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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城市化的概念也不尽相同。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农村地区或者自然区域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经济学上从经济模式和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生态学认为城市化过程就是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社会学家从社会关系与组织变迁的角度定义城市化。
城市化是多维的概念，城市化内涵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主要是产业结构的城市化）、地理空间城市化和社会文明城市化（包括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关系等的城市化）
目录
基本认识
城市化的表现
一般认为，是一个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左河水诗）。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中国当今的城市化（城镇化）应是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而不是给“房地产化”代言。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但应试教育中普遍将城市化率划定在40%~50%间。
该现象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资本城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主要核心内容之一。该学说认为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创建过程是在资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结果，是资本本身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人造环境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为了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和创建的，资本主义下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也承载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资本主义下的城市过程是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二者互动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资本的城市化。城市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空间结点。
城市化的经济动力学原则：资本积累、资本流通、 资本循环、资本增值
资本第一循环矛盾与城市化过程（工业资本生产的基本矛盾）：资本过度积累形成的过度积累危机 。
资本第二循环矛盾与城市化过程：
第一循环中工业生产面临回报率下降时，资本转向第二循环，投资于人造环境的生产 。
城市人造环境为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的资本提供投渠道和机会（为第一循环矛盾提供出口）
金融机构的信用系统和国家的协调干预克服投资不足，使第一循环向第二循环平稳完成 。
“城市人造环境的形成和发展是工业资本利润无情驱动和支配的结果，资本家按自己的意愿创建城市人文物质景观。”——马克思
资本第三循环矛盾与城市化过程：
第二循环中也由于资本过度积累的趋势而使投资机会很快饱和；
第三循环向科学、技术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有关的健康、教育等投入；
第三循环同样并没有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与世界体系理论结合。
原因
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提高；
乡村地区和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
高速公路的发展，私人小汽车的普及。
发展趋势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对建筑业有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乡镇城区改扩建项目的上马，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大面积开工，建筑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和中心城市的发展预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高速起飞。
合理布局
要使城市有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带动能力，其城区人口规模应在200万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税费，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否则服务不足或腐败；这也正是人们都涌向北上广深成渝等特大城市的根源），最好是300万以上（才能支撑较发达的公共交通业，比如地铁和航空等）；当城区人口超过1600万人口时，会发生较严重的城市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的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有较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住房问题、交通问题等。
中国有约14亿人口，至少将会有10亿城镇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200-1600万人口，200公里范围内1000-5000万人口），建设更多（50个左右）的大都市区（可增设新省或直辖市），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200公里内），并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与城市病的矛盾。
“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另外，要使“中心镇（县城）”能有效带动全县乡村，“中心镇（县城）”到县域边界以20—30公里（公交的合理距离）为宜。
发展阶段
正常的广义城市化进程都会经历从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过程，但是本质上讨论的城市化是不包括逆城市化的。而这一过程不足以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二次城市化解决。联合国碳熵行动纲领是人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指导纲领，让占地球2%面积却消耗地球80%资源的城市可持续科学发展。
再城市化
在世界范围内，已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进行再次城市化，形成世界新的经济、社会可持续中心，为二次城市化，所形成的的城市即为新的世界中心。
1.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一工业化经济及远距离物流交换模式形成的通胀危机，利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通胀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通胀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一特征；
2.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前提，缺少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形成的能源危机，利用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绝能源危机而形成的新的无能源危机的城市，是其第二特征；
