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堅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蒲堅
原圖鏈接
出生	1927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法學家

蒲堅，北京大學教授，1927年生。河北玉田人。1949年9月入中國政法大學學習，1950年2月轉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1954年畢業，同年到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

全國法律史學會理事，中國法制史研究會理事，海峽兩岸法律問題研究會理事，中國政法大學法制史研究所和法律文獻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制史專業博士點導師組成員，中南政法學院客座教授，國家教委中國人民大學文科文獻信息中心學術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函授中心教學委員會委員兼中國法制史教研組組長，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學指導委員會法學學科委員，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委員會中國法制史課程考試委員 主要由他執筆編寫的《中國法制史簡編》（上下冊）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中國法制史著作，在國內外影響很大。他主編的《中國法制史》（光明日報出版社 年）獲北京大學優秀教材獎。他的力作《中國古代行政立法》一出版便受到學界的廣泛注目。

最近出版的《中國古代法制叢鈔》(1-4卷）是他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又一重要貢獻。他功底深厚，文風嚴謹，學術成果頗為同行重視，有的論文被日本學者譯成日文在該國發表。他還擔任《北京大學法學百科全書》中國法制史學科主編。他40多年來對工作兢兢業業，對學生誨人不倦，如今已是桃李滿天下。獲得中央司法部頒發的優秀教師證書。

育人為范 嚴己達人

1954年北大恢復建立法律系，正值蒲堅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畢業，他被分配到北大工作，擔任「中國法制史」課程的助教，從此開始了在北京大學法學院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科研工作，至今已有63年。

進入北大工作後，時任教研室主任肖永清知道他喜歡看書，便讓他研究法律史並開設相關課程，告訴他這門課有看不完的書。蒲堅對歷史很感興趣，但大學時並未學過「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北大當時也未開過這門課。在這樣「白手起家」的情況下，蒲堅想到民國時期大學的法學院曾有過「中國法制史」這門課，就去北大圖書館查找資料。他從中挑選了楊鴻烈先生的《中國法律發達史》和陳顧遠先生的《中國法制史》兩本書作為主要參考，逐漸明確了「中國法制史」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

可是僅僅有了對課程初步的想法是遠遠不夠的，「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基礎不夠雄厚」。因為「法制史是邊緣學科，既要懂法律的常識，又要有歷史學科方面的基礎，沒有堅實的歷史基礎做不了法制史研究，只能浮在表面」。蒲堅把大部分的工作挪到了晚上，把白天的時間騰出來到文史哲相關院系去旁聽與「中國法制史」相關的課程。他曾經旁聽過歷史學系張政烺先生的「先秦史料」，向達、汪籛、鄧廣銘、商鴻逵等多位先生的斷代史課程，還有哲學系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和中文系王力、楊伯峻先生的「古代漢語」等等。他聽一位老先生說，研究歷史需要非常寬闊的視野，如何查找資料、古書真偽辨別以及避諱學等等，都需要懂，所以專門去圖書館學系旁聽王重民先生的「目錄學」。王先生給他介紹了很多相關的書籍，還給他提供了一些流散到國外的唐律殘卷。這些老先生的課程讓蒲堅受益匪淺，經過斷斷續續三四年的補充學習，蒲堅為研究中國法制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認為「不斷充實自己，具備了廣博的知識、紮實的功底，才能教好學生、做好學問」。

蒲堅年輕時身體並不好，嚴重的支氣管炎使他吃足了苦頭。華東政法大學教授何勤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回憶，在他學生時，「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蒲堅）那從冬天開始一直到夏天天氣已經很熱時，仍然圍着條圍巾。這不是為了裝飾，也不是為了給學生增加有知識的感覺，而是因為蒲老師嚴重的支氣管炎」，但是「蒲老師為人很堅強、很樂觀，他不管這一套，喘氣管喘氣，說話照說，講課照講，輔導也照樣輔導。他講課深入淺出，論證嚴謹，說話平和，語言也比較幽默。這經常令我非常感動」。

在五六十年代，青年教師講課，要先寫教學大綱和講稿。開始時，講義是大綱式的，後來每年修改，增加新內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補充新的資料，到60年代已經成為具有幾十萬字的大部頭油印教材了。文化大革命以後需要教材，就在這部油印教材的基礎上，按照出版的要求，由蒲堅進行修改，調整體例，增加內容。「那陣兒我擔任的課程很多，研究生的課、本科生的課，還要趕講義。正值期末，講義脫稿後，我累得胃出血，住進了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那真是累。」「他不睡覺不吃飯，結果病了，還是救護車把他送到醫院的。」蒲堅的老伴楊乃牧女士忍不住在旁補充了一句。

