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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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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box 古籍person|image =[[File:Zi zhi tong jian by sishmaguan.JPG|300px]]|图像说明=资治通鑑残稿|全 姓 名 = 《'''资治通鑑'''》司马光| 原名 =|别名 =《'''通鑑'''》|撰者 圖像 = [[ File: 司马 光]]（1019年－1086年）光1.jpg| 託名作者 =缩略图| 编集者 =center| 辑录者 [https://p1.ssl.qhmsg.com/dr/270_500_/t01e28f6bb7b77f0865.jpg?size=|文字 = [[中文355x482 原图链接]]|国家 = [[中国]]| 成书年代 圖像說明 = [[ 北宋]]（1071－1086年）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 亡佚年代 出生日期 =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 伪託年代 國籍 =中國| 注解者 别名 =涑水先生| 篇数 職業 =|原书篇数 =|今本篇数 =|卷数 =294卷|原书卷数 =|今本卷数|章回 =|最初著录 =|版本 =|分类 = [[ 史学]]家| 题材知名原因 = 主持编纂中国 历史 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 上第 一 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 部编 年 （西元959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知名作品 =
}}
《'''资治通鍳'''》<ref>「鑑」为鍳之古字，故古作鑑，今作鍳，两字相通。</ref>，简称「'''通鑑／通鍳'''」，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代）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曹魏蜀汉东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重要的地位。
==成书==
《资治通鑑》是继《[[春秋 (史书)|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作者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朝|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淮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资治通鑑》编修工作艰钜，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ref>《[[文献通考]]》引司马光《与宋次道书》：“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鑑》为事，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馀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ref>，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ref>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绪年间胡元常刻《通鑑全书》时曾根据《通鑑考异》作《通鑑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民国以后，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资治通鑑述论》）；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ref>，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泌|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鑑》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ref>[[袁枚]]：《随园随笔·诸史》</ref>。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资治通鑑》述[[庞勳]]时，除用[[郑樵]]《彭门纪乱》，亦引[[韦昭度]]《续皇王宝运录》、[[贾纬]]《唐年补录》等私家著述；又如《平剡录》专记“太和末擒越盗裘甫、平剡县”之事，温公虽用《平剡录》，却不提诈降及计诱，又兼存《玉泉子见闻录》之论。《资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观与[[社会史观]]，而别于官修新旧唐书之中央史观。
《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末尾[[傅奕]]临终前描述：
其近乎神话色彩的史料来源则是唐人李亢《[[独异志]]》、[[韦绚]]《刘宾客嘉话录》和宋朝[[王谠]]的《[[唐语林]]》。另一角度来看，大量引用野史则容易于造成史料可信性失之考辨，[[朱熹]]即认为《通鑑》误信《孔丛子》，“则考之不精甚矣”。<ref>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孙季和》</ref>清人[[周中孚]]亦对通鑑引用《赵飞燕外传》之文有微词，“司马公反引其最 纰 批 缪之语以入史籍，则失考之甚矣”。<ref>[[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三《子部》之“飞燕外传”条</ref>
《资治通鑑》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曆，以夏曆为主，作为全书的骨干，若同年有二年号以上，则以后来者为定。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ref>司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ref>，各人先修「长编」<ref>司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ref>，编写「长编」时常在每一事中间空一行以备剪贴，务求其详尽，“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接下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纪〉成书六百余卷，经司马光剪裁、编定为八十一-{卷}-<ref>李焘《进续通鉴长编表》-{云}-：“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ref>。如果发现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最后方能定稿。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如[[淖方成]]“祸水”之语则采及《飞燕外传》<ref>《百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 :“或云伪书也，然通德拥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祸水灭火一语，司马公载之《通鑑》矣。”</ref>；[[张彖]]“冰山”之语则采及《[[开元天宝遗事]]》，并小说亦不遗之<ref>《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ref>。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资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写成，[[李焘 (宋)|李焘]]《巽岩集》载：“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鑑草稿，盈两屋。”<ref>《巽岩集》今已佚，此据《[[文献通考]]》引述其父廷鸾之言。</ref>。