3.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掠夺与人类共生的生物质资源，超出了人类的预期，城市随经济利益的驱使而无限扩大，掠夺了大量的可生产粮食的土地资源，使粮食形成了新的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消除通胀危机、能源危机同时消除了粮食危机而形成的无粮食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三特征；
4.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牺牲了人类生存质量使养老和就业发生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农事很好的解决了就业和养老问题而形成无养老就业危机的城市为其第四特征；
5.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燃烧化石能源形成的单一工业经济而形成的人类无法在生存的气候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很好的解决了气候危害而形成无气候危机的城市为其第五特征；
6. 针对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城市化历史遗留的对水的无限制使用而形成的无水危机，能自产能源的碳熵城市用水是原有城市水消耗的百分之一，从而解决由水消费而引起的水资源危机而形成的无水资源危机的城市为其第六特征。
针对上述第一次城市化的历史遗留而形成的多项危机，联合国碳熵行动纲是世界二次城市化的纲领指南。
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围地带，这就是郊区城市化。
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区郊区人口向外迁移，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出现了与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动的现象。逆城市化也称城市中心空洞化。
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衰败，而是城市化扩展的一种新形式，它是建立在城乡差别近于消失、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乡村、小城镇的交通、水、电、信息等设施完善，再加上优越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久在城市中面对浑浊空气、噪声的大城市居民到乡村、城镇暂住、定居，从而导致逆城市化现象，如美国、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逆城市化现象明显。
具体表现在大城市中心区萎缩；乡村人口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
中国的城市化行动
上山下乡运动，着重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进行了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城镇一胎化（计划生育），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增长而实行的城镇生育一胎政策。随着我国进入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时代，中共十八大报告（2012年）已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也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适应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趋势，统筹解决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积极意义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
作为区域发展的经济中心，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又促进城市的发展；促使生产方式、聚落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
人口转化
城市能够创造出比较多的就业机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人口，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逐渐转移。
产业调整
城市化过程能够卓有成效地带动广大农村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工业发展
城市化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
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的推进，使现代化大城市成为主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进而提高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
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乡村广泛地扩散和渗透，影响着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发展动力
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无非两种，一种是推力，一种是拉力。推力指使人群离开乡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来到城市的因素。推力如人地矛盾加剧，自然灾害频发，收入低，生活水平差，社会服务资源短缺等；拉力如就业机会多，社会服务资源丰富，交通便捷，文化设施齐全等。
不利影响
环境问题
经济影响
地价上涨，成本上升。
粮食问题
农民大量离开原耕种土地，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存在隐患，这不利于中国国家发展和政局稳定。
例如在山西临汾市永和县赵家沟村的2500多亩耕地中，尽管还很少有撂荒的现象，但是前景不容乐观。种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劳动力都是60岁左右的农民，纯朴的农民大叔大娘，出于对土地和耕种的自然感情依然坚守耕作，但是每人平均要经营20-30亩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力“超负荷运转”。该村已经出现种粮的农民不足，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这些地区农田分散，土地流转实践也不成熟，社会资本进入集中耕种的积极性并不高。如果若干年“农民荒”没有得到缓解，农村已经存在的“撂荒”现象将会愈演愈烈，由于粮食生产的季节性，一次发生，影响一季，持续发生，将会恶性循环，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 如果中国高层进一步关注农村劳动力不足问题，借助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正能量，重新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办集约化大农业，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和农业机械化，这样城市化就有利于农村大发展，也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反过来，农村的现代化的发展，会剩余更多的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会进一步促进中国工业的规模，促进城市化进一步的提高。
大城市病
当今中国的大城市病已经相当严重。交通拥挤、资源紧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在困扰着城市的进步。中国大城市的建设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开始在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而许多特大城市也开始着手兴建“卫星城”希望能解决大城市病的诸多问题。如北京市改委主任丁向杨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会议上向市人大作报告时提到，北京市将按照现代化生态城市的标准，公开招标确定高水平规划设计，建设几个适合五十万以上人口居住、就业的新型“卫星城”，借以来疏散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但是，实际运行中发展“卫星城”很多的时候却是使城市更加“臃肿”，“城市病”的现象更加突出。因此，解决城市病问题，在发展“卫星城”进行分散型城市化的时候同时应注意不要把城市变的更“臃肿”。近两年，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一些地方的城镇化侧重于大规模、高强度的“造城运动”，部分透支了城镇化的红利。
