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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弘集（朝鮮語：김홍집，1842年—1896年），朝鮮王朝後期政治家。字敬能（一作景能），號道園、以政學齋，本貫慶州金氏，曾用名金宏集（김굉집，因避清朝乾隆帝「弘曆」名諱，故公文中均將其名寫作金宏集，1894年復名金弘集）。金弘集屬於朝鮮開化派，行事穩健，思想開明，行政能力優秀，被譽為「救時之才」。從政早期親近中國，屬於「事大黨」；甲午中日戰爭後轉為親日派，在日本的扶植下組建內閣，出任總理大臣，主導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1896年「俄館播遷」後被殺。1910年平反，諡號「忠獻」。
家庭
金弘集娶郡守洪在善之女南陽洪氏為妻，無子，共有二女，其中長女婿是大韓民國首任副總統李始榮。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納平壤白氏為妾，生一子夭折。 俄館播遷後，「夫人洪氏聞亂自經死，乳子死襁褓中，人尤憐之」。 隆熙四年 （1910年）將金春熙（金弘集之侄）之子金教英直接過繼給他為養孫。
生平
出使風波 主詞條：朝鮮策略 金弘集出身名門慶州金氏，是一個官宦世家。他是慶恩府院君金柱臣（朝鮮肅宗之妃仁元王后金氏的父親）之五世孫，其父金永爵官至開城府留守，並與朴珪壽一起擔任少年高宗的經筵講官。金弘集於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朝鮮憲宗八年）七月六日出生於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自幼接受良好的漢學教育，年輕時即與中國詩人程恭壽遙相訂交，酬唱詩歌。同治六年（1867年，朝鮮高宗四年）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次年庭試文科丙科及第。高宗對他老師的兒子中舉非常欣慰，曾下旨道：「新榜進士金弘集，即講官金永爵之子也，特為賜樂。」 然而金弘集科舉及第這年（1868年）父親金永爵去世，兩年後其母昌寧成氏亡故，所以金弘集丁憂達5年之久。同治十二年（1873年，高宗十年）起復為權知承文院副正。光緒二年（1876年，高宗十三年）被外放為興陽縣監，其間有惠政，饑荒時救活了數萬饑民。 他在那裡任職3年，隨後調任中央，歷任戶曹、工曹、兵曹、禮曹參議等職務。
光緒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金弘集被任命為修信使，出使日本，於五月二十八日陛辭，六月二十五日登程，七月六日抵達東京。金弘集此次出使的任務是與日本協商仁川不開港、米谷禁運、關稅改訂、公使駐紮等《江華條約》簽訂以來朝日間的懸案，但沒有成功。當時的日本正在開展明治維新，金弘集對日本的發展嘆為觀止，他在給國王高宗李熙的報告書中稱讚日本說：「通商惠工凡厚生之方，無不為之，故民無一游食，而日以繁庶。」 後來他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也提到他出使日本時「見政府制度之精美，人民生業之勤實，而上下協同，國耳忘私，心固自主之操，氣雄獨立之概，深庸欽嘆」。 更重要的收穫是，金弘集在日本頻繁會見清朝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人，與他們進行筆談，商討國家富強之策。何如璋和黃遵憲屢次勸朝鮮積極對外交往，「與各國並馳大洋」，黃遵憲更是親自撰寫一本名為《朝鮮策略》的小冊子，送給金弘集（同時附贈鄭觀應所著《易言》）。《朝鮮策略》的中心思想是朝鮮應當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共同抵禦沙皇俄國的南下，同時接受西方先進科技，以求自強。