== 原稿 ==
《资治通鑑》残稿今存仅8-{卷}-，目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稿33.8×130公分，共29行，465字，记载东晋永昌元年（322年）一年的史实，自永昌元年正月[[王敦]]即将作乱起，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子皝入令支而还止，每段史事开端约一、二字或四、五字，以下接“云云”二字。有宋[[赵汝述]]、[[葛洪]]、[[程垓]]、[[赵崇龢]]跋；元[[柳贯中]]、[[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右]]、[[任希夷]]跋<ref>据《珊瑚网》及《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原稿尚有韩性、吴莱、甘立三跋，到了乾隆年间《[[石渠宝笈]]》著录时此三人之跋已佚。</ref>。
司马光大量的从正史中节录史料，又能随时加以剪裁陶铸，文字风格如出一手。<ref>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成就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材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他在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ref>《通鑑》并没有太多僻字，以简洁明白为主<ref>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称司马光其人其文：“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ref>。例如《[[后汉书]]》宦者列传第六十八记载[[郑众 (宦官)|郑众]]：
《资治通鑑》卷第四十八则改为：
《资治通鑑》加强了“帝由是贤之”一句，使得行文流畅，更明白易懂。《资治通鑑》强调防微杜渐，因此认为东汉的宦官为害之烈，实肇始于郑众受到重用，“宦官用权，自此始矣”。《资治通鑑》这种强调“前因后果”的概念，贯穿全书，又如司马光认为[[汉武帝]]逼死[[戾太子]]，实肇始于“尧母门”，而汉祚不亡则是武帝“晩而改过，顾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ref>司马光《资治通鑑》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ref>中唐时，平卢节度使[[王玄志]]病死，高丽人[[李怀玉]]杀玄志之子，推[[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姑息，以希逸爲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这时司马光发表议论：“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馀年。”<ref>《资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ref>。《通鑑》又记[[牛李党争]]的开端。长庆元年（821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杨殷士]]皆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翰林学士[[李德裕]]和[[李绅]]说段文昌所言是实情。结果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杨大恨，从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ref>《资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页7790-7791。</ref>。《通鑑》又认为[[朱温]]篡唐乃宦官弄权所致。
又如司马光改为《后汉书》卷四十七的班梁列传：{{cquote|懂（[[梁懂]]）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懂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觿，羌遂奔散。}}
东汉与[[羌族]]之间的战争维持百馀年，直到建宁二年（169年）东羌始为[[段颎]]平定。《资治通鑑》卷49改“羌遂奔散”为“羌稍退散”，更符合史实：
司马光引用《[[三国志]]·张飞传》之言，写定关羽与张飞两人的性格缺陷，并认为张飞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喜虐待士卒<ref>初，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之，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三国志》卷三十六蜀书六 关张马黄赵传）</ref>：
另外，司马光《答范梦得书》论修书事说 ：{{cquote：cquote|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诗赋等若止为文章，诏诰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并吿存之。}}
《资治通鑑》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储君，[[屈原]]自沉[[泪罗江]]<ref>[[马端临]]《[[文献通考]]·统籍考》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于“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冀储君，严光加足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说司马光相信谏楚怀王入秦的事是[[昭雎]]，而不是屈原。</ref>，[[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姚崇]]的“十事要说”<ref>司马光对“姚崇十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怀疑：“当时天下之事，止此十条，须因事启沃，岂一旦可邀，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今不取”。</ref>，悉阙而不录<ref>[[钱穆]]在《中国史学名著》页221（三民书局版1980年三版）称《通鑑》不载[[鲁仲连]]「义不帝秦」事，但今考此事见于《通鑑》卷五周纪赧王五十七年。</ref>，但对吴起舟中议事<ref>《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ref>、魏文侯不失虞人之约则取之。《通鑑》对于迷信、怪诞、符瑞、图谶亦不取<ref>司马光说：“凡国家灾异，本纪所书者，并存之；其本志强附时事者，不须也。谶记，如李淳风言武氏之类，及因而致杀戮叛乱者，并存之；其妄有牵合，如木入斗为朱字之类，不须也。相貌符瑞，或因此为人所忌，或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谄者伪造，或实有而可信者，并存之，其馀不须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书武三思门；或因而生事，如杨慎矜墓流血之类，并存之，其馀不须也。”</ref>，如刘邦入秦，有五星聚东井之；但对于破除迷信之事则取之，如[[刘裕]]伐[[南燕 (国号)|南燕]]，或劝以「往亡不利」，刘裕以「我往彼亡」对之而最终大胜；又如[[吕才]]受命[[刊定]]〈阴阳杂书〉、[[范缜]]作〈神灭论〉等皆取之。<ref>但是《通鑑》卷二百一十五，还是记载[[安禄山]]的“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说。对此胡三省注曰：“通鑑不语怪，而书安禄山飞鸟食蝗、庙梁产芝之事，以著禄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ref>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云}-：{{cquote|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纯父曰：“诸文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
