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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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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国家文物局顾问，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曾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基本信息

人物说明----文物界著名专家

出生日期----1922年7月26日

出生地点----北京

主要成就----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国籍 ---- 中国

职业 ---- 教育科研工作者

知名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人物简介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国家鉴定委员会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三大代表、国家文物局顾问。现为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起草者和执笔人。1922年7月26日出生于北京。年轻时接触进步思想，高中二年级时毅然辍学，准备与弟弟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但因道路封锁，辗转到上海，经人介绍帮郑振铎先生做事。期间，主要从事郑振铎先生所编书籍的目录抄写、印刷等工作，重点参与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编辑出版。

个人事迹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副处长，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并负责开拓水文、地震考古新领域。

　　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1999年他亲赴浙江舟山定海考察，是第一批阻止定海文物破坏的专家之一；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87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垂暮之战”

　　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90年代后，各地政府纷纷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老城“改造”。所谓改造，即是拆毁古旧的道路建筑，盖起高楼大厦；又或是像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样，打散原有的旧城结构，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这样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为当地获得财政收入，又能产生政绩。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这个过程中的牺牲，也许不过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一点点副作用。

　　“一开始我毫无办法。”谢辰生叹着气。“当时唯一的转机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看到这个情况，提出皇城应该整体保护。我马上去找刘淇，说很赞成他的看法，并给他出了一些主意，他也接受我的意见。

　　“以身殉城”

谢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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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给中央写信。”那时是2003年9月。谢辰生在信里说：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护），现在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中央重视，刘淇重视，从此北京危旧房的改造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优先，总算把开发商通通赶走了。

　　“所以说，还是有些成效的，慢慢地有所改善吧。”谢辰生脸上终于露出微笑。

　　保下北京的成绩虽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历数老先生这些年倾尽全力进行的名城保卫战的成与败，确切地说，败是彻底的败，胜，也总是打点折扣。

　　“文物古建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而即使是现在，北京老城保护依然存在危险：北京市总体规划划定的33片保护区，只占老城面积的29％，保护区里又分了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这重点与非重点之间，控制区和保护区之间，弹性很大。至于

　　其他城市，有时更是鞭长莫及。

　　就在谢辰生最近住院检查的这段日子里，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度告急。

　　1980到1990年，历史街区曾因旧城改造被严重破坏，只有数块孤立的明清街区仍点缀在秦淮河边，更是弥足珍贵。然而2006年，南京市“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启动，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建一空的局面。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姚远得知这个信息，致函数百位文物保护专家及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毁老城。谢辰生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他上书温家宝，促使总理派人到南京调查，把事件暂时压了下来。但时隔两年，风声过后，南京的拆建工程又再抬头。

　　在保城之战中，“很多人都会退缩，因为利益相关，或者因为失望。只有谢辰生从不会。”志愿者们说。

　　早期，他在文物局任业务秘书，后来是研究室主任，再后来是班子里的顾问，从未踏上过权力的巅峰；他和老伴所住的家，还是水泥地面，桌上那盏80年代的老台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书房

　　说起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不能不提我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先生。这位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起草者和执笔人，曾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月24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安贞里小区国家文物局的宿舍，拜望这位86岁的老专家。谢老住3层，虽然房间不大，但在这里住了20多年，已很习惯。进了谢老的房间，就像进了书的世界，无论坐在哪里，都会觉得被书包围着，而这些书大都是与文物、保护文物有关的。写字台临南窗，桌上放着笔筒、烟缸、台灯，摆满了书刊：《资本论》、《北京城市学院学报》、《文物保护法通论》、《明清史事沉思录》、《走进太行古村落》等。

　　写字台背后的书柜里装满了书，有时在书桌前累了，谢老喜欢在书柜前的藤椅上靠一靠。藤椅旁的地上也堆着书。床在北面，靠墙一排书柜与门后之间的夹角里，有一个书箱：壬寅消夏录，上面也堆满了书，还是《藏传佛教遗像》、《玉器》、《哈尔滨保护建筑》、《小城镇建设设计丛书》、《南京山水成林》等文物保护之类的专著。

　　西面两个单人沙发，其中一个上面也放着书。墙上一幅唐墓出土的仕女画像复制品，更显得屋中文物气氛浓厚。虽然86岁的高龄，谢老仍然身体健朗，总是奔波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有关文物、文物保护的会议和现场上。居家也是穿着西装，似乎随时都要外出似的。

　　出生在北京的老专家对北京的文物保护情有独钟，他认为2005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对北京旧城要整体保护的概念。尤其高度评价后来出台的《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认为它把文物保护工程和民生建设工程有效地统一了。“我们的祖先创造了那么丰富的文化，我们有责任继承、发扬。我们要懂得，只有留

　　住历史文化遗存，才能留住我们的根。”谢老一番肺腑之言，使我明白了谢老为什么至今还在为保护文物奔走着，为保护北京古都风貌奔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