金弘集對黃遵憲的建議產生強烈共鳴。他在日本滯留一個月，歸國時將《朝鮮策略》帶回朝鮮，進呈給高宗國王和領議政李最應（興寅君）閱覽。高宗和李最應都對《朝鮮策略》深表贊同和折服，金弘集隨即被提拔為禮曹參判。 然而，《朝鮮策略》卻在朝鮮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儒生高舉「衛正斥邪」的旗幟，大力抨擊《朝鮮策略》。其中住在慶尚道的退溪李滉後裔李晚孫於光緒七年（1881年，高宗十八年）聯合300多名儒生在首都漢城伏闕上疏，號稱「萬人疏」，罵黃遵憲為「禽獸」，指責金弘集：「自古以來，衣君之衣，食君之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膺專對之任，居具瞻之地，而齎奉辱國之書，達之天陛；藏弄誣聖之說，播之朝着。張皇寇賊之勢，恐動人心；憑藉勻衡之威，鉗制眾口。」 史稱「辛巳斥邪運動」。江原道儒生洪在鶴更是主張將金弘集「斷其頭懸之藁街」。 金弘集一時成為眾矢之的，承受很大的壓力，不得不連上三道奏疏，請求免職。高宗一方面將金弘集轉移到京畿道富平府，以避風頭；另一方面對上疏儒生嚴厲鎮壓，處死和流放多人。這年十一月，風波基本平息以後，金弘集才重返任上，被任命為統理機務衙門通商司經理事，開始參與處理朝鮮的外交事宜。 對外交涉 光緒六年（1880年，高宗十七年）十一月，日本辦理公使花房義質來朝鮮，金弘集被任命為講修官，負責與花房周旋，談判公使駐京與仁川開港問題。在花房的脅迫下，朝鮮方面被迫允諾日本公使常駐漢城，並在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開放仁川港。光緒八年（1882年，高宗十九年）三月，金弘集作為副全權大臣，隨全權大臣申櫶前往仁川，同美國代表薛斐爾展開締約建交的交涉。金弘集是交涉的實際負責人，在交涉過程中，參與斡旋的清朝官員馬建忠對金弘集印象甚佳，評價道：「金宏集年逾四旬，望之似三十許人，通達識時務……蓋國中佼佼者」。 四月六日，金弘集參與簽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標誌着朝鮮的國門全面開放。隨後，金弘集又負責同英國、德國的使臣交涉，其間他被調任為工曹參判。 同年六月九日，朝鮮爆發了「壬午兵變」，掌握實權的朝鮮王妃閔妃逃走，李最應等大臣及多名日本人在亂中被殺，高宗李熙的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利用兵變重新執政。金弘集本來被在華的領選使金允植預測「必死」 ，但其實他在變亂發生之際及時逃走，只是宅邸遭到破壞，大院君穩定了秩序後又重返朝中。 壬午兵變爆發二十日以後，日本和朝鮮的宗主國——清朝相繼派軍隊進入朝鮮，日本強迫朝鮮進行賠償，並要求取得駐軍權；清朝則準備問兵變之罪，藉以強化其宗主權，同時牽制日本。趙寧夏和金弘集被大院君派去迎接和慰勞清軍將士。清朝將領吳長慶見金弘集，問他兵變為何發生，金弘集卻一直自責，吳長慶嘆曰：「吾聞小人文過，君子責躬，其斯之謂乎？」於是對金弘集深相敬重。
七月十三日，大院君被清軍誘捕，抓到中國問罪，既而兵變被清軍鎮壓下去。金弘集獲得重用，參與處理壬午兵變的善後問題。他隨奉朝賀李裕元前往仁川，與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談判。日本提出的要求基本上獲得應允，朝日遂簽訂《濟物浦條約》。其後金弘集又作為陳奏兼謝恩副使，隨正使趙寧夏前往中國向清廷「謝恩」，同時在《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上簽字。歸國後，金弘集被任命為禮曹判書，後又兼任督辦交涉通商事務（外務督辦），成為朝鮮對外交涉的最高負責人。 此時，開化運動在朝鮮方興未艾。金弘集與金允植、魚允中等人一樣，是主張維持中朝宗藩關係、推行漸進式改革的「穩健開化派」，而另一派「急進開化派」（開化黨）則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人為代表，要求立即脫離中國獨立，效仿日本進行全面改革。