效，然其弊有二。血止成瘀，非仅气逆上壅者不除，且瘀阻气滞，脉道不利，稍久必郁而发热。胃气逆则反复吐血，兼发热恶食之症。另因血止后，瘀血凝于脉道，气血失于流畅，影响新血的生成，使脏腑困顿，变证百出，此时治疗，就相对复杂。
　　宜补肝不宜伐肝
　　缪氏云：“肝为将军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则血有所归。伐之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这里提出了吐血的治本问题。吐血为阴虚火旺，肝失所养所致， “益水添精火自熄。”故补肝可使肝阴得涵，肝气平，肝血藏，血有所藏，不再外溢。然补肝非多服不能得效，以阴无骤补之法。如其用破气泻火克伐刚燥，则阴愈不藏，气愈不摄，肝藏愈虚，不能藏血，血更不能止也。
　　宜降气不宜降火
　　缪氏云：“气有余即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也。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治气之本，则须多服方有显效。如用寒凉之味，如黄连、山桅、黄柏、知母之类，则可伤脾作泄，变证百出。
　　重视脾胃善甘润
　　肾水之升，心火之降，肝之升发，肺之肃降，皆以脾胃之升降来调节。乃因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有后天之本和气血生化之源之称。缪氏对脾胃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认为“胃气者，即后天元气也。以谷气为本，是故经曰：脉有胃气曰生，无胃气曰死。又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可见先天之气，纵犹未尽，而他脏亦不致速伤，独胃气偶有伤败，以至于绝，则速死矣。”“谷气者，譬国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则万众立散；胃气一败，则百药难施。”所论不难看出，缪氏治病对脾胃之重视。缪氏对于脾胃病的论治，善长甘润清灵之法，实为后世所崇仰。
　　真假内外辨中风
　　缪仲淳认为，“中风有真假内外之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并指出其不同之处。真中为感受外来风邪，在西北高寒，风气刚猛之地，真气空虚之人，易为所中，且可分中脏、中腑、中经络。中脏之人多死，中腑之人多成废人，中经络之人，则可调理而瘳。真中治则为先解散风邪，次则补养气血，方用小续命汤。类中则由“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阻气道，不得通利，热极生风，以致猝然僵仆。”患病之人多在“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的长江以南，如江、浙、福建、四川、湖北、湖南等地，表现为或不省人事，或口眼歪斜，或语言蹇涩，或半身不遂。发病的先期，多可表现为内热证候，如口干舌苦，大便闭结，小便短涩。“类中”的病机，缪氏在吸收刘河间、朱丹溪学说的基础上，认为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迥别。法当清热、顺气、开痰治其标，治本则宜益阴和补阳。缪氏认为“类中”若误用治“真中风”的药，则“轻变为重，重则必死。”缪仲淳治中风用药甘润清灵，为清•叶天士临床中风之治，开了门径，亦为张山雷治中风八法奠定了基础。
　　辛凉发散疗痧疹
　　缪仲淳将痧疹主症归纳为多咳嗽多嚏，眼中如泪，多泄泻，多痰多热，多渴，多烦闷，甚则躁乱咽痛，唇焦神昏。并总结了治痧疹的特点，指出痧疹乃肺胃热邪所致，故治痧疹不宜依证施治，惟当治本以解邪热，则诸证自退。其所著《痧疹论并治法》、《痧疹续论》二文，至今在临床上还起着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