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 [[ 胡瞻尔庭 ]] 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 [[ 硕鼠 ]] 》，就其外形、生物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 [[ 魏风·陟岵 ]] 》亦是。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 [[ 黍离 ]] 》、《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祝福语，并无意义上的联系。《 [[ 小雅·白华 ]] 》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 [[ 方玉润 ]] 《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 [[ 周南·卷耳 ]] 》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 [[ 周南·汉广 ]] 》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 [[ 芣莒 ]] 》，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 [[ 卫风·河广 ]] 》），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明代大音乐家朱载堉《乐律全书》说：“《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 [[ 商颂 ]] 》五篇，皆商调。”诗与乐的这种关系在上博简《采风曲目》中得到了部分证实。马承源先生认为：“简文是乐官依据五声为次序并按着不同的乐调类别整理采风资料中众多曲目的一部分。每首歌曲弦歌时可依此类别定出腔调，如《诗经》那样，而简文所记约是楚地流行的音乐。”

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 [[ 韩诗 ]] 、 [[ 毛诗 ]] （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毛诗”虽然晚出，西汉也未被立为官学，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现代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传本。

唐初，经学依然沿续着南北朝以来的师承关系，“师说多门”的情形显然与唐初统一思想的要求不相适应，统一南北经义和学风，成为政治上、思想上统一的当务之急。 [[ 孔颖达 ]] 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 [[ 汉学 ]] 《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诠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 [[ 明代 ]] 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 [[ 章太炎 ]] 、 [[ 吴闿生 ]] 、 [[ 林义光 ]] 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

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 [[ 诗经通解 ]] 》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

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当时《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胡适是现代《诗经》研究的开山人， [[ 顾颉刚 ]] 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 朱自清 ]] 的《赋比兴说》、 [[ 朱东润 ]] 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他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诘学。

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广泛利用《诗》、《书》、《易》及 [[ 甲骨文 ]] 、 [[ 金文 ]] 等历史文献资料开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1945年出版的《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对前期观点作了进一步发展，并修正了部分论点，确切地建立了关于西周奴隶社会的学说。两书普遍征引《诗经》作为论证。1952年出版的《 [[ 奴隶制时代 ]] 》收辑建国后的研究论文，书中许多文章论及《诗经》，尤其是《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和《简单地谈谈诗经》，对《诗经》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作出全面的评价。

通过赋诗来进行外交上的来往，在春秋时期十分广泛，这使《诗经》在当时成了十分重要的工具。《左传》中有关这方面情况记载较多，有赋诗挖苦对方的（《 [[ 襄公二十七年 ]] 》），听不懂对方赋诗之意而遭耻笑的（《昭公二十年》），小国有难请大国援助的（《文公十三年》）等等。这些引用《诗》的地方，或劝谏、或评论、或辨析、或抒慨，各有其作用，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凡所称引之诗，均“断章取义”——取其一二而不顾及全篇之义。这种现象，在春秋时期堪称“蔚成风气”。这就是说，其时《诗经》的功用，并不在其本身，而在于“赋诗言志”。想言什么志，则引什么诗，诗为志服务，不在乎诗本意是什么，而在乎称引的内容是否能说明所言的志。这是《诗经》在春秋时代一个实在的，却是被曲解了其文学功能的应用。

从历史价值角度言，《诗经》实际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了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全部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文学、艺术等。后世史学家的史书叙述这一历史阶段状况时，相当部分依据了《诗经》的记载。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诗，本是歌颂祖先的颂歌，属祭祖诗，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到周灭商建国的历史，歌颂了 [[ 后稷 ]] 、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辉煌功绩。这些诗篇的历史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们记录了周民族的产生、发展及灭商建周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记载了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迁徙、大战争等重要历史条件，反映了周民族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等多方面情况，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虽然这些史料中掺杂着神话内容，却无可否认地有着可以置信的史实。

《诗经》的民俗价值也显而易见，包括恋爱、婚姻、祭祀等多个方面。如《 [[ 邶风·静女 ]] 》写了贵族男女青年的相悦相爱；《邶风·终风》是男女打情骂俏的民谣；《郑风·出其东门》反映了男子对爱情的专一。这些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表现各种婚姻情状的诗篇，综合地体现了西周春秋时期各地的民俗状况，是了解中国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从中也能了解到古代男女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婚姻观。

《诗经》中不少描述祭祀场面或景象的诗篇，以及直接记述宗庙祭祀的颂歌，为后世留下了有关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风·简兮》中写到“万舞”，以及跳“万舞”伶人的动作、舞态，告诉人们这种类似巫舞而用之于宗庙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体状况。更多更正规的记录祭祀内容的诗篇，主要集中于《颂》诗中。如《天作》记成王祭祀岐山，《 [[ 昊天有成命 ]] 》为郊祀天地时所歌。这些诗章充分表现了周人对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诚，以祭祀歌颂形式，作讴歌祈祷，反映了其时人民对帝王与祖先的一种良好祈愿和敬天畏命感情，从中折射出上古时代人们的心态和民俗状况，是宝贵的民俗材料。