金玉均等開化黨人在光緒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聯合日本發動「甲申政變」，殺死閔妃集團大臣6人，奪取了政權。在組建新政府的同時，開化黨也將「穩健開化派」的人物吸收進來，金弘集即被任命為漢城府判尹。 但甲申政變爆發不到3天就被袁世凱率領的駐朝清軍鎮壓，金玉均等亡命日本。 金弘集在甲申政變期間表現良好，充分表現了他的才能和忠誠，史載「是時百僚雜沓，朝著無序，弘集插紙筆行縢中，承旨、史官、大臣之職唯諾記注，一身當之，無闕事，觀者嘖嘖，咸服其干敏。上之在景佑宮也，弘集奔問至門外，攔截不得入，顛撲雨雪，呼號道路，逢人輒問：『聖上安候若何？』涕凍於面，如是者數日。」 金弘集在甲申政變失敗後拜相，擢升為議政府左議政，同時負責處理甲申政變的遺留問題。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金弘集代表朝鮮與日本簽訂了《漢城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日本將其參與甲申政變的責任全部推卸掉，並取得了更多的權利。 當時金弘集是走「東道西器」路線的穩健開化派的代表人物，故開化黨（急進開化派）對他很不滿，尹致昊曾批評道：「金左相厚蒙王恩，責重一國，而狐媚蠅附，泥舊害新」，並稱金弘集親華的言行令人作嘔 ；守舊派也不喜歡金弘集，金炳始在甲申政變後與金弘集同時被拜為政丞，卻妒忌金弘集活躍政壇、掌握實權，故兩人關係非常不和。 於是金弘集在《漢城條約》簽訂不久後即卸下左議政職務，改任判中樞府事。當時金弘集與金允植、魚允中並稱「三傑」，又被戲稱為「三履」，意思是此三人就像雨天穿的鞋一樣，下雨時用，雨過天晴後就被棄置一邊。 金弘集留任判中樞府事，實質上是明升暗降，因為這雖然是從一品的高官，卻只是西班的閒職而沒有實權。光緒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和光緒十四年（1888年，高宗二十五年）兩度被拜為左議政，均在不久之後辭職，歸任判中樞府事。光緒十五年（1889年，高宗二十六年）被外放為水原府留守一年，任內發生民亂。此後他就一直擔任判中樞府事，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
甲午更張 主詞條：甲午更張 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朝鮮爆發了東學黨起義，清朝和日本同時出兵朝鮮，政局十分動盪緊張。在這種背景下，朝鮮國內呼籲內政改革的聲音愈發高漲，金弘集作為穩健開化派的資深官員，在被冷落多年後於此際復出，大力倡導改革。他在當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召對中說：「大抵更張雲者，即就其政治之有病弊，變而通之，以合其宜。」 力主在這個內憂外患達到極點的關鍵時刻進行「更張事業」。於是金弘集再度獲得重用，在六月二日被任命為外務總理。六月二十一日，日軍襲擊漢城景福宮，軟禁朝鮮高宗，解散了閔妃集團把持的朝鮮政府，另立興宣大院君上台執政。兩日後，日本挑起了甲午中日戰爭，朝鮮宣布廢除與中國的一切條約，並「委託」日本驅逐駐朝清軍。六月二十五日，在日本的壓力下，反對日本干涉的領議政金炳始下台，金弘集接替他出任議政府領議政，掌握實權。至此，朝鮮親日政權正式形成。 金弘集接到高宗拜他為領議政的教旨以後，便趕赴宮中謁見高宗。在場的大臣還有前領議政金炳始、左議政趙秉世、右議政鄭范朝。金弘集對於日軍占領宮廷感到十分痛心，他對高宗說：「今日國事，何至於此痛迫萬萬？臣甚冥頑忍見，死有餘罪；驚魂未定之中，忽奉匪分之命，曆日憂懼，不知攸為。」高宗說：「以卿老成，當與之臥薪嘗膽，以雪今日之恥，深有厚望焉！」金弘集回答道：「此正上下勿忘在莒之日。