司马光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ref>《宋史》卷336《司马光传》</ref>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ref>[[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三章第四节《孙甫与司马光》谓：“温公之书，每訾短变法，毁斥用兵之类，盖亦以激于熙宁间事，翻爲全璧之暇，正不少也。”</ref>《通鑑》即批评[[商鞅]]变法，说“此四君者（四位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李悝]]变法更是隻字未提，并且盛讚[[曹参]]谨尊[[萧何]]律。司马光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资治通鑑》；儘管司马光宣称“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ref>《传家集》卷四九〈请革弊札子〉</ref>，但哲宗元右元年（1086年），他重新执政之后，却尽废新法，[[苏轼]]无奈的说：“又是一个拗相公”，虽然司马光将历朝党争提写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却深陷于党争之中不可自拔，《资治通鉴》也差点为[[新旧党争]]所毁<ref name='毁' />。
==影响==
司马光的《资治通鑑》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ref>{{cite book |language =zh-hans|author=郭金、I11<li门荣|title=《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year=2009|publisher=中共党史出版社|location=北京|pages=第116页|isbn=9787509801536}}</ref>[[File:Wang Fuzhi.jpg|thumb|180px|left|[[王夫之]]著《[[读通鑑论]]》]]
《通鑑》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履祥]]作《[[资治通鑑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鑑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鑑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繫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资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鑑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鑑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鑑论]]》，清代[[徐乾学]]的《[[资治通鑑后编]]》、[[毕元]]的《[[续资治通鑑]]》。[[王应麟]]有书《[[玉海]]》，书裡面有一部《通鑑答问》。[[伍耀光]]辑《通鑑论》，前有史事简介，[[季亮时]]辑《司马温公通鑑论》，[[宋晞]]《司马光史论》专辑「臣光曰」，最为简略。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鑑学”。金朝人亦好读《通鑑》，[[完颜璹]]与[[蔡珪]]、[[萧贡]]并称金源一代《通鉴》三大名家<ref>《遗山集》卷三六《陆氏〈通鉴详节〉序》</ref>。完颜璹“读《通鉴》至三十馀过”<ref>《中州集》卷五《完颜璹小传》</ref>，[[元好问]]说他“于书无所不读，而以《资治通鉴》为专门，驰骋上下千有三百馀年之事，其善恶、是非、得失、成败，道之如目前，穿贯他书，考证同异，虽老于史学者不加详也”<ref>《遗山集》卷三六《〈如庵诗文〉序》</ref>。
*《通鉴》卷66记建安十八年“九月，[[杨阜|阜]]与[[姜叙|叙]]进兵，[[卤城之战|入卤城]]，昂、奉据祁山，以讨超。超闻之，大怒，赵衢因谲说超，使自出击之。超出，衢与梁宽闭冀城门，尽杀超妻子”，《三国志》则记为建安十九年正月。司马光于《考异》中对此说明为何记于建安十八年。
*《通鑑》卷71记载张紘死于太和三年（吴黄龙元年，西元229年），此是依据《建康实录》。严衍《资治通鑑补》移至建安十七年「孙权治建业」段之后，未作说明。卢弼《三国志集解》注张紘应死于建安十六年。
*《通鉴》卷74记载[[蒋琬]]卒年为正始六年“冬，十一月”，而《三国志·后主传》则称：“（延熙九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卒”。应以《三国志》为 准 淮 。
*《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ref>[http://www.zhangye.gov.cn/Article/sznj/200712/60141.html 王秉德，《隋炀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线考释——兼论《资治通鉴》记载之失误》] {{webarchive|url=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20020040/http://www.zhangye.gov.cn/Article/sznj/200712/60141.html |date=2008-05-20 }}</ref>。
*《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四月条载：“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泾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按武德九年四月无“丁卯”、“庚午”、“癸酉”、“戊寅”，日期完全错乱。<ref>王觅道：《通鉴纪时纠谬十则》</ref>
帝览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民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辣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永览前戒」一语很明显是摘录了《后汉书·明帝纪》：“永览前戒，竦然兢惧。”，但何谓「前戒」，通鑑并无说明。查《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第二原文为{{cquote|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歎。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歎。”即是「前戒」之语被司马光所误删。又如《通鑑》卷一百一十八载：“（刘）裕以（王）康为河东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胡注曰：“详考上文，未知平等为何人？”显然[[胡三省]]也被难倒了，今考《[[宋书]]·王康传》，“平等”即指[[邵平]]等人，为温公所误削。又《通鉴》卷一七八记载[[杨勇]]之说：“若有谏者，正当斩之，不杀百许人，自然永息。”此处“不杀百许人”应是“不过杀百许人”之误，漏失“过”字而失原意，诸如此类，“误删”或“漏句”的例子在《通鑑》中可谓屡见不鲜。
== 参见 ==
*[[资治通鑑考异]]
;体例类似
==参考文献==
* 《通鑑学》，张须著，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9
* 《资治通鑑疑年录》，吴玉贵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通鑑胡注表微》，陈垣著，辅仁学志13，1、2，1945、1946。
== 外部连结 ==
* [http://www.guoxue123.com/shibu/0101/01zztjhz/index.htm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_国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