蒲堅深愛三尺講台。「我喜歡我的專業。」除了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本職工作外，蒲堅從1980年起擔任中央電大「中國法制史」課程主講教師，在國內很多大學講過課，他還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做兼職。他在外邊講課從不計較報酬，只要邀請就全力以赴地支持。曾經有一位他的學生請他去外地講課，之後很不好意思地對他說：「我們給您的報酬太少了，實在是微薄。」蒲堅只說了一句話：「不給報酬我也講。」

蒲堅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小紅說：「蒲先生有君子之風，寬人嚴己、謙虛謹慎、誠懇正直，而且平易近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他恪守的古訓。因此，在工作和科研中，他善於與人合作。對同行中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有求必應，認真完成。在學術上既能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又能破除門戶之見，博採眾家之長，而成一家之言。」

「只要是能給我個教書的機會，我就滿足了。我不想當官也不想發財，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認為知識是黨給的，人是國家培養的，應把所學的知識無條件地奉還給人民，就這麼一個思想。」

除了學問，德，是蒲堅最常提到的一個字。「當老師首先要有師德，老師應服務於學生。其次要有真才實學。德是教學生做人，真才實學是教學生立足於社會。」

他的研究生曾跟他說：「老師，您有什麼事兒需要我幫您幹嗎？家裡有什麼事兒或者幫您抄抄稿子。」蒲堅對他說：「我是你的老師，你是來學習的，不是給我打工的，我有義務教你們，你們好好學習就行了。」

對學生，蒲堅像是一位朋友，一位慈祥的父親。而他提攜後生不遺餘力、熱情地關心學生，更是讓很多學生受益難忘。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法學院1984級碩士蘇亦工與蒲堅相識30多年，始終來往密切。蒲堅的為人處世、紮實學問，對蘇亦工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蒲老師做的研究不是追時髦、趕風尚的，他基礎紮實，知識面廣，做事踏實，不是死抱着西方的空理論，炫耀新知識，有老學者嚴謹的風格。現在他還經常給我打電話，問我一些詞條的含義，我有時候甚至答不上來，他便囑咐我在哪個方面要深入研究。」「上學的時候，我們經常去老師家，有時候趕上就留下吃飯，很隨意。沒有麵條了，師母就喊老師去買，我們那時候也沒有眼色，蒲老師就自己騎着自行車去買麵條。」蘇亦工回憶起舊時歲月仍對這些溫暖的小事念念不忘。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成偉也談道：「蒲老是中國政法大學復辦以後第一屆研究生導師組的成員，他為中國法制史1979、1983級的研究生親自執教上課，培養了很多人才。他經常關心、指導我，使我能夠迅速成長，對學生充滿熱情，獎勵後進。」蒲堅認為學生超過老師是值得高興的事，而他也願意為學生創造條件，願意無怨無悔地當學生的墊腳石，儘量地幫助他們，特別是青年學生與教師，希望他們能儘快成長。

「當老師，不但要授業而且要傳道，要在人格和學問兩個方面做學生的榜樣。人格方面，光明磊落、品德高尚自不待言，而在學問上，要當好老師，自己必須先有豐富的知識、紮實的理論功底。唯有如此，才能給學生答疑解惑，才可以盡到老師的職責。作為老師，光明磊落，對得起學生，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蒲堅緩緩地說。

潛心學問 寧靜致遠

要教書也需做好學問。蒲堅堅信，做學問要嚴謹，不能自滿，學問是無止境的，自己的力量卻很微弱，所以需要不斷地給自己充電。有一次他在校外給博士生講課時說：「搞這麼多年了，我在法制史門檻中也只是邁進一隻腳。做學問必須坐得冷板凳。大家千萬不能自滿。」

法制史是一個冷僻學科，但研究起來卻並不容易。在蒲堅看來，北大是個做學問的好地方。北大圖書館藏書豐富。當時在北大圖書館查資料、借書都非常方便，助教也可以進入書庫，每人可借20本。館裡的老先生諳熟目錄和版本，對館藏圖書情況了如指掌。「我經常向他們請教，都給我熱情的幫助與指導。圖書館是我最願意去的地方，如果說我取得了什麼成績的話，那與咱們的圖書館是分不開的。只要我還走得動，就一定要多去圖書館，充分利用這個有利的條件。」

「我的智商不高，但我在學習上很刻苦。」蒲堅這樣評價自己。他非常珍惜時間，那時候北大校工會暑假經常組織教師到外地療養，他從來不去。他每天晚上都在12點以後才睡覺，利用假期到校外圖書館查閱資料。蒲堅那時候經常騎自行車進城到府右街北京圖書館去看書，一去就是一天，每次都是起早就出發，帶上兩個饅頭夾點鹹菜，拿一個小水壺。他樂呵呵地說：「到中午也是『干稀搭配』，飽餐一頓。」晚上到家差不多都在7點以後。此外，他還有校際間的借書證，可以憑證到外校圖書館借閱。「回想起來，那時候我為了彌補自己知識的不足，真是如饑似渴地探求有關中國法制史的知識。」為查找資料，蒲堅肯坐冷板凳，其中自有甘苦：「如果找到一條有用的資料，別提多高興了，也有時翻檢半天毫無所獲。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並不氣餒，而且總是有開卷有益的獲得感。」