而惟有聖志堅定，乾剛奮發，然後可致濟屯回泰之效矣！」在場君臣都表示要斷行改革，充實國力，金弘集就開始擔當內政改革的重任。 內政改革不僅是金弘集的期待，也是日本的指示。金弘集作為開化派人士，一直主張進行近代化改革；同時，他在甲午戰爭後轉化為親日派，加上他本身具有出眾的政治才能，所以得到日本人的重視。日本外相陸奧宗光將金弘集列為「素有以溫和見稱而深孚眾望的前輩」。 日本駐韓公使館書記官杉村濬則稱「領議政的人選，金宏集最為合適」，因此向大院君推薦他。 在他出任領議政的當天，就組建了「軍國機務處」，設於景福宮修政殿，金弘集兼任總裁，參與者均為開化派人士。七月十五日進行官制改革，廢領議政，金弘集就任議政府總理大臣。軍國機務處是主導改革的核心機構，在隨後幾個月的時間內頒布了208條改革法令，對朝鮮政治、經濟、社會進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歷史上將這次由金弘集主導的改革稱為「甲午更張」（詳見詞條甲午更張）。
金弘集一直是甲午更張的中流砥柱。甲午更張期間，面對諸多困難和阻力，「金弘集躍然當之，日執筆坐政府，焦思竭慮，凡所施設，務得其實」 ，他本人為了改革事業，經常辦事到深夜，留宿宮中，很少回家。然而，由於朝鮮時局動盪，甲午更張的許多措施只是一紙空文，根本沒有實行，也不為廣大百姓所認同；軍國機務處實質上也是日本控制朝鮮的工具，當時的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便說：「軍國機務處總之就是日本派，即開化主義者的匯集機關。」 因此軍國機務處實行的很多措施都是其親日性質的直接體現，比如實行銀本位、允許日本貨幣流通，既服務於日本對清作戰的需要，又便於日本的經濟侵略；與日本簽訂《暫定合同條款》和《日朝同盟條約》，投入日本陣營，等等。 然而，金弘集也並非徹底投靠日本，在平壤之戰期間甚至還密通清軍 ，因而日本對金弘集並不滿意，再加上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秋冬之際，原本已受招撫的東學黨重新起義，高舉反日反政府的大旗，而守門將金基泓也在此際上疏攻擊金弘集等大臣為「無君賣國」之「八奸」 ，向日本和親日政權發起正面挑戰，使朝鮮政界更為混亂，雖然金基泓以亂言罪被廢為庶人，但沒有改變金弘集政權面臨危機事實。為了挽回親日政權的危機，日本先以井上馨代替大鳥圭介出任駐朝公使，加緊對朝鮮內政的干涉，然後迫使朝鮮政府赦免甲申政變後長期流亡日本的開化黨人朴泳孝，並於開國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將他安插到朝鮮政府中擔任內務大臣，十二月十二日頒布《洪範十四條》，作為第二次甲午更張的綱領；朴泳孝還廢除了軍國機務處，實行內閣制，金弘集任內閣總理大臣，朴泳孝為內部大臣，建立了金弘集和朴泳孝的聯合內閣（第二次金弘集內閣）。 《洪範十四條》頒布後，第二次甲午更張的改革措施次第展開。第二次甲午更張實際上是朴泳孝主導的，金弘集的權力已經被削弱。朴泳孝本身就是在日本用來牽制金弘集的，比金弘集更加親日，所以他的主政意味着日本加緊了對朝鮮的控制。金弘集和朴泳孝從一開始政見就不同，一個是穩健開化派，一個是急進開化派，加之朴泳孝權力的擴張，兩人之間不可避免地開啟一場權力之爭。在金弘集和朴泳孝聯合內閣內部分化為兩派，一派由總理大臣金弘集、外部大臣金允植、度支部大臣魚允中、內閣總書俞吉濬組成，並非完全親日，主張穩健改革；另一派由內部大臣朴泳孝、法部大臣徐光范等人組成，完全投靠日本，要求激進變革。兩派一直明爭暗鬥，到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初夏圍繞軍部大臣趙羲淵的去留問題達到白熱化。朴泳孝與趙羲淵有隙，設計陷害他，並要求高宗罷免趙羲淵；而金弘集、金允植、魚允中等人則力主趙羲淵留任。高宗早已對金弘集不滿，故在這次政鬥中支持朴泳孝一派。