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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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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南]]
[[File:关关雎.jpg|缩略图| 左右|[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5%85%B3%E9%9B%8E&step_word=&hs=0&pn=7&spn=0&di=105600&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1338567179%2C1741756797&os=1327989459%2C1486022612&simid=3448956402%2C433820543&adpicid=0&lpn=0&ln=1824&fr=&fmq=1600673269137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right=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img.mp.itc.cn%2Fupload%2F20161218%2F9c9c005d4f7b4ddcbb03b5035801c325_th.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4p_z%26e3Bf5i7_z%26e3Bv54AzdH3Fda8m8d8bAzdH3Fg90mdn9m0n_z%26e3Bfip4s&gsm=8&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force=undefined 原图链接][https://www.sohu.com/a/121911224_577220 来自 品诗一百 的图片]]]
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
<p style="text-indent:2em;">《大雅》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前期，作者大都是贵族，谓高尚雅正等。旧训雅为正，谓诗歌之正声。《[[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p style="text-indent:2em;">大雅的作品主要有《文王》、《卷阿》、《民劳》，小雅有《鹿鸣》、《[[采薇]]》、《[[斯干]]》等。
<p style="text-indent:2em;">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1、[[清庙之什]]
2、[[臣工之什]] 臣工、噫嘻、振鹭、丰年、有瞽、潜、雝、载见、有客、武
=主要注本=
单疏本文字最佳，综合[[敦煌]]写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颖达原貌的单疏本达全书87.5%。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 ： 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皆有曲调===
<p style="text-indent:2em;">诗与乐的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一、先秦时期。
<p style="text-indent:2em;">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苟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汉学时期（汉至唐）。
<p style="text-indent:2em;">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p style="text-indent:2em;">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北学基本继承汉代章句之学，南学则承袭魏晋以来以玄解儒的学风。各有所师、各有所本的状况，不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理论上的歧异，而且也使国家在科举考试中缺乏统一的标准。
<p style="text-indent:2em;">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三、宋学时期（宋至明）。
<p style="text-indent:2em;">从以上筒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两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
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侠等研究资料的研究。
<p style="text-indent:2em;">在这四个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子到当代，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继承。
=价值影响=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的编集本身在春秋时代，其实主要是为了应用：
* 其一，作为学乐、诵诗的教本； * 其二，作为宴享、祭祀时的仪礼歌辞； * 其三，在外交场合或言谈应对时作为称引的工具，以此表情达意。
<p style="text-indent:2em;">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襄公二十七年]]》），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 二、抒情诗传统 <p style="text-indent:2em;">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p style="text-indent:2em;">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ref name="中国作家协会">{{cite web |ur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2-14/109514.html |title=《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accessdate=2011-12-14}}</ref>，[[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p style="text-indent:2em;">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
<p style="text-indent:2em;">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ref name="中国作家协会">{{cite web |ur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2-14/109514.html |title=《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accessdate=2011-12-14}}</ref>，[[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 四、赋比兴的垂范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p style="text-indent:2em;">《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 * 一，后代的 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 * 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p style="text-indent:2em;">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p style="text-indent:2em;">《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费德林]]：“《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参考文献=
[[Category:030 國學總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