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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君超 | |
|---|---|
| 演员 | |
| 本名 | 蒋云松(又名)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 |
1912年3月29日 香港,九龙 |
| 逝世 |
1991年5月17日（79岁） 中国上海 |
| 职业 | 演员 |
| 教育程度 | 上海英法学院 |
| 配偶 | 白璐(前妻) / 白杨(妻) |
| 出道日期 | 30年代 |
| 代表作品 | 《人道》、《共赴国难》、《如此英雄》、《除夕》、《人生》、 《良宵》、《四姊妹》、《游击队进行曲》、《乱世儿女》等；担任导演的主要作品有：《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蒋君超还曾担任话剧《破旧的别墅》、沪剧《三代人》等的导演工作， |
蒋君超，（1912年3月29日-1991年5月17日）中国早期电影演员、导演，自上世纪30年代投身艺术事业后，在电影战线默默耕耘60载，既是事业家又是艺术家。蒋君超毕业于上海英法学院。1930年起任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参加《人道》、《共赴国难》等影片的拍摄。1937年后去香港，在《血肉长城》、《游击队进行曲》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除导演故事片外，曾导演译制片《世界的心》、《生活的一课》、《母亲》等。蒋君超出演的电影作品主要有：《人道》、《共赴国难》、《如此英雄》、《除夕》、《人生》、 《良宵》、《四姊妹》、《游击队进行曲》、《乱世儿女》等；担任导演的主要作品有：《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蒋君超还曾担任话剧《破旧的别墅》、沪剧《三代人》等的导演工作，与著名电影艺术家白杨的结合亦是电影圈的一段佳话。[1]
生活经历
青年时期：与孙瑜、聂耳结缘
了解白杨的人成千上万，而了解蒋君超的人就不那么多了。其实，蒋君超在三十年代开始就是位了不起的电影小生哩。蒋君超是江苏武进人，1912年3月29日出生，毕业于上海英法学院。1930年他刚满18岁，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电影导演孙瑜留美回国后，在联华影片公司从事电影导演的消息。这件事引起蒋君超的兴趣，于是就去“联华”公司应考了练习生，想不到后来他与孙瑜成了好友，解放后还和孙瑜一起导演了《乘风破浪》，他们俩的友情也成了当时影坛上一段佳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蒋君超参加电影工作后，与很多进步的电影人有着良好的友谊，并从中获得了力量。聂耳就是其中之一。1932年蒋君超和陈燕燕一起主演无声影片《除夕》。影片描述了一个小职员除夕这天收帐回来，半路上碰到一个暴徒在欺负年轻女子（陈燕燕饰）。他路见不平，奋力相助，把暴徒赶跑了，而他收回来的账款却不翼而飞，老板硬说他是监守自盗……那个小职员就是蒋君超扮演的，这也是蒋君超第一次担任主演。当时和他一起住在宿舍的聂耳叫他大胆地去演，“拍摄时我（指聂耳）可以来帮你忙”。所以每当在拍摄中蒋君超感到有困难时，聂耳便来到摄影机旁，拉起小提琴，把蒋君超带进了戏中，进入了角色。在聂耳帮助下，蒋君超成功地主演了这个角色，在表演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在三四十年代中蒋君超先后在上海和香港拍摄了《人道》、《人生》、《血肉长城》等三十多部影片，并在不少影片中担任主角，成为当时著名的电影小生。同时，他还是个事业家，在香港为企业、电影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2]