城市职能转化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集中化”为特征，第二阶段则以“分散化”为特征。于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发展较快。中国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发展“城市圈”“卫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职能和周边郊区职能的转化和协调发展。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城市应该不断加强“城市带”和“区域经济”的规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职能的不断演进，是中心城市良好发展的前提，同时也是解决大城市病、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
城进农退城市化 城市化带来的问题的确触目惊心。曾经有学者概括，现代城市化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病”，表现在住房、交通、环境、就业、安全、卫生等方面；二是“城市文化病”，即人们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
有西方学者提出，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西式的“城进农退”城市化。由于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这种扭曲的城市化注定对自然、对农村、对弱势群体不厚道，难以避免无根性和不可持续性。
上述概括或有偏颇之处，却有助于戳破以大城市为基调的西式城市化的美丽神话, 让我们直面现代城市化问题，寻求对策。大城市病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不好，将直接威胁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生态安全。用大卫·格里芬的话来说，“如果放任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将在全球追求无节制的发展中走向终结”。
现代城市化的弊端表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城乡共荣的城市化模式十分必要。这种新模式应该是现代城市化的升级版，主张都市与田园交融、工业与农业和睦，发展有机、有根、有情的“审美城市”。
西方国家正在展开的社区支持型农业、城市农业以及城镇转型等运动，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探索。
社区支持型农业运动在美国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里年轻人下乡从事农耕，开设小型有机农场。社区支持型农业不仅是城市反哺农村，更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绿色”通道。社区支持型农业鼓励更多小农户采取有机农耕的方式来善待土地，真正体现了“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厚道。
一度陷入低迷的城市农业运动再度焕发生命力。人们日益意识到，单纯以经济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于农业获益很低，但考虑社会和生态方面的回报，“其价值就会凸现出来”。在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增加绿色植物，缩减粮食生产环节和减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城市农业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城镇转型运动”是另一种有根化努力。“城镇转型运动”起源于英国托特尼斯郡，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和重建当地生态复原力，因地制宜减少能源消耗，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这种新型城市化路径在西方至今尚未大规模出现。
对于中国，官媒和官方学者认为中国不仅有“天人合一”等优秀文化传统，还有从工业文明提前跨入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中国的高铁、移动多媒体、新能源等技术，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荣提供了重要支撑。这种城乡并茂的城市化如果成功了，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将为世界和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历史进程
早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期，就出现了城市。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极其缓慢。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才涌现出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和商业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1800～1950年，地球上的总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23倍。在美国，1780～1840年的60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从2.7%上升到8.5%。1870年美国开始工业革命时，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不过20%，而到了1920年，其比例骤然上升到51.4%。从整个世界看，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为13.6%，1950年为28.2%，1960年为33%，1970年为38.6%，1980年为41.3%。所以，城市化过程是随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
城市化程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总人口数量的差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相差很大。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要远远高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家。1980年，发达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为70.9%，其中，美国为77%，日本为78.3%，联邦德国为84.7%，英国为90.8%，加拿大为75.5%。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为30.1%，其中不少国家低于20%。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的逐步实现而不断提高。苏联城市人口的比例，十月革命前约为18%，1961年达到50%，1981年上升到65%。其他东欧国家，如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城市人口的比例都超过50%。
中国城市化进程
《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介绍说，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迄今大致包括1949-1957年城市化起步发展、1958-1965年城市化曲折发展、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滞发展、1979-1984年城市化恢复发展、1985-1991年城市化稳步发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发展等6个阶段。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报告显示，2011年城镇化率达51.27%。 中国城市化进程：特点为起步晚，水平中等，速度快。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2019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这是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
