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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艺封面 原图来源 | |
| 期刊名 | 台湾文艺(台湾文艺联盟) |
|---|---|
| 创刊时间 | 昭和9年(西元1934年)11月5日 |
| 停刊时间 | 昭和11年(西元1936年)8月28日 |
| 起迄卷期 | 第1卷第1号～第3卷第8号 |
| 刊期 | 月刊，共19期、16册 |
| 出版地 | 台北市初音町二丁目十三番地 |
| 发行单位 | 台湾文艺联盟 |
历史背景
经过了乡土文学论战历时数年的争论与交流，台湾文坛人士日益渴望一个团结全岛文艺人士的组织的成立，于是促成了台湾文艺联盟诞生的契机。1934年5月6日，经过了张深切、赖明弘等人的奔走，第一回台湾全岛文艺大会于台中召开，共有82位来自全台各地的文坛人士参加。会议虽在日警的监视下进行，不过与会人士仍议决成立一个跨地域性的全台文艺组织，台湾文艺联盟于焉诞生，联盟的委员名单也次第产生，分别是北部的黄纯青、黄得时、林克夫、廖毓文、吴逸生、赵枥马、吴希圣、徐琼二；南部的郭水潭、蔡秋桐；中部的赖庆、赖明弘、赖和、何集璧、张深切等人。赖和原被推举为常务委员长，他再三固辞，遂由张深切当选。同年11月，作为台湾文艺联盟之机关刊物的《台湾文艺》也发行问世，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局面。
发刊源由
1931至1937年这七年间，往往被台湾文学史家视为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史上的高峰期，而造就台湾新文学运动达到前所未有之成就的原因，无疑是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与《台湾文艺》的发行。在1931年之后，尽管台湾文坛先后出现了彰化的南音社（发行《南音》）、东京的台湾艺术研究会（发行《福尔摩沙》）、台北的台湾文艺协会（发行《先发部队》、《第一线》）等文艺团体，不过都属于地域性的文艺组织，无力负担全台文学运动的推行。到了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之后，打破地域性的隔阂，这从联盟委员的名单分属北中南各地的情形就可以说明此一精神。除了跨地域之外，台湾文艺联盟的成员更是不分畛域、不论立场，名副其实的联合阵线的展现。在台湾岛内，台湾文艺联盟的活动不限于文学运动，也同时与陈澄波、陈植棋所创设的新兴艺术团体“赤岛社”有著密切的往来，既而使得《台湾文艺》的志面上时而可见陈澄波、颜水龙、杨佐三郎等画家的文字与插画，由此可见文学与艺术的联合阵线。在台湾岛外，由于张文环、吴坤煌等人为首的文联东京支部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简称东京左联）亦有交流，构筑了台湾文坛、旅日中国左翼文学者以及东京左翼诗坛之间多边互动，促成雷石榆、魏晋等东京左联成员在《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当时台湾知名的作家吕赫若就曾针对雷石榆的评论文章，公开致谢：“伟大的诗人雷石榆特地拨冗指导我们。”可见文联与东京左联之交流对台湾文坛造成的正面意义。除此之外，1936年透过文联东京支部的奔走，邀请朝鲜舞姬崔承喜来台公演。崔承喜誉满天下，日后赴欧美演出更博得“世界之舞姬”的美名。台湾文艺联盟邀请崔承喜一事，足见其艺术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本身。
发行宗旨
在笔阵方面，中文小说创作者以林越峰、杨华、王诗琅等人较具代表性，日文小说则以吴希圣、张文环、翁闹最为人称道。新诗方面有杨华、郭水潭、林精镠等人，不胜枚举。文学评论方面亦有刘捷、杨逵、张深切等人各善胜场。此外亦有专写美术评论的张星建与吴天赏，真可谓百花齐放。当时能够统合各个地域、畛域与立场的理念，便是“文艺大众化”，《台湾文艺》也是遵循此理念作为编辑方针。所谓的“文艺大众化”，隐含著以人民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因此“文艺大众化”的思维很容易便与本土性、民族性、大众性这样的概念相结合。回顾殖民地的情境，横流其上的殖民论述往往以贬抑、扭曲台湾人民与文化的价值作为象征权力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能连结本土性、民族性、大众性这些概念的“文艺大众化”之思维，便同时具备去殖民之精神。这也正是台湾文艺联盟的组成与《台湾文艺》的发行旨趣之所在。
冲突决裂
虽然同样带有“文艺大众化”的理念，不过由于联盟成员各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文艺大众化”也就有了不同的解释，最明显的冲突莫过于张深切与杨逵的路线之争。这场路线之争的远因，起因于文学价值观的差异。张深切将“大众”解读为具有反封建意味的民众、平民（multitude），主张建构台湾风土路线，这是右翼的思考；杨逵则将“大众”解读为具有反资本主义意味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主张建构台湾社会主义路线，这是左翼的思考。在左、右翼立场相违的状态下，使得台湾文艺联盟的路线之争因而展开。此事最后导致杨逵于1935年底离开《台湾文艺》，另行创办《台湾新文学》。就整个事件来看，杨逵离开文联的原因当然和“文艺大众化”的歧见脱不了干系，也由于文联内部的路线之争，终于使得“文艺大众化”的内部矛盾终于浮上台面，这也使得1934年因“文艺大众化”而结盟的台湾文艺联盟，最后也在1935年因“文艺大众化”而分裂。
停刊影响
杨逵离开《台湾文艺》之后，《台湾文艺》日益兴起纯文艺文风，跟同时期的《台湾新文学》相比，在“汉文创作的提倡”、“民间文学的重视”、“乡土色彩的发扬”、“艺术大众化的实践”等诸方针的编辑态度上，都显得较为消极。最后就在日本官方的种种压迫之下，《台湾文艺》在1936年8月发行三卷七、八号之后停刊，结束了近2年的寿命，共发行了15期。
影响
《台湾文艺》是日治时期由台湾人创办的文艺杂志之中，寿命最长、登场作家最多、对于文化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杂志，即如杨逵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抑或战争期由张文环主持的《台湾文学》，其笔阵与文学作品的质量亦相当可观，但是还是不及《台湾文艺》的号召力之大。虽然《台湾文艺》与《台湾新文学》处于竞争关系，不过这两份文艺杂志发行于台湾文坛的三年间，被视为日治时期台湾文学史上的光辉时期，这三年间所累积的文学成就比起之前十几年来所累积的更加丰硕。因此，可以说明《台湾文艺》对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推动所扮演的承先启后的角色，同时，也可视之为日治时期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一份文艺杂志了。[1]
注释
- ↑ 赵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