金弘集在為趙羲淵辯解的過程中觸怒高宗，高宗向他呵斥道：「像現在這樣庶政皆由內閣大臣獨斷專行，國王等於無用，朕不如退位，你們成立共和政府來治理國家吧！」 金弘集非常惶恐，不知所措，便於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五月五日辭職。至此，金弘集終於被朴泳孝打倒，一度退出政界。然而過了一個月後，朴泳孝「叛逆陰謀」暴露，高宗召金弘集入宮商議對策，並對罷免他表示悔意，希望他再度出任總理。 其後朴泳孝亡命日本，金弘集先被任命為中樞院議長，又於七月五日取代朴定陽擔任內閣總理大臣，建立了第三次金弘集內閣。
乙未改革
當時閔妃在親日派的傾軋過程中坐收漁利，她趕走了朴泳孝後便掌握了政權。金弘集第三次組閣以後，實權在閔妃為首的親俄親美派（貞洞派）手中，金弘集的權力實際上被架空，因此這個新內閣被戲稱為「金皮閔肉」。 金弘集雖貴為內閣總理大臣，但日子也很不好過，甚至流傳着閔妃集團企圖殺死金弘集以下諸大臣的說法。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秋，日本新任公使三浦梧樓來朝鮮，與書記官杉村濬、浪人岡本柳之助等策劃打着興宣大院君的旗號，入宮殺害親俄排日的閔妃。杉村濬奉三浦之命，在舉事3天前的晚上訪問金弘集，打探其態度。金弘集「頻頻感嘆國家即將危亡，自己力量薄弱，無力挽救」，並露出辭職之意。杉村濬提及辭職，但金弘集卻不急於辭職，稱：「沒有什麼理由的突然辭職，一定會招致懷疑。」杉村濬問道：「如果這樣，閣下有力挽狂瀾的辦法嗎？」金弘集答道：「不得已時只有請大院君的一條路，但目前沒有辦法把大院君請出來。」第二天早晨，杉村濬再度來拜訪，說：「大院君決意舉事，三浦公使也有意幫助他。」金弘集問：「用什麼辦法？」杉村濬說：「這個辦法今天雖然不能說，但我們僅能給你們一個機會，這要通過貴國人之手自己進行，在今天的情況下，對外露出我國力量，顯然是不合適的。」金弘集說：「如果大院君能起事，那就有幸可以挽回今天的危局。現在因為有俄國人的關係，公然藉助貴國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也希望在可能範圍內不公開和貴國的關係。」 可見金弘集對日本人的計劃多少有些了解，也支持大院君入宮取代閔妃，但不主張公開藉助日本人的力量，而且也完全不知道要殺害閔妃。 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凌晨，三浦梧樓操縱朝鮮訓練隊、日軍守備隊和日本浪人攻入景福宮，暗殺了閔妃，史稱「乙未事變」。同時，日本人控制朝鮮高宗，肅清了朝鮮政府的親俄勢力，金弘集內閣迅速大換血，除了內閣總理大臣金弘集和外部大臣金允植依然保留職位以外，其他各部大臣均被親日派取代（第四次金弘集內閣）。同時高宗被迫下詔：「凡百政令，皆先議於內閣大臣」 ，使金弘集內閣的權力凌駕於高宗之上。兩日後，日本脅迫金弘集內閣通過《王后廢位詔敕》，將閔妃廢為庶人，並宣稱日本殺害閔妃的行徑「出自傳聞之訛，無足相信」，替日本掩蓋真相。 但金弘集本人在聽說乙未事變的消息後，試圖以「主辱臣死」之義自殺，被俞吉濬勸阻 ；他還私下對高宗說道：「臣不死而見此變，無辭可奏，願聖心堅確自持，專以宗社為心，他日豈無更復壼位之日乎？」高宗嘆道：「勢所然矣，亦復何哉？」 隨後，金弘集內閣開始進行第三次甲午更張（乙未改革），又按照日本的要求，擬定於九月二十日尊高宗為皇帝，並在登基大典上另立新皇后。至此，金弘集不得不與日本踏上一條船，而他的政權也徹底失去了民心。 然而，乙未事變被兩個西洋人目睹並向全世界披露，極大刺激了朝鮮人的民族感情，也使日本和金弘集內閣承受巨大的輿論指責。在預感到無法掩蓋真相的情況下，日本指示金弘集內閣將隱瞞了兩個月之久的閔妃死訊正式公開，並宣布恢復閔妃的王后地位，為她舉行國葬，還聲明嚴懲殺害閔妃的兇手。此外取消了高宗稱帝及選後的計劃。但這些補救措施已經無濟於事了，人們對金弘集內閣深惡痛絕，將其視為日本的走狗，稱金弘集等人為「倭大臣」，而親俄派也準備反攻倒算，李范晉等親俄分子於十月十二日發動宮廷政變，圖謀殺死金弘集等親日大臣，但事泄失敗，史稱「春生門事件」。