1938年，蒋君超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与上海的一些影人都应邀去香港参加拍片，同行的女演员中就有人美、心好、睿智的白璐小姐。他们同时参加《游击队进行曲》、《一代尤物》、《潘巧云》、《乱世儿女》等拍摄，两人山盟海誓结良缘。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们重新双飞回上海，并且有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突然，上海大报小刊都以抢先销售营利为目的发特大新闻，大致意思是：演员白璐在国际饭店乘电梯时不幸坠落身亡。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电梯，更没有乘过电梯，受好奇心驱动我把报道读了又读，才明白是电梯开卷门没有关好，乘客一脚踏进摔入底层丧命的。受害人的丈夫蒋君超的名字一连几天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我也开始对这个完美家庭所遭遇的不幸与恶运产生了同情，有了记忆。不过我当时接触的影人都是由重庆到上海的，大家因蒋君超家的不幸所受到的震动时间不长，很快就少人提起，后事如何解决的更是一无所知。但是，蒋君超的名字我牢牢记住了。以后我也住进了有电梯上下的高塔公寓，很自然在进入电梯前看清楚是不是有电梯，尤其注意它的门是否关好，如发现有异，会立即告诉经管人员，所以有蒋君超家不幸的“前梯之鉴”，自己没有碰到过折腾的事，连经常看见电梯悬在半空不能运行的事故也没有碰到过。因为我时时严格注意，只要有稀微质疑，我宁愿步行慢慢往上登也不愿冒险乘坐电梯。由此可见，白璐坠亡的惨痛教训，对我这个局外人尚且引以为戒了一辈子，对蒋君超这位直接受害者的亲人、丈夫、孩子的爹，其伤痕有多深，读者可想而知。[3]
蒋君超与白杨是在1950年初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同行们的欢庆祝贺声中结婚的，真是一段“奇缘和天意”。蒋君超自1948年夫人白璐在上海国际饭店电梯事故中去世后，悲痛欲绝，并独自抚育着一对女儿。虽然经常受年轻貌美的女士关爱，他都慎行婉言相拒。而白杨自1945年初在重庆与著名导演张骏祥结婚后也相敬如宾，同寝同眠了好几年，给同行们的印象是能白头到老的。谁也不曾料到，他们会在新上影成立后心平气和地提出了分手。因为是名人，所有离婚手续是由上影行政处长卢怡浩代办的。除了少数几个人知道内情外，其他影人一无所知。我算知道得早一点，是张骏祥到我家来谈剧本时，演员梁山问张：“你们搬家了？”张有点尴尬小声回答“她搬走了”。第二天卢怡浩来关照我，每天中午和晚上两餐饭要在我家吃，特殊照顾他。
后来影人们才传出，蒋君超与白杨的相恋，是蒋君超在白杨独居寓所去看过她好几次，两个没有婚姻约束的成年男女有权谈情说爱。蒋君超需要找到真正的爱情，白杨的气质和人品给他极好的印象。所以他送了白杨一件寓意深邃的纪念礼物“金色胸针”——松枝上一只小松鼠抱着一颗闪亮的珍珠。聪明的白杨立刻意识到君超属鼠，洁白的珍珠当然就是她。这枚传递爱情信息的胸针，她十分喜欢，很快他们就在影剧界至亲好友的喜笑和掌声中举行了婚礼。蒋君超搬到白杨的居室住下，屋子不大，充满温馨和浓郁的爱情气氛。在蒋君超体贴、浓烈、无微不至的纯净爱情呵护中生活，白杨有了极度安全感，很快怀孕了。她是很要强的，加班加点完成工作后，深夜回家，她的小屋在高层顶楼，没有电梯了，她只得慢慢往上攀登，以致差点流产。蒋君超十分心疼，决定为爱妻找个平房。经过多次走街穿巷才在华山路找到一幢小白楼，在那儿安置了一个真正的幸福家庭。1951年11月8日，白杨完成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蒋君超也顺利结束了《胜利重逢》的制片工作，他们的儿子晓松出生了，真是喜上加喜，小白楼里充满了人间最大欢乐。三年后他们的女儿晓真也出生了。兄妹二人长相自幼讨人喜欢，儿子晓松像妈妈，女儿晓真像爸爸，加上白璐的两个女儿，全家六人和谐友爱，人丁兴旺，同行们都羡慕他们的家是真正的影人艺术家庭，我横观纵访，唯独他们家，人前人后都受到赞扬。[4]
