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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編輯紀事本末體史書,也是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凡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共1300多年。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原文,只是撰寫方式改易。取《資治通鑑》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239事,另附錄66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為了方便閱讀,分為戰國至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四部分。

目錄

史書簡介

《通鑑紀事本末》:是南宋袁樞依據司馬光《資治通鑑》編撰的一部史書。

此書是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它開創了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先例。

食材

作者

《通鑑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惇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惇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鑑》的困難。由於《通鑑》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

據說,《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鑑》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鑑舉要歷》,把《資治通鑑》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背景

袁樞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鑑》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鑑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鑑》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鑑》,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

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鑑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鑑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鑑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鑑》,但對《通鑑》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鑑》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

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評價

《通鑑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鑑》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總之,《通鑑》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鑑》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鑑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畫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還有,《通鑑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鑑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版本

《資治通鑑》是一部濃縮了中國古代政治運作、權力遊戲的歷史巨著,但它採用編年體,事件分散,閱讀起來頭緒紛亂,難得完貌;南宋袁樞用完整記錄事件本末的方式整編《資治通鑑》,編著了《通鑑紀事本末》。《通鑑紀事本末》將1300多年的歷史,轉換為一個個完整連續的故事,給閱讀帶來極大方便。[1]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