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同墓地有封信(张宝晶)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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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同墓地有封信》是中国当代作家张宝晶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舒同墓地有封信
读者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好奇，邮局有信，办公室有信，家里有信，怎么墓地会有信呢？有，这信就在舒同的墓地。
舒同，是位大名人。建国初期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五年七月各大军区成立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那时的司令员是杨得志。他还是大书法家，曾任第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毛主席称他是“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支笔”。国民党元老、廖仲凯的夫人何香凝先生说:“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见到他的墓地，我自然要多看一眼。舒同的墓地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可以说鹤立鸡群，非常明显，也很有特色。它的占地面积在八宝山也是属于比较大的，我用脚步粗粗丈量了一下，少说也有二十四平米，是一个正方形的平台。周围用一米高的汉白玉栏杆围了一圈，栏杆中夹有14个黑色如碗大的石质花朵。墓地高出地面尺余，平台里面和外侧均用黑灰色的瓷砖铺就包裏。
舒同的墓碑， 材质很特别，系黄山徽研石，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估计是唯一的，属于珍品，约一米高，一米宽，一尺多厚，一米见方，呈“旦“字状，手感细腻，黑的发亮，间有铁锈色。雕刻家将其中心凿平，周围则为自然状，碑座似浪花，碑顶及两侧像云朵，疙疙瘩瘩，非常逼真。碑的正面中间竖刻墓主的姓名及生卒，从左至右“一九二五--二〇一〇王云飞舒同一九〇五--一九九八”。墓主的姓名系舒同手迹。
碑的阴面，用魏碑体竖刻着舒同的生平。因其生平在墓碑的后面，加之墓碑不到一米高，还由于一步之遥是另一个碑，生平简介处于夹缝之中，一般人不注意是看不到的：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江西東乡人。早年就读于省立第三师范;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县委书记，红军师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東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华東局常委。山東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陕西省委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等。八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墓碑后面，有差不多一米的间距，另一侧又是一个大碑，与墓碑前后排列。它的碑座为两米长、半米宽、不到两米高的六层汉白玉石料。一二三层，从下往上，一层比一层长宽一些。五六层，从上往下，一层比一层短窄一点。每一层上面都有不同的花卉纹饰，给人雍容华贵，纯洁高雅，稳固厚重之感。底座顶端立有一厚10公分，约2米见方的黑色石碑，正面用舒同体龙飞凤舞地竖刻着墓主人与杨勇、杨成武在攀登泰山主峰后写的一首诗:
雄冠五岳天下名，
绝顶攀碧若步云。
红轮初出烧東海，
晚电齐明照古城。
汶河逶迤飘银带，
玉岭峨巍出天门。
天高气爽人意好，
他日得缘再来临。
诗的落款系“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舒同”，名字右下方钤着两方红色的印章。
我每到一个名人墓地，在看完墓碑正面后，总要绕到碑后看看有无文字，这已成了我的习惯。这通大碑后面,是用楷体竖刻的一封信:
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
致東根清一郎书
《抗敌报》编者按:浦田好雄，是敌军的宣抚官，我们在一个战斗里面把他俘虏过来了。東根清一郎是浦田的朋友，是敌军的宣抚班长。東根清一郎知道浦田被俘虏后仍在我军优待中，特致函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请释浦田好雄。下面是聂司令员、舒主任给東根清一郎的回信，随此信发出的尚有浦田好雄安慰其家庭，述说在我们优待中的生活状况的家信数封。现在浦田好雄仍在我们的优待下，受着教育，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
東根清一郎阁下:
书来，以释浦田好雄为请，并及中日战争因果，仆有不能已于言者，谨略陳其愚，幸以晓左右。
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東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周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容。彼军阀法西斯蒂，好大喜功，贪得无厌，平日压榨大众之血汗，供其挥霍，战时牺牲国民之头颅，易取爵禄。既掠台湾朝鲜，澎湖琉球，复夺辽宁吉林，龙江热河，遂以中国之退让忍耐为可欺，日本之海陆空军为万能,妄欲兼并华夏，独霸亚洲。故继“九·一八”之炮火，而有卢沟桥之烽烟。中国迫于亡国灭种之惨，悚于奴隶牛马之苦，全国奋起，浴血抗战，戳力同心，以御暴敌，惟在驱逐穷兵黩武之日本军阀，非有仇于爱好和平之日本国民也。是非曲直，人所共见，阁下竟谓出于误会，岂非混淆黑白之语？
中国人民之生命财产，虽横遭日本军阀之蹂躏摧残，然为独立自由而战，为正义和平而战，其代价之重大，非物质所能衡量，故不惜牺牲一切，以与暴敌抗战到底。
日本国民既无夙仇于中国，未受任何之侵凌，强迫征调，越海远征。其离也，委厂肆于城郭，弃田园于荒郊，父母痛而流涕,妻子悲而哀嚎，牵衣走送，且行且辍，虽属生离，实同死诀。其行也，车有过速之恨，船有太急之感，见异域之日迫，望故乡而弥远，梦幻穿插，生死交织，心逐海浪，不知何之。
及登中国之陆，立送炮火之场，军威重于山岳，士命贱于蚊虻，或粉身而碎骨，或折臂而断足，或暴尸于荒野，或倒毙于山窟，所为何来?
