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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盲》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钱钟书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份内的东西,确有一种意外的喜悦。譬如三年前的秋天,偶尔翻翻哈德门(NicolaiHartmann)的大作《伦理学》,看见一节奇文,略谓有一种人,不知好坏,不辨善恶,仿佛色盲者的不分青红皂白,可以说是害着价值盲的病(Wertblindheit)。当时就觉得这个比喻的巧妙新鲜,想不到今天会引到它。借系统伟大的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材小用,好比用高射炮来打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小店、小学校开张,也想法要请当地首长参加典礼,小书出版,也要求大名人题签,正是同样的道理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

在这一点上,苏东坡完全跟我同意。东坡领贡举而李方叔考试落第,东坡赋诗相送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时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识文章比作不别颜色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文盲这个名称太好了,我们该向民众教育家要它过来。因为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譬如说,世界上还有比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识字更多的人么?然而有几位文字语言专家,到看文学作品时,往往不免乌烟瘴气眼前一片灰色。有一位语言学家云:“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拜聆之下,不禁想到格利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假如苍蝇认得字——我想它是识字的,有《晋书.苻坚载记》为证——假如苍蝇认得字,我说,它对文学和那位语言学家相同。眼孔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大,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我坦白地承认,苍蝇的宇宙观,极富于诗意:除了勃莱克(Blake)自身以外,“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的胸襟,苍蝇倒是具有的。它能够在一堆肉骨头里发现了金银岛,从一撮垃圾飞到别一撮垃圾时,领略到欧亚长途航空的愉快。只要它不认为肉骨头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们尽管让这个小东西嗡嗡的自鸣得意。训诂音韵是顶有用、顶有趣的学问,就只怕学者们的头脑还是清朝朴学时期的遗物,以为此外更无学问,或者以为研究文学不过是文字或其它的考订。朴学者的霸道是可怕的。圣佩韦(Sainte-Beuve)在《月曜论文新编》(NouveauxLundis)第六册里说,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于是产生了印象主义的又唤作自我表现或创造的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离不开印象,但是印象何以就是自我表现,我们想不明白。若照常识讲,印象只能说是被鉴赏的作品的表现,不能说是鉴赏者自我的表现,只能算是作品的给予,不能算是鉴赏者的创造。印象创造派谈起文来,那才是真正热闹。大约就因为缺乏美感,所以文章做得特别花花绿绿;此中有无精神分析派所谓补偿心结,我也不敢妄断。他会怒喊,会狂呼,甚至于会一言不发,昏厥过去——这就是领略到了“无言之美”的境界。他没有分析——谁耐烦呢?他没有判断——那太头巾气了。“灵感”呀,“纯粹”呀,“真理”呀,“人生”呀,种种名词,尽他滥用。滥用大名词,好像不惜小钱,都表示出作风的豪爽。“印象”倒也不少,有一大串陈腐到发臭的比喻。

假使他做篇文章论雪莱,你在他的文章里找不出多少雪莱;你只看到一大段描写燃烧的火焰,又一大节摹状呼啸的西风,更一大堆刻划飞行自在的云雀,据说这三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雪莱。何以故?风不会吹熄了火,火不至于烤熟了云雀,只能算是奇迹罢。所以,你每看到句子像“他的生命简直是一首美丽的诗”,你就知道下面准跟着不甚美丽的诗的散文了。这种文艺鉴赏,称为“创造”的或“印象主义”的批评,还欠贴切。我们不妨小试点铁成金的手段,各改一字。“创造的”改为“捏造的”,取“捏”鼻头做梦和向壁虚“造”之意,至于“印象派”呢,我们当然还记得四个瞎子摸白象的故事,改为“摸象派”,你说怎样?这跟文盲更拍合了。

捏造派根本否认在文艺欣赏时,有什么价值的鉴别。配他老人家脾胃的就算好的,否则都是糟的。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在这里表现得更清楚。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

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痛恨文学的人,更不必说:眼中有钉,安得不盲。不过,眼睛虽出毛病,鼻子想极敏锐;因为他们常说,厌恶文人的气息。“与以足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夺其齿”;对于造物的公平,我们只有无休息的颂赞。[1]

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建树。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台湾著名作家、诗人兼讲座教授余光中分析当代中文时,常称道钱西学列于中国人之第一流,两岸三地之作家如陶杰宋淇,行文之时,亦多交许赞之。钱氏于中文一面,文言文、白话文皆精,可谓集古今中外学问之智慧熔炉。[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