接着，金弘集內閣的一步蠢棋更是為其自掘墳墓。開國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弘集內閣頒布了「斷髮令」，同時宣布使用陽曆，改元「建陽」。斷髮令要求所有的朝鮮男子必須剃去髮髻，朝鮮百姓認為這是對父母的大不孝和對民族傳統的侮辱，加上「乙未事變」帶來的傷害，使朝鮮人反日反政府的怒潮迅速爆發，到處掀起義兵運動，殺死朝廷命官和日本人，高呼「為國母報仇」和「頭可斷髮不可剪」的口號，持續了一年半的金弘集政權已是風雨飄搖。
遇害身亡 乙未義兵運動爆發以後，金弘集內閣急忙調集軍隊前往各地鎮壓人民起義，漢城的防備十分虛弱。俄國及親俄派趁虛而入，李范晉、李完用等人勸誘高宗逃出宮廷，去俄國駐朝公使館避難。建陽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出了被日本和親日派控制的景福宮，躲進了俄國公使館，史稱「俄館播遷」。高宗在抵達俄國公使館後就下詔稱「亂逆執政，惟意矯誣」 [35] ，下令嚴懲逆黨，並將總理大臣金弘集、內部大臣俞吉濬、軍部大臣趙羲淵、農商工部大臣鄭秉夏、法部大臣張博定為「逆賊五大臣」，金弘集的末日亦最終來臨。
據許多文獻資料記載，金弘集在末日來臨之前也得到風聲，當時他和其他幾位大臣在朝房，就有人勸他馬上逃走，金弘集卻嘆息道：「死耳！寧效泳孝成逆名乎？」 最後他與鄭秉夏分別被巡檢逮捕，其餘大臣則大都逃往日本公使館避難。金弘集和鄭秉夏先被監禁在警務廳總巡房內，鄭秉夏顯得焦急狂躁，來回踱步，金弘集卻鎮定自如。他被抓到總巡房中後，「但兩目堅閉，無一言，見在傍鄭秉夏此樣，峻責曰：『生死乃天命，但承順耳，焦躁將焉用哉？徒損失體面而已！』」。 一會兒後，親俄內閣下令將金弘集和鄭秉夏二人即刻處死，於是警務官安桓將這二人押往警務廳外的小石橋，踢成跪坐狀，招來總巡蘇興文等將金、鄭砍死。兩人被殺以後，立刻被暴屍在漢城的鐘路。史載「都人士女重重疊疊圍住，莫不稱快，不滿足其不施凌遲之刑」。 接着，金弘集遭到辱屍，漢城市民紛紛對他的屍體做出各種羞辱性的殘忍動作，比如丟石頭、割下肉生吃、打碎顱骨等，甚至有人「割屪（生殖器）」 ，當時日本駐朝公使小村壽太郎則對金弘集之死有更詳實的記錄： 當日，以總理大臣金宏集為首的金允植、俞吉濬、李載冕、權在衡等諸大臣早朝聚集在內閣，接此大變報以後，俞吉濬提議：「大事既去，理應提出內閣總辭職，以謀各自處身之道。」金總理斥之曰：「余先謁見陛下，催陛下回心轉意，事若不成，只好一死報國了！」其決意不可動搖，於是金總理走出內閣（原來金總理有在英國公使館從事通譯的親戚，欲在途中經過該館並與該親戚一道前往俄館），而警務廳派出之巡檢早已入宮，當即押送總理至警務廳拘禁。另一方面巡檢數十名前往鄭秉夏的宅邸，將其抓捕至警務廳拘禁。此時警官等先將金總理從警務廳門前押出，見人民蝟集，毫無立錐之地，遂拔劍以使人民退後，而後踢倒金總理，隨即警官數人亂刀一齊劈下胸背。不久又帶出鄭秉夏，一刀將其斬殺。再將兩具屍體的腳部用粗繩捆住，帶到鍾路（京城中央的大市街）暴屍，做了一面旗子，大書「大逆無道金弘集鄭秉夏」。於是充滿這條街上的褓負商等各自向其屍體投擲大塊石，又踐踏、切割，屍體無一處完整，無所不至。 金弘集死後，高宗對於沒有親自審問金弘集而將其殺死很不高興，但仍然下詔稱金弘集為「元惡大憝」，並說「何幸天討乃行，巨魁就戮，而邦禮才舉，國體稍存」。 此後，朝鮮半島出現親俄政權，金弘集主導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張也以失敗收場，他作為逆賊一直受到朝鮮人的唾罵。直到隆熙四年（1910年），金弘集才被平反昭雪，獲賜諡號「忠獻」，追贈大提學，安葬於京畿道坡州。朝鮮戰爭後遷葬京畿道高陽。[1]
評價
