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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英

基本信息

郭世英(1942-1968)，在郭沫若先生的11个子女中他排行第八，在郭沫若先生的7个公子中，他排行第六。1942年出生在陪都重庆。自幼聪明过人，才华出众的郭世英经过打磨之后本来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然而一场"文化大革命"使这个"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作家、学者周国平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死时年仅26岁。

个人生活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这封信，不但透露出世英和民英(主要是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不到20岁的他，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但他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

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作为一代文豪，郭沫若在文学领域的建树和对两个儿子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后来也回忆说:"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使郭世英在同龄人里显得异乎寻常。 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名传京都的101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但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又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被迫中断学业，下放到河南铁泛区西华农场劳动。事情的缘由须从"X诗社"说起。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的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读诗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牟敦白的双亲是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他对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于立群也以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诗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金蝶则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有人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诗社的离经叛道。公安人员很快对此案进行了处理。X诗社成员无一不交代自己的"反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