現代實行市場經濟，人們的觀念受到很大的衝擊，但蒲堅始終認為要做學問，還是要做到兩個也許是不合時宜的條件：一是坐得住冷板凳，可以靜心地坐下來研究問題，不受外界的誘惑；一是甘於清貧，不輕易為金錢放棄自己的操守，為精神的升華而捨棄一些物質的負累。

在「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學術定力下，蒲堅在中國法制史的研究上取得了累累碩果：

他早期的研究成果《中國歷代土地資源法制研究》，是中國第一部全面、系統闡釋中國土地資源法制狀況的專業書籍，填補了中國相關領域的研究空白，是現在研究土地法制問題的必備工具書。

他的專著《中國古代行政立法》，全面、系統地闡釋和分析了中國古代自夏至清、從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層的行政管理體制，是他在中國古代行政立法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2001年，年逾七旬的蒲堅又出版了四卷本200萬字的《中國古代法制叢鈔》，該書獲得了2002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全書匯集了夏至清各個歷史時期的法制史料，該書成為廣大讀者和中國法制史教學研究人員不可多得的基礎參考資料。因為書中都是第一手資料，所以有的老師到今天還拿着這部書去上課。

他還參與多部中國法制史教材的編寫。1980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法制史簡編》是中國第一部公開出版的法制史學教材，對於中國法制史學科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由蒲堅主編的《中國法制史》曾獲得北京大學優秀教材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中國法制史教程》是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紀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和國家新世紀網絡課程建設項目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蒲堅憑藉深厚的法學研究功底，在重大學術問題研究上勇於講真話。在中日法史學界圍繞着《唐律疏議》成書年代問題而展開的討論中，蒲堅提出其中許多內容與日本學者所主張的開元年間的社會現實不符，由此論證了現存唐律並非《開元律疏》而是《永徽律疏》的觀點，引起了日本法律史專家的重視，並將他的文章譯成日文。

而在這眾多學術成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花費60年心血編著而成的400萬字的皇皇巨著《中國法制史大辭典》。蒲堅從1954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從事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時，經常到圖書館借閱有關史籍文獻，當時遇到許多古代法制方面的名詞術語，讀不懂，不理解其含義，於是便利用各種工具書，如《詞源》《辭海》，遍查各代歷史文獻、出土簡牘、各代典章制度，抄錄了大量卡片，匯集了眾多資料內容，同時吸收了以往辭書和相關的科研成果，以耄耋之年，手工編著《中國法制史大辭典》，書稿累計近一米高，他又先後經過四次認真校對，最終以一人之力，歷時7年完成了收辭11343條的《中國法制史大辭典》。讀者出版集團編審劉延壽在本書的書評中這樣評價該書的價值：「這是一位年屆90高齡、享譽海內外的中國法律史學專家傾其一生治中國法制史學之知識積累纂成的巨著。可以說是百年來中國法制史學領域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辭書，其學術價值和歷史地位毋庸置疑。說它填補了這一領域大型工具書出版的空白，似乎不算過分。」

在郭成偉看來，蒲堅做學問有四個特點：一是以變應變，他能隨着法律史資料的不斷湧現而不斷變換自己的視野和觀點，能用新出土的文獻來補充已有資料的不足；二是變中求新，在研究史料的時候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支離破碎、碎片化的研究，而是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所以能夠提出一些新的觀點；三是學為所用，整理資料的目的還是要用，提出新的學術觀點，給整個學界提供一個紮實的史料基礎，完成《中國法制史大辭典》，為專業學者、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了紮實的研究資料和基礎；四是不變應萬變，蒲先生嚴謹、紮實的學術精神，一如既往的執着是不變的，這種嚴肅認真對待學術的態度、耕耘冷僻學科的精神一直保持下來，這是最讓人欽佩的地方。

人說學無止境，蒲堅的學術態度隱藏在這位90歲老人的心愿里：「到這個年齡朝不保夕了。我還想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再干點兒事兒。《中國法制史大辭典》裡面有些詞條還要修改、補充，將來有機會再出增訂本。這幾年我把材料都準備好了。我同幾位學生還有我的孩子們交代，我這個年齡不保准了，如果不行的話，幫我出版。」在《中國法制史大辭典》剛剛問世的第二年，老人就已經萌生了出版修訂本的想法。

教書育人、潛心學問，蒲堅對北大懷着深深的眷戀之情：「60多年來，我作為北大人，一天也沒有離開過北大，作為法律人，一天也沒離開過法學院；是北大培育了我，是法學院培育了我；我愛北大，我也愛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