周代文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产生了不同于前代而又深刻影响后代的礼乐文化。其中的礼，融汇了 [[ 周代 ]] 的思想与制度，乐则具有教化功能。《诗经》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表现了周代的这种礼乐文化，成了保存周礼有价值的文献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均为燕飨乐章，它们或燕乐嘉宾，或臣工祝颂天子；而《 [[ 寥萧 ]] 》则为燕远国之君的乐歌。从中可知周朝对于四邻远国，已采取睦邻友好之礼仪政策，反映了周代礼乐应用的广泛。又如《 [[ 小雅·彤弓 ]] 》，记叙了天子赐有功诸侯以彤弓，说明周初以来，对于有功于国家的诸侯，周天子均要赐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颁发。相比之下，《小雅·鹿鸣》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诗是王者宴群臣嘉宾之作。“周公制礼，以《鹿鸣》列于升歌之诗。”朱熹更以为它是“燕飨通用之乐歌”诗中所写，不光宴享嘉宾，还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从而显示了“周公作乐以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

除燕飨之礼外，《诗经》反映的礼乐文化内容还有：《召南·驺虞》描写春日田猎的“春蒐之礼”；《小雅·车攻》、《小雅·吉日》描写周宣王会同诸侯田猎；《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写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农等诸神；《周颂》中多篇写祀文王、祀天地，可从中了解祭礼；《 [[ 小雅·鸳鸯 ]] 》颂祝贵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会诸侯检阅六军，可分别从中了解婚礼、军礼等。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ref name="中国作家协会">{{cite web |url=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1/2011-12-14/109514.html |title=《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accessdate=2011-12-14}}</ref>， [[ 李白 ]] 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 [[ 曹操 ]] 、 [[ 嵇康 ]] 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不仅创立了 [[ 中国诗歌史 ]] 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 [[ 节奏韵律 ]] 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 [[ 上古时代 ]] 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 域外影响===《汉书》记载，西汉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化，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确证是公元五世纪的遗物。新、旧《唐书》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波斯人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 中国与印支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文化交流也始于汉代。 汉 书》记载 武帝曾征服南越，分置九郡 ， 西 推行 汉 时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长安学习汉文 朝的教 化 ，1959—1979年在新疆连续发掘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毛诗郑笺小雅》残卷 ， 确证是公元 作为 五 世纪 经之首 的 遗物。新、旧 《 唐书 诗经 》 也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罗马 必然 进 行经济文化 入。在古代漫长的 交 流 往中 ， 波斯人多 这些地区的国家都 有通 晓 汉学 者 的人士 。 唐建中 在越南据史书记载：[[李朝]]十世以《诗经》为科试内容，黎朝十 二 年（781）所立 世科试以 《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小雅·青蝇]] 》 的撰写者景净是叙利亚 句为题，士 人 无不熟诵《诗经》。从12世纪开始出现古越南文学多种译本 ， 他在碑 越南诗文、 文 学故事 中 广泛 引用《诗经》 二三十处 诗句和典故，影响了越南文学的发展 ， 这证明《诗经》从丝绸之路外传历史相当悠久 某些成语并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

魏晋南北朝时期 唐代[[日本]]遣唐使来长安留学 ， 以后也不断有 中国 五经传入朝鲜。当时朝鲜半岛百济、新罗、高丽三国分立 学者去日本讲学 ， 据《南史》记载，541年百济王朝遣使请求梁朝派遣讲授《毛诗》 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 的 博士，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前往 发展 。 新罗王朝于765年规定《毛诗》为官吏必读书之 第 一 。高丽王朝于958年实行科举制 个日译本出现在9世纪，以后选译、全译和评介未曾中断 ， 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 译注、 讲 学《诗经》在朝鲜形 解、汉文名著翻刻， 成 为 几个世纪的 学术 风气 。到16世纪 ， 朝鲜大学者许穆精研中国 使《诗 经 学，现仍保存着他 》广泛流传。日本诗歌 的 发展与 《诗 经 》 说 有密切联系 ， 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 《诗 经 》 说全面 影响，作家纪 贯 彻了孔子 之（？~946） 的 诗教思想。18世纪初编纂出版的朝鲜第一部时调 《古今和歌 集 《青丘永言 》 ，开拓了朝鲜近代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 的序 文就 言 明：它的编纂 几乎 是 借鉴孔子编订 《 毛 诗 经 大序 》的 思想 翻版，目加田诚的译本被评价为信、达、雅，受到研究者 和 经验 文学爱好者的欢迎 。 韩国67所大 日本当代 学 中文系讲授《 者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成立日本 诗经 》 学会 ， 其中34所专门开设了必修或选修的 出版会刊 《诗经研究》 课程 。

