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鄂州之戰 |
 |
|
中文名稱： 鄂州之戰 發生時間： 1258年一1259年 地點： 鄂州 主要指揮官： 忽必烈 |
鄂州之戰是1258年一1259年(蒙古蒙哥汗八年至九年，南宋寶佑六年至開慶元年)，在蒙哥攻宋之戰中，忽必烈率蒙古東路軍攻鄂州的作戰。
另一次鄂州之戰是元至元十一年(南宋咸淳十年，1274),元軍突破鄂州(今武漢武昌 )地區江防。[1]
事件背景
南宋寶佑六年，蒙哥汗八年(1258年)二月，蒙古大汗蒙哥決定發動全面侵宋戰爭，徹底征服南宋。西路由蒙哥親征攻四川，宗王塔察兒率東路軍攻荊山(今安徽懷遠西南)，以分宋兵力。十一月，由於塔察兒攻宋不利，蒙哥改命其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忽必烈統領東路軍。蒙哥妄想在踏平川蜀後，與忽必烈的東路軍攻下鄂州會師，直趨南宋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同年十一月，忽必烈自開平(今內蒙古正蘭旗東北閃電河北岸)啟程。
南宋開慶元年(1259年)七月，忽必烈軍至汝南(今屬河南)，得知蒙哥死於釣魚城，誤為謠言，遂採取招降與進攻兩手，繼續前進。八月十五日，忽必烈率主力渡過淮河。二十日，破大勝關(今河南羅山南)，宋戍兵皆遁。萬戶張柔率軍攻最險要的虎頭關(今湖北麻城東北)，先與宋軍戰於沙窩(今河南商城西南)，其子張弘彥將宋軍擊敗，繼而破守關宋兵。二十一日，忽必烈至黃陂(今湖北黃陂北)，三十日，率軍抵長江北岸。時任南宋沿江制置副使的袁玠是權臣丁大全的黨羽，為政橫徵暴斂，當地百姓無不痛恨。及蒙古軍至，漁人盡獻漁舟濟師，並充作嚮導。九月初一，從攻四川的宗王末哥遣使告蒙哥死訊，請其北歸爭汗位。忽必烈為立戰功，仍率師渡江。
戰役開始
九月初三，忽必烈登上陽邏堡北，俯瞰大江，見江北有武湖，湖東江岸筑陽邏堡，南岸即滸黃州，宋軍以大舟扼江渡，擁兵10萬，戰船2000，陣於江中，水陸陣容嚴整。蒙古軍當即遣軍奪大舟2艘，連夜準備舟楫，欲奪據點陽邏堡，強渡大江。
初四晨，風雨昏暗，諸將以為不可渡江。忽必烈不從，令揚旗伐鼓，分兵三道並進。勇將董文炳率敢死士數十百人沖其前，乘艨艟擊鼓急進，直達南岸，諸軍亦竟相爭渡，宋軍迎戰，三戰皆敗。習水戰的部將張榮實率軍乘輕舟鏖戰於北岸，獲宋大船20艘，俘200人，斬宋將呂文信。水軍萬戶解誠部將朱國寶，率精兵與宋軍戰於中流，凡17戰，奪宋船千餘艘，殺溺宋兵甚眾。宋軍三道皆敗，陽邏堡防線也累遭失敗，蒙古軍遂迅速渡江。董文炳派董文用以輕舟渡江，向忽必烈報捷。忽必烈聞報大喜，傳令全軍進圍鄂州城，同時以一部兵由鄭鼎率領襲江西;另遣兵於湖南接應繞道大理而攻擊宋朝腹地的兀良合台軍。
結果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決定撤軍，從牛頭山出發後，一面聲言趨臨安，留大將拔突兒等帥諸軍繼續圍鄂。一面於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的閏十一月初一，還駐青山磯。第二天，忽必烈在長江岸邊，派張文謙告諭諸將，6天後撤離鄂州;自己率軍北返，開始了爭奪蒙古汗位的鬥爭。
南宋方面，鄂州之戰的結束使南宋擺脫了一場近似亡國的危機。作為總指揮的賈似道班師回朝，隻字不提議和的事情，上表稱"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宋理宗親自在臨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彥博故事，郊勞於城外"，"擇日對御賜宴"，讚揚賈似道"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下詔加其少傅、衛國公銜，可謂隆恩浩蕩。賈似道自此走上了南宋末位權臣的道路。參與鄂州之戰的諸位大將也都各有封賞，呂文德兼領夔州路策應使，賜錢百萬;守鄂州的高達升為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賜錢五十萬;守潭州的向士壁遷兵部侍郎;劉整升任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