文化大革命中蒋君超和白杨都深受迫害。蒋君超下肢瘫痪，行动不便。粉碎“四人帮”后，春回人间，白杨忙于社会活动，时常出国访问和参加各种会议。蒋君超虽然行动不便，深居简出，仍然生活充实，精神爽朗，谈笑风生，一有空就看报翻书，他为人真诚好客，是个乐天派。蒋君超年轻时还是厂里著名的足球队守门员，被金焰称作“马奇诺防线”。现在虽然整天坐在轮椅上，他仍然是个球迷，只要电视中有球类节目，他必看无疑。[5]
晚辈眼中的蒋君超
我常去上海华山路978号，是从1971年起。我与小真是中学同学，毕业后她留在上海进了工厂，我去安徽无为农村当农民。小真的哥哥小松在安徽来安插队落户，同是知青容易对话，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在乡下时我们通信，回到上海则一起玩，有一阵几乎天天在一起。 我去978号时，这幢房子经过多次抄家和蹂躏已破败。底层不住人，空空荡荡，用芦席掩着窗户，玻璃破碎。他们家剩下床、饭桌等基本的生活用品。电话被拆了，传说中的钢琴没了。较奢侈的是一只笨笨的旧冰箱，不知为何还在。还有一台老旧黑白电视机，蒋伯伯看电视时常要拍它一巴掌，让它苏醒过来。实在拍也拍不醒时，请一个熟人来修，经他捣鼓可以好上几天。 我见到的蒋伯伯很和蔼，他的话不多，我从没听他讲过自己的经历。那时蒋伯母已被公安局以诬陷她的罪名抓去，家里就他一个大人。他体型稍胖，因患有高血压症，走路脚步沉重。有一阵，他常和年轻人去打乒乓，说是锻炼身体。他的子女背后称他“老头子”，他不介意。我们这些小辈一起玩，他不参与，见我们去了，打个招呼就去做自己的事情。有时他会来看一眼，不干涉。记得有次小真和黄石在楼顶天台上画黄昏的城市，我闲着无聊讨了纸笔也画起油画来。他俩画得很慢，我没多会就画好了，画面中心是个大大的太阳。蒋伯伯上来，看看我们的画，夸了他们，笑着赏了我一个“大胆奖”。又有一次，我和小松在天台上练摔跤，动静太大了，他上来察看，笑笑，说了一句：“你们自相残杀啊！”又下楼去了。 那时大家都很穷，记得有次我帮他家去借来一袋米。蒋伯伯待人热情。吃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坐下吃起来，三天两头蹭饭，他家中的老保姆见我们头痛，因主人不发话，也只好随我们去了。那时油料作物很难买，只能设法从乡下带点花生回上海。饭桌上有只瓶子是蒋伯伯专用的，装着油氽花生米。据说花生衣吃了对高血压好。我们有时去偷一把吃吃。老头看到笑笑，说：“吃吧吃吧，你们给我剩一点。”蒋伯伯会烤面包，他家的煤气灶下有个烘箱，烤出来的面包非常好吃。 现在想，病休在家，戴罪之身，不好乱说乱动，他大概是寂寞的。社会很混乱，还在“文革”中，妻子没消息，孩子一个在农村一个在工厂。除了找本书看看，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发时间。日常生活里，蒋伯伯是个达观的人，并不愁眉苦脸。大概是怕热，夏天他洗澡不关门，边洗边哼个小曲。小松小真他们唱歌玩闹，他也会来听一会。孩子尊敬他但不怕他。那时小松喜欢写诗，写好了去给父亲看看，蒋伯伯会批评两句。我们年少气盛，有时说点“反动话”，他从来不闻不问。 这个家庭虽然倒霉了，还是跟一般市民不一样。儿子的写诗在那个年头本是犯忌的事情，老头不禁止。女儿学画，他也支持。孩子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听西方古典音乐，看西方古典绘画的印刷品，是当时社会要批判的，却是他喜欢看到的。他家中有只相机，有时买个胶卷拍上几张，我们一伙的合影是蒋伯伯拍的。有次，有个聪明的小伙子甚至弄来一只小的摄影机，拍16毫米胶片的那种，老头觉得好玩，亲自掌机拍了一段我们向他走去。一个电影导演，一个以电影为此生的人，早已跟电影无缘，因电影而倒霉，握一只小摄影机拍这种奇怪的镜头，不知他想到了什么。