唐代日本遣唐使 《诗经》在[[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通过 来 长安留学 华的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19世纪初叶起 ，以 后也不断有 法国为 中 国学者去日本讲 心的欧洲汉 学 升温 ， 从而促进了日本封建文化的发展。第一个日 《诗经》 译 本出 介呈 现 在9世纪 繁荣景象 ， 以后选译、 欧洲的主要语种都有了 全译 本，而且趋向雅致 和 评介未曾中断， 精确。关于是散译还是韵 译 注、讲解、汉文名著翻刻 ， 曾形 成 韵律派和散译派之争。韦理的译本可作 为 几个世纪 西译追求“雅” 的 学术风气 典型 ， 使《诗经》广泛流传。日本诗歌 把原著译成优美 的 发展与《 抒情 诗 经》有密切联系 ， 为了体现原著的思想性 和 歌 艺术性，打乱原来 的 诗 体 、 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 内容 和风格都深受 分类，附录又将 《诗经》 影响， 作 家纪贯之（？~946）的《古今和 为中国诗 歌 集》 的 序言几乎是《毛 代表与欧洲 诗 大序》的翻版，目加田诚 歌比较研究。高本汉 的译本 被评价 可作 为 追求“ 信 ”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 、 达 方言 、 雅，受到研究者和 古韵、古 文 学爱好者的欢迎 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 。 日本当代学者于二 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 十 世纪70 年 代成立日本诗经学会，出版会刊《诗经研究》 的影响 。

《诗经》 [[北美]] 在 欧洲的传播开始于公元16世纪，通过来华的传教士译介给欧洲读者。19 二十 世纪初 叶起，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汉学升温， 期才开始 《诗经》译介 呈现繁荣景象 。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 ， 欧洲的主 重 要 语种都有了全 译本 ，而且趋向雅致和精确。关于是散译还是韵译，曾形成韵律 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 派 和散译派之争。韦理 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 的 选 译本 可作为西译追求“雅”的 《孔子颂诗集 典 型 》（1954） ， 把原著 海陶玮（J·R·Hightower）的全 译 成优美 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 的 抒情诗，为了体现原著 全译本。庞德 的 思想性和艺术性 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 ， 打乱原来的体制和作品次序，重新按内容分类，附录又将 他向美国读者特别推崇以 《诗经》 作 为 源头的 中国 古典 诗歌 的代表与欧洲诗歌比较研究。高本汉的译本可作为追求“信”的典型，他是语言学家，在训诂、方言、古韵、古文献考证诸方面都倾注功力。这两部译著在西方产生几十年的影响 。

北美在二十世纪初 [[沙俄]]时 期 才开始 原已有15种 《诗经》 译介。单篇译文大量散见于期刊和各种选集，重要 译本 有美国新诗运动领袖意象派大师埃兹拉·庞德（E·Pound，1885~1972）的 （ 选译 本《孔子颂诗集典》（1954），海陶玮（J·R·Hightower）的 和 全译 本、麦克诺顿（Wenaughton ） 的全译本。庞德的英译曾引起热烈讨论 ，50年代以后 ， 他向美 由于中苏两 国 读者特别推崇以《诗经》为源头 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 的 都是 中国古 典诗歌 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

沙俄时期原已有15种《诗经》译本（选译和全译），50年代以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文化交往大有进展，从事译介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和科学院院士，以王西里院士、什图金院士、费德林通迅院士的影响最大。  [[ 波兰 ]] 、 [[ 捷克 ]] 、 [[ 罗马尼亚 ]] 、 [[ 匈牙利 ]] 也都有《诗经》译本。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一些经济文化发展迟缓的国家和地区，独立后迅速发展， [[ 新加坡 ]] 、 [[ 马来西亚 ]] 、 [[ 印巴 ]] 次大陆都正在传播《诗经》。 [[ 越南 ]] 社会科学院列《诗经》越文全译为国家项目，蒙古文全译也即将完成。《诗经》正以几十种语文在世界传播，在各国的《世界文学史》教科书上都有评介《诗经》的章节。诗经学是世界汉学的热点。

[[ 孔子 ]]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不学诗，无以言”。

[[ 孟子 ]]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 荀子 ]] ：“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 司马迁 ]] ：“《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董仲舒 ]] ：“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 何休 ]]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

[[ 朱熹 ]]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第一次明确提出《诗经》是里巷歌谣（民歌）说；二是淫诗说。特别是在谈及“郑风”时，他认为“郑风”十有八九都是淫诗。

[[ 梁启超 ]] ：“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 胡适 ]] ：“《诗经》并不是一部经典，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

[[ 鲁迅 ]]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

[[ 比奥 ]] （M·EdouardBiot）：“（《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也是一部真实性无可争辩的文献。”

[[ 费德林 ]] ：“《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