金弘集為人溫和謹慎，從政踏實勤懇，終身致力於朝鮮的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被譽為「救時之才」，清朝官員馬建忠也說：「朝鮮談時務者，以宏集為翹楚」 ，而他最後死於親日派和親俄派的政治鬥爭之中，是朝鮮近代史上一位很有爭議的人物，對於其榮辱功過也各有評說。在他生前，由於《朝鮮策略》風波和甲午更張等相關事件而備受攻擊，尤其是他後期採取與日本合作的態度，更是遭到朝鮮人民的唾罵，因此他死後遭到人們對他殘忍的辱屍。朝鮮高宗對他的怨恨，則是因為金弘集作為內閣總理大臣，極大地妨礙了君權，正如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濬所言：「金宏集開始時作為國家棟樑之臣，上下均對其信任尊重。但他一旦當上總理，主持實施新政，便抑制了王室的專橫，因此逐漸為國王所厭惡。」 而開化派和一些正直的士人則對金弘集的死充滿同情，比如當時的處士黃玹用「操履慎篤」四字來評價金弘集，並說：「弘集雖主張和倭，得罪清議，盡心國事，幹略長於流輩。及死，物議頗惜之」。 金弘集的政敵朴泳孝則這樣評價他：「金弘集才幹為第一，而但好政權是欠。」 史家朴殷植則對金弘集的死評論道：「蓋據八月之變（乙未事變）而論之，金弘集以首相特與聞而不能討賊者，坐之以此，固無辭為解，而若加以主謀之犯者，不特伊之不服，亦舉世之人悉其枉，今殺此人而曰復仇，可乎？……今乃使一警官口傳敕令，撲殺道上，若屠獸者然，失刑甚矣！」 建陽二年（1897年）1月，朝鮮法部大臣趙秉式上奏論定金弘集稱：「逆魁弘集，以若喬木世臣，位至鼎台。而一自甲午以後，藉外交而奪君權，樹黨與而結陰謀。昨年八月二十日事變（乙未事變），弘集實首群凶。……自八月二十日後，兵圍咫尺，不通水泄，戕害忠良，益孤主勢。罪加莽、操，惡浮傕、汜矣。」 到了13年後為其平反時，大韓帝國政府又改其評價為：「懷匡濟之策，矢忠貞之節，持身清白，濟以經術。向在國是靡定之時，超然特立，不避標榜。及至甲、乙年間，此大臣屹若砥柱，力圖維新。其卓見苦心，蓋有以灼知時局之漸艱，而欲救之於未然者也。奈天未悔禍，丹忠莫暴，而碧血先墜。」 這兩份對金弘集的官方評價可謂截然相反，後者雖是亡國前夕在日本的壓力下改正的，但卻是金弘集的真實寫照。 到了現代，金弘集的評價又有所改變。朝鮮史學界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對金弘集持否定評價，稱其為「日本走狗」、「反動統治」，但在主體思想確立以後，對甲午更張的評價大為改善，對金弘集的評價也有所緩和，稱他是一位「封建統治階級出身的革新官僚」、「有良心、先進的官僚」。 而韓國史學界則對金弘集以肯定為主，認為他能力出眾，勤懇負責，推行開化政策，促進了韓國的近代化和社會的進步，是一個「親日的愛國者」，韓國早期著名歷史學家李瑄根稱金弘集為「列強角逐的祭物」，為他的死感到惋惜。 當代韓國歷史學家柳永益對此分析道：「韓國史家之所以對（親日的）金弘集的政治業績進行『寬大』的評價，原因大約如下：①考察歷史的情況，當時朝鮮王朝所面臨的危機非常深重，即便換做是金弘集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來處理也很難期待有更好的成果；②金弘集作為總理大臣，不失盡忠報國之態度，且不貪私利私慾；③國王俄館播遷後並未苟且圖命，而是毅然選擇了『一死報國』的途徑，從而保全了對於自己和自己家門所服事的王朝和君王自始至終的忠節。總而言之，他在以朝鮮王朝中興的高尚動機而主導的改革運動失敗以後，對自己的行動負責，選擇了死亡，因此留下了作為亂世政治家的突出典範。」
著作
金弘集頗有文才，不過「詩文故無多，經難（「難」應是指俄館播遷）一切盪佚」。殘存的只有《金總理遺稿》8冊及《以政學齋日錄》、《修信使日記》、《錦營來札》等。20世紀70年代韓國高麗大學將這些文稿整理為《金弘集遺稿》並予以出版，而《修信使日記》亦被收入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的《修信使記錄》而在1971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