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2021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改革开放后。
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城市化进程，也要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思想，首先需要广大农业劳动者有真正的择业、择地自由，打破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为枷锁，完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在城市化的各个阶段都要充分注意城市化过程中人的利益。
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过而且还将要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要坚持城市化本身从促进人们的生产方式、改善人们的生产方式、提升人们价值观念的出发，以此来监督和指导我们的工作；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长久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1年12月19日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城市化成为继工业化之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截至2017年末，中国各省域的城镇化率可以分成四个层次，（指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
第一层次：包括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城镇化率为80%～90%
第二层次：包括广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重庆、辽宁等7个省区，城镇化率为60%～70%
第三层次：包括黑龙江、山东、湖北、吉林、宁夏、海南、山西、陕西、河北、湖南、安徽、青海、内蒙古等13个省区，城镇化率为50%～60%
第四层次：包括四川、新疆、广西、河南、云南、甘肃、贵州、西藏等8个省区，城镇化率不足50%
现实问题
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存在五大战略性弊端：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对应的非匹配；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地表达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三是中国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五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
就地型城市化
就地型城市化是指原来的农村地区，在并无城市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情况下；由于某种资源的发现和开发或者由于对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民脱离土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村地域转化为城市地域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镇化的过程。
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多 、城乡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农村的繁荣，必然要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实现，现有的大城市无力吸收数以亿级的农村人口，只能以投资少、设施简单的小城镇、小城市起步。通过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就可以暴露出农村地区城镇化中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产生于农村地区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又阻碍着该地区城镇化的进行。
调好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初见成果，在进行新一轮深化改革成果的过程中，我们仍需要摸索前进。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面临着新一轮城镇建设的高潮。我们知道，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农村的中介，应充分利用该地区的资源，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同时也应注意经济的协调发展。很多地区仍存在盲目上项目、造成重复投资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很多浪费，更重要的是贻误了时机，使城镇化现代化过程滞后。由此，作为与农村紧密相连的城镇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应切合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一些西部落后地区，因为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短缺，开发初期启动相当困难。为迅速提高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我们可建立优化的产业发展顺序，即首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第三产业，如旅游、商贸等产业，以其促进地区发展资金的原始积累，并沟通外界，为合理引进外部资金和技术打下基础。而后相应发展其他适合该地区的产业和相关工业，由此带动该地区的合理持续健康发展，切忌急于求成。
地方政府投资
2012年，地方政府投资欲望强，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安徽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和湖北“十二万亿”投资等多个区域振兴规划陆续出台，地方政府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角，中央项目投资增速的回落更多的反应了中央政府为防止过快增长而有意控制投资节奏。
提高人口素质
农村地区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过程。随着工业化生产在农村地区的普遍和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是农业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化服务的完备。人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城市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加快农民进城，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培训就业以及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使村民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基础教育是影响中国未来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教育资源呈不均分布，地区的文化水平低下势必影响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到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加强对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注重对城市化主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城镇（市）化进程中需要长期重视和亟需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学术争论