歷史認識
關於賈似道是否曾提出過這麼喪權辱國的議和條件，自宋代以後的歷史文獻都言之鑿鑿，稱賈似道先是準備對蒙古割地賠款，但突然趕上忽必烈撤軍，因此他趁機對宋理宗謊稱大捷，不承認曾經答應過向蒙古承諾過割地賠款之事。後來為了掩飾這段罪行，賈似道還故意扣留蒙古使者郝經，不讓他與宋理宗相見。如《中國史綱要》中就稱:"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幣，雙方劃江為界。"
對這種說法，學者屈超立提出質疑，指出:"鄂州之役時，宋蒙之間曾就議和進行使節接觸，這是沒有疑問的。但蒙古方稱賈似道提出以稱臣和'割江焉界，且歲奉銀、絹二十萬'的條件退軍，卻是頗值得懷疑的。"並進一步否定有所謂的"鄂州之和"存在，他認這是忽必烈的策略。一是以此為攻宋翻舊賬， 尋找口實、製造輿論;二是可以看成是蒙元的離間之計，混淆事實，以此製造宋廷內部的混亂;三是蒙古軍全力攻打鄂州卻無功而返，畢竟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說成是南宋妥協投降，就可以為失利的蒙古軍開脫。
可以試想，假設賈似道真的給蒙古開出了這麼優惠的條件，那麼蒙古在撤軍之後理應遣使過來要求兌現，或者在以後侵宋時也可大肆渲染，但是翻遍史書都不見這種記載。如果說因賈似道隱瞞住了真相，那麼南宋不見記錄情有可原，蒙古方面也無記載就不合情理了。再有，當時賈似道僅僅是宋軍的前敵主帥，還不是後來一手遮天的權臣，割地、賠款、稱臣等如此重大的事情必須請示宋理宗。秦檜在權勢熏天時，主持紹興和議依然要靠宋高宗做主;更何況這時的賈似道呢?而且，忽必烈作為一個頗有政治手腕的人，難道會去和無權做主的敵方大臣達成和議嗎?
在此提出一種觀點:真實的歷史情況應是有"鄂州議和"，但無"鄂州和議"。賈似道鑑於雙方力量達到平衡，就遣使勸蒙古退兵。宋朝歷來有議和傳統，賈似道象徵性地提出歲幣只是權宜之計，但所謂的劃江、稱臣並不存在，這既是賈似道不敢去做的，也是他根本做不到的。可能有人疑問:為何賈似道不乘勝追擊呢?這種想法頗有紙上談兵、強古人所難的味道。鄂州之戰只是守城戰，而宋軍在戰役前後一直苦苦支撐，絲毫未曾占據過上風，防禦尚且困難，追擊野戰恐怕更無勝算。
拋去賈似道執政後期的過錯，他在鄂州之戰中的功勞是不容抹殺的。作為當朝宰相，率軍入援硝煙瀰漫的鄂州城，親臨戰鬥第一線指揮作戰，歷史有幾人能做到?民族英雄文天祥，晚年關押於大都(今北京)時，曾評價賈似道"己未鄂渚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衰也"，客觀地指出了賈似道在鄂州之戰時的勇敢表現。但是，宋廷在鄂州之戰後過分抬高賈似道，令他產生了飄飄然的心態，從此將身上官二代的毛病全部暴露出來，一發不可收拾。
後世之所以認定賈似道在鄂州有過賣國行為，估計是因為賈似道的名聲太臭。加上賈似道在南宋晚年實施"公田法"、"打算法"等改革，觸犯了大批士紳、官僚的既得利益。這些人投降元朝後，寫出的筆記小說中便大用春秋筆法，正人君子高大全，奸佞小人則一無是處，賈似道是典型的奸臣權相，絕不可立功，那就只能賣國了。不過，南宋末年賈似道倒台後，一些有識之士如黃震說:"方賈似道事急之際，嘗約議和。已而往來鄂州與共守戰，嘗獲捷，及元兵解去，遂掩和議不言而自詭再造之功。"宋元之隙的鄭思肖，是一位具有強烈民族氣節的人士，他也認為賈似道是"殆許歲幣"，而蒙古"以許歲幣為誠語"，"遣郝經入使索其物"。他們都不認為鄂州議和是一種錯誤的乃至投降的行徑，而是賈似道為促成忽必烈退兵、爭取時間的一個權宜之針，同時也批評了他事後向朝廷隱瞞真相和扣留使節的錯換行動，可謂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