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欧阳修）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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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创作年代：北宋 文学体裁：词 作者：欧阳修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所作的组词《采桑子十首》的第四首。此词写暮春依栏观湖游兴之感，描写了颍州西湖暮春时节静谧清疏洒的风姿，词人在暮春美景中寄托闲适之情。上片写暮春之景，下片言众人归去之静。全词将西湖清空幽寂的春末境界表现得优美可爱，体现了对大自然和现实人生的无限热爱和眷恋。词以细雨双燕状寂寥之况，于落寞中尚有空虚之感，文字疏隽，感情含蓄。

原文

“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

群芳过后西湖好，

狼籍残红。

飞絮濛濛。

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

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

双燕归来细雨中。

” — 《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全宋词》

译文

虽说是百花凋落，暮春时节的西湖依然是美的，残花轻盈飘落，点点残红在纷杂的枝叶间分外醒目；柳絮时而飘浮，时而飞旋，舞弄得迷迷蒙蒙；杨柳向下垂落，纵横交错，在和风中随风飘荡，摇曳多姿，在和煦的春风中，怡然自得，整日轻拂着湖水。

游人尽兴散去，笙箫歌声也渐渐静息，才开始觉得一片空寂，又仿佛正需要这份安谧。回到居室，拉起窗帘，等待着燕子的来临，只见双燕从蒙蒙细雨中归来，这才拉起了帘子。

作品赏析

这是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写的十首《采桑子》中的第四首，抒写了作者寄情湖山的情怀。虽写残春景色，却无伤春之感，而是以疏淡轻快的笔墨描绘了颍州西湖的暮春景甚爱颍州西湖风光，创造出一种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而词人的安闲自适，也就在这种境界中自然地表现出来。情景交融，真切动人。词中很少修饰，特别是上下两片，纯用白描，却颇耐寻味。

上片描写群芳凋谢后西湖的恬静清幽之美。首句是全词的纲领 ，由此引出“群芳过后”的西湖景象，及词人从中领悟到的“好”的意味。“狼藉”、“飞絮”二句写落红零乱满地、翠柳柔条斜拂于春风中的姿态。以上数句，通过落花、飞絮、垂柳等意象，描摹出一幅清疏淡远的暮春图景。“群芳过后”本有衰残之味，常人对此或惋惜，或伤感，或留恋，而作者却赞美说“好”，并以这一感情线索贯穿全篇。人心情舒畅则观景物莫不美丽，心情忧伤则反之。这就是所谓的移情。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情，道理也正在于此。

过片表现出环境之清幽，虚写出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笙歌散尽游人去，”乃指“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的游春盛况已过去，花谢柳老，“笙歌处处随”的游人也意兴阑珊，无人欣赏残红飞絮之景；“始觉春空”，点明从上面三句景象所产生的感觉，道出了作者惜春恋春的复杂微妙的心境。“始觉”是顿悟之辞，这两句是从繁华喧闹消失后清醒过来的感觉，繁华喧闹消失，既觉有所失的空虚，又觉获得宁静的畅适。首句说的“好”即是从这后一种感觉产生，只有基于这种心理感觉，才可解释认为“狼藉残红”三句所写景象的“好”之所在。

最后二句，“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写室内景，以人物动态描写与自然景物映衬相结合，表达出作者恬适淡泊的胸襟。末两句是倒装，本是开帘待燕，“双燕归来”才“垂下帘拢”。结句“双燕归来细雨中”，意蕴含蓄委婉，以细雨衬托春空之后的清寂气氛，又以双燕飞归制造出轻灵、欢娱的意境。

这首词通篇写景，不带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却从字里行间婉曲地显露出作者的旷达胸怀和恬淡心境。此词表现出词人别具慧眼的审美特点，尤其最后两句营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作者写西湖美景，动静交错，以动显静，意脉贯串，层次井然，显示出不凡的艺术功力。

西湖花时过后，群芳凋零，残红狼藉。常人对此，当觉索然无味，而作者却面对这种“匆匆春又去”的衰残景象，不但不感伤，反而在孤寂清冷中体味出安宁静谧的美趣。这种春空之后的闲淡胸怀，这种别具一格的审美感受，正是此词有异于一般咏春词的独到之处。

作者生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修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天圣八年（1030）进士及第，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在西京三年，与钱惟演、梅尧臣、苏舜钦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宣德郎。三年，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庆历中，以右正言知制诰，参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推行的「新政」。「新政」失败后，外任。

至和元年（1054）丁母艰期满，召还与宋祁同修《唐书》。累迁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州。次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宋史》有传。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并积极培养后进，为北宋文坛领袖。著作宏富，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其诗文杂著合为《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屡遭贬谪。庆历三年（1043）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五年被贬滁州太守。

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所谓「历仕三朝，备位二府」，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既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又喜奖掖后进，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不是出自他的门下，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政论、史论、记事、抒情各体兼备，内容充实，文风流畅婉转。《朋党论》、《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等为历代传诵。

诗歌风格多样，有的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有的写得沉郁顿挫，有的写得清新秀丽。《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对花间、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有咏史怀古的词篇，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亲朋故旧唱和，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放旷达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如《采桑子》、《渔家傲》诸阕，描绘西湖景物，写得清新洒脱。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有的大胆率真，并注重心理刻划，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词集有《六一词》、《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醉翁琴趣外编》。史学方面，除参加修撰《新唐书》外，又自著《新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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