胶片拍好了，据说是在澡缸冲洗的，这工艺也是他不熟悉的。 “文革”开始后，蒋伯伯见大事不好，曾将一些书藏在友人家中。我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选》等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的大书橱几乎是空的，我借阅过那时算是革命书籍因而没被抄家抄走的《鲁迅全集》。这些书籍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营养。后来，朋友之间地下流传着一些书和唱片，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其珍贵。“文革”开始后，蒋伯伯见大事不好，曾将一些书藏在友人家中。我读过的《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草叶集选》等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家的大书橱几乎是空的，我借阅过那时算是革命书籍因而没被抄家抄走的《鲁迅全集》。这些书籍构成我们最初的文学营养。后来，朋友之间地下流传着一些书和唱片，这在革命年代显得尤其珍贵。 大概是1973年的一天，我去978号，小松来开门，说：“我妈妈回来了！”要我和其他朋友这几天别去他家，让老太太安静一下。坐了五年多的牢后，小真的妈妈白杨被释放回家，当然，给你回家就不错了，并没平反。她确实需要安静一下，补上时事政治免得说错她连林副主席死了都不知道。她还要适应孩子的长大，适应他们的朋友。 后来我们这些小辈见到蒋伯母，她很亲切，但寡言少语。蒋伯伯明显高兴了许多。去旅游，是这之后的事情。 1974年初夏，我们近十人约好去黄山。年轻人走得快，蒋伯伯由半山寺的老和尚陪同慢慢走。那年他62岁了，兴致很高，虽然脚步沉重也自己走上山去。天都峰他没上，坐石阶上看松鼠听鸟叫。问人这是什么鸟在叫，人家说，是“音乐鸟”。后来，他和小松也去过青岛的海边。世道虽然不好，人在自然中，总是高兴些吧。真正的高兴是在“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后，那时的人真是笑逐颜开。哀乐结束，“文革”结束，大家有工作要做了。我和小真相继去读大学，小松去工作再去日本读书，我们很少见面。有次去978号玩，先给老人家请安，见蒋伯伯半卧着由人在做腿部按摩，才知他已行走困难。他还是笑呵呵的，他留给我最后的印象就是笑呵呵的。 1991年蒋伯伯去世，追思会上许多人谈他，回忆对他的印象和他对自己的影响。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一个坚持人生品位的人，一个内心坚强的人。想起他，我像听见当年跟他告别时他说“随时来！”今年，是蒋君超伯伯诞生百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长者。 2012.8.7[6]
主要作品
表演
《共赴国难》(1932)
《如此英雄》(1933)
《除夕》(1933)
《人生》(1934)
《良宵》(1934）
《青春》(1934)
《铁鸟》(1934)
《秋扇明灯》(1935)
《四姊妹》(1935)
《京华血泪》(1936)
《血肉长城》(1938)
《游击队进行曲》(1938)
《影坛风云》(1938)
《一代尤物》(1939)
《绝代佳人》(1940)
《潘巧云》(1940)
《打渔杀家》(1940)
《乱世儿女》(1947)
《黑侠》(1948)
导演
《乘风破浪》(1957，与孙瑜合作)
《风流人物数今朝》(1960，与赵明、俞仲英合作)
《他们的心愿》(1960，与白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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