其或幸而不死，经年调遣转移，炎夏冒暑而行，冽冬露营而宿。时防遭遇，日畏游击，征战连年，无所止期。军中传言，充耳伤亡之訊；家内来书，满纸饥寒之语。山非富士，不见秀丽之峰；树无樱花，莫睹鲜艳之枝。望复望兮扶桑，归莫归兮故乡。生愁苦于绝国，死葬身于异邦，能勿痛乎?
战争进行，瞬将两年。中国损失之重，破坏之惨，固勿论矣；日本死伤之多，消耗之大，又如之何?国家预算增至一百一十万万，国民负担平均一百五十余元。日用必需，剥夺殆尽；军需原料，罗掘一空。长此继续，已是崩溃有余，設遭意外，其将何以应付?老成凋谢，竖子当国，轻举妄动，祸人害已。识此，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国民之公敌也。识者果一反其所为，東亚秩序，不难立定，世界和平，不难实现。浦田好雄，在此安居无恙。所附家书，希以寄其父母。军中少睱，不尽欲言，聊布腹心。
顺颂
安好
聂荣臻舒同
六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据新华社报道，五十二年前(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晋察冀《抗敌报》刊登的《军区聂司令员舒主任致东根清一郎书》，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份备忘录”，是“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的对话”。值此“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之际，特将本报图书馆收藏的《抗敌报》上所载的这封信全文刊载，标题和编者按语也照原样刊出，以飨中日两国读者。
誠如聂荣臻、舒同信中所言，“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东亚，互助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周知，而為日本军阀所不察，日本军阀法西斯蒂，不特中国国民之公敌，实亦日本公民之公敌也”。愿中日两国人民共記之，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关系，使友谊世代相传。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八日
舒同墓地两个碑，一大一小，一主一次。不管哪个碑，上面所有的文字均是金黄色，黑色的碑与黄色的字搭配在一起，字越发显明清楚。
碑上刻墓主人姓名、生卒、简历不稀罕。碑上刻诗，也不鲜见。唯有一个墓地两通碑，特别是在碑上刻一封写给侵华日军的信，并附报社编者按，古今中外也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好，我想可能是天下唯一。这封信运用骚体骈文，既有楚辞的抒情浪漫气息，又有骈文对仗声律，情文并茂，感人至深，可谓难得的讨日檄文。
聂荣臻、舒同写给日本人东根清一郎的信，其意义，《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已讲得很清楚，很到位。在下，不敢再班门弄斧。但作者是聂，是舒，还是政治部工作人员？另外 ，这封信已在《抗敌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为何又要把它刻在舒同墓地，出于什么考虑？
基于上述两个问号，我买了《舒同传》，通过查阅，第一个问号有了答案，此信系舒同亲自撰写，我被他的政治站位，文学才华所折服。但第二个问号《舒同传》没有答案。
思来想去，我想，也许舒同自己认为，这封信代表了他的文字表达、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是他多篇文字中的得意之作之一，生前曾告诉后人将这封信刻在墓地，让其永远陪伴着他。
我想，也许是舒同认为，虽然报纸上发表过这封写给日本人的信，但刊载此信的报纸已进入档案馆，社会上许多人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没有看到过，把它刻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八宝山革命公墓，有助于来此凭吊的人们看到它，永远不忘日本侵华史，永远警惕帝国主义复活，永远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
没根据的猜测，意在抛砖引玉，欢迎大家各抒己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