学术界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极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多元发展论、城市体系论等。
小城市论
1983年，中国城镇化道路学术研讨会一致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各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道路也应各具特色”。讨论会的总结报告注意力的焦点在“积极恢复和发展小城镇，特别是广大的农村集镇”，小城市“是符合理性的，是有生命力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现实和“小城镇大战略”的导向，以及既定城乡制度的惯性作用下，这种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几乎是独占鳌头的。
大城市论
有学者认为应重点发展“条件较好的大中城市”、“中心城市”。有学者（饶会林、曲炳全，1989）则明确指出大城市具有远大于小城镇的规模效益。还有学者提出适合国家当前条件的100万—400万人口的优化城市规模区间。也有学者认为城市规模效益仍然在发挥主要作用，需适当放宽对大城市规模上的限制。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在落后地区，大城市必然要首先发展，形成“极核”，然后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多元论
也有学者试图从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中寻求平衡，提出农村城镇化和“城市圈为中心的提高内涵为主的”城市现代化、城市内涵化的二元（或多元）城镇化道路模式，或大中小城市互相协调，东中西部差异化发展道路。
中等城市论
《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于1984年提出“中等城市论”。
城市体系论
随着城市化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周一星，1988）提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而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城市体系发展道路受到重视。
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了建立智慧城市的设想，认为智慧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接着在2009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计划，并且决定投入100亿至120亿欧元用于智慧城市建设。欧盟智慧城市建设主要包括智能建筑、智能能源网络、智慧城市交通和智能医疗系统等方面。与其他地区相比，欧盟的智慧城市建设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智能经济。欧盟已经挑选出大约30座城市作为建立智慧城市的首批试点。
欧盟有关专家认为，智慧城市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建立在城市各大系统整合、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交互、普通百姓广泛参与的基础上的。智能化城市要求城市的管理更加精细、环境更加和谐、经济更加高端和生活更加舒适。与数字城市相比，智慧城市更加聚焦民生与服务，更加鼓励创新与发展，更加强调感知与物联，更加强调公众参与和互动。欧盟的智慧城市评价标准包括智能经济（即创新型经济）、智能移动（即不仅是智能交通，也延伸到教育、购物等领域）、智能环境（即注重城市的生态环境）、智能治理（即政府管理模式的调整和改善）等多种指标。据有关机构评比，瑞典、芬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等国的城市智能化程度相对较高。
总的看来，物联网在欧盟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物联网除了交互的职能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基于这些交互信息之后提供的智能决策和服务。近些年来，欧盟委员会一直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欧盟内部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并将发展物联网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发展物联网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继续加大物联网投入，关注点是重点技术，如微电子、非硅组件、定位系统、无线智能系统网络、安全设计、软件仿真等；二是在绿色汽车、能源高效建筑、未来工厂和物联网这四大领域加强与私营企业的合作，以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到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
物联网不仅可以在传统的物流领域帮助企业提高经济效率和节约成本，还可以广泛应用于道路、交通、医疗、能源等领域。欧盟认为，物联网的发展应用将为建设智慧城市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作出重大贡献，如健康监测系统将帮助人类应对老龄化问题，“树联网”能够制止森林过度采伐，“车联网”可以减少交通拥堵，“电子呼救系统”在汽车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时可以自动呼叫紧急救援服务。欧盟有些成员国推出的物联网应用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如欧盟成员国在药品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专用序列码，确保药品在到达患者前均可得到认证，减少了制假、欺诈以及分发中的错误。又如瑞典为解决斯德哥尔摩交通拥挤问题，通过使用射频识别技术以及利用激光扫描、自动拍照和先进的自由车流路边系统，自动检测标识车辆，向工作日白天进出市中心的车辆收取费用。结果，斯德哥尔摩的交通拥堵降低25%，交通排队所需时间下降50%，城市污染下降15%。
智能电网是欧盟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智能电网的发展主要是由欧盟主导。欧盟负责制定整体发展目标和方向，并且提供政策及财政支持。在2010年至2018年间，欧盟计划对智能电网的总投资额约为20亿欧元。早在2001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就率先在全国安装了3000万台智能电表，建立起智能化的用电计量网络。当时，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全面实行远程抄表，主要是想解决上门扰民和浪费人力的问题，同时避免误抄或误算现象。 如今，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通过安装智能电表来建立智能电力信息系统，更多的是为了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
一方面，智能电子信息系统能够让电力公用事业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对电力的使用情况进行远程监控，用户也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评估来计算自己的能源消费量，从而节省大量的资金和能源。
另一方面，智能电网运行管理中心可以借助智能电力信息系统对电力供应和需求同时实施控制，不仅可以实现供求负荷变化的及时调节，而且可以调节用电设施的运行状态，稳定电网运行，改善供求双方的运行经济性。
与以往供求双方以合同方式规定负荷水平的作法不同，智能电网可以对供求关系的变化作出更为及时的反应和进行精确调节，从而确保电网的电能质量。此外，欧盟希望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将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电力融入欧洲电网。
为了建立智能电网，英国已经宣布在2019年前为英国3000万处住宅及商业建筑物安装5300万台智能电表，法国则计划从2012年1月起将所有新装电表更换为智能电表。欧盟委员会认为，建设智能电网是今后10年内欧洲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一。
