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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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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连(原名陈金连,1928年12月6日-2013年1月6日),是台湾诗人、翻译家。“银铃会”同仁,也曾加入“现代派”,《笠》诗社发起人之一。公元1928年出生于彰化市,毕业于铁道讲习所,因此,自日治时代起即服务于铁路局,直到退休为止。 退休后,从事写作、翻译及教授日文。自称因工作性质关系,不太参加文坛活动,只是默默地写作。战争时期就开始写诗,因发表的机会不多,大部份作品都是保存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战后有一部份由自己译成中文发表。大概由于诗人过分谦抑的个性,文学史家很少人提及他战前的作品。

其实,锦连在战后仍继续以日文写诗,且写了二、三百首之多,他不仅是日治时期台湾诗香火的传递者,也是属于“跨越语言的一代”,成为转型成功的中文诗人。 几乎和他同时代的文人没有太大的差异,锦连自承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也读过中国左派作家如鲁迅的作品,对鲁迅文学同情穷苦贫困的人的创作观,印象深刻。锦连也不讳言,他由于自己出身贫困,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所以抱持人道主义的立场写作,作品特别关心受苦受害的人,并不没有道理的。

五○年代作品《轨道》一诗,广为各界传诵,几已有了定评,就是他五○年代的代表作,原因就是《铁轨》代表的受压迫的意象,表达了诗人的悲悯心怀。这首诗形容轨道是: 被毒打而踵起来的, 有两条铁鞭的痕迹的背上, 蜈蚣在匍匐匍匐…… ……匍匐在充满了创伤的地球的背上, 匍匐到历史将要湮没的一天。 锦连有不少诗,都是像这样的,属于实际生活经验的延伸,不过,诗人似乎特别在意那受压抑的一端。锦连认为,只有真正吃过苦受过难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穷人的苦楚,缺乏生活体验的作品是空虚不实的。暗示他是把自己的诗文学扎根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

他用“文盲”来形容像他这样的走过日治时代的诗人、在战后的文学境遇,虽然最终还是克服了这些困难。其实,锦连在日治时代业已透过大量的文学理论书籍的阅读,建立了自己的诗想和风格。进入实际创作阶段之后,他认为“银铃会”和《笠》的同仁、文友对他的文学理念和诗创作,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锦连说,文友中属林亨泰读过最多文学理论的书,常在谈话中引述各派文学理论,但那些理论一点都不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也读过不少。

有理论基础的创作,应是锦连诗的独具特色,这与他一起出入“现代派”的林亨泰相同,他很容易透视了“现代派”虚矫脆弱的一面,虽然由于个性不同,他不像林亨泰尝试引道“现代派”的走向,但他终究还是到《笠》这个方向来,证明他的诗信仰是独立自主的。

锦连曾以蜘蛛吐丝形容自己的创作精神,而且还是一只吝啬的蜘蛛,旨在强调自己的作品量不多,或许现实并未提供给他良好的诗创作环境,是原因之一,但把写诗看作蜘蛛吐丝织网般绵密多思,特别“珍惜语言”的诗人性格,才是主要原因。

锦连虽然曾经从书籍、理论的阅读上,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但并未沉迷其中,反而跳脱出来,只在技法上接受现代主义,本质上还是朝批判,写实的目标走,写的是有人体味、有汗臭、有人情喜怒哀乐的诗。然而,诗人似乎不只一次地提到,他的诗受到大环境的制约,并不是那么肆无忌惮去表现自己,抒发自己的情感。

锦连经历二二八,“银铃会”也结束于政治力量的箝制、干预,战后台湾人的处境,他一定点滴在心头,他的诗并没有忘了反映这样的台湾人心境。 出版有诗集《乡愁》、《挖掘》及《锦连作品集》等。