四种模式
1.珠江三角洲模式：对外开放——外资企业建立——工业化——城市化
2.温州模式：小商品经营——个体私营企业—— 工业化——城市化
3.苏南模式：大城市扩散——乡镇企业——工业化——城市化
4.东北模式：森林、矿产资源开发——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工业化——城市化
表现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中，农业、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比重彼此消长，不断变化；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成正比；城市化水平高，不仅是建立在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也是农业现代化的结果。
进度
1、城市化水平指标
此指标的公式是：PU=U÷P×100%；式中：U——城市人口；P——总人口。
2、城市化速度指标
此指标的公式是：TA=1÷n（PUt+n—PUt）；式中：TA——城市化速度；n——两时刻间的率数；PUt+n、PUt——在t+n年和t年的城市人口百分比；要注意，公式中城市化速度（TA）的单位是城市人口比重平均增长（或减少）的百分点，而不是百分比。
3、城市化质量指标
城市化质量指标并不单一，而是综合各种指标的指标体系，这里采用叶裕民提出的衡量城市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并作稍微改动，分为两大体系。
城市现代化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素质的综合反映，具体体现在城市发展水平的方方面面。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划分为三大类11个指标。
第一类，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指标。主要包括3个指标：人均GDP（元/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类，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指标。包括4个指标：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方米），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万人拥有医生数（人），万人拥有电话机（包括移动电话）数（部）。
它们分别反映交通、医疗卫生、通信的发展水平。第三类，人的现代化水平指标。
包括4个指标：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万人拥有在校大学生数（人）、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以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平方米）。分别反映人的素质和人的居住环境状况以及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与乡村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结为一体，互补融合、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
衡量城乡一体化的指标体系理论上包括4个指标：第一产业与第二、第三产业平均利润率，城乡之间物质流和信息流状况，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异。
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选择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反映生活水平）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反映生活质量）两个指标来计算中国当前城乡一体化的水平。
发展对比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特点不同。
发达国家
1.起步早。
2.城市化水平高。
3.出现逆城市化现象。
发展中国家
1.起步晚，发展快。
2.城市化水平较低。
3.城市发展不合理。
例如巴西，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4，城市化问题十分严重。
表现方面
旅游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可以说“城市化”并不等同于“工业化”，以旅游业为导向的“非工业化”城市化模式，是一条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之路。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方向，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实现城镇化的主导性原则，引导城镇化建设走“美丽”之路，让“美丽中国”成为宜居、宜业和宜游的中国。
其次，要坚持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维持和强化地方个性，把文化塑造作为牵引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通过文化建设使地方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游规划、组织好产业业态，旅游导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倡导的是“非工业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现代新型的实体经济为主体，构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带动物流、资金流”的新型产业结构，用创新的业态创造出比传统业态更好、更高、更有质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
最后，要着力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贡献率和社会贡献度，以旅游产业的高贡献率使其成为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主导性产业，同时发挥旅游产业吸纳就业数量大、容纳就业口径宽等优势，使其成为承载地方就业的基础性行业，让旅游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吸纳地方就业、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旅游的介入可以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问题，还有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农民福利、城市建设等的谁来投资的问题。产业的布局发展问题解决了，也就从根本上解决投资问题和发展问题。换而言之，就是用旅游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人的城市化
中央多次表态城市化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城市化大趋势的市场背景下，各地热衷于新区、新城的报批，一些新区、城市副中心规划大批量出台，预计未来将会有大规模新城涌现。 首先，调整与改革地方政府业绩评价指标，弱化GDP等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导向的指标，强化一些新型的集约型的经济评价指标。
其次，从调控角度而言，通过长效调控机制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础。形成了相对稳定宏观经济发展预期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环境，这样才会避免房地产投机与炒房市场行为，防止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而出现的“空城”现象。
第三，房地产不再依靠“政策市”这条路来刺激区域规划与房地产市场开发，而是根据区域产业布局需求，使城市、资本、产业与人口的协调发展，逐步进行城市化的过程。
第四，发展产业新城，要产业先行，切实做到“产城融合”。
气象影响
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的相关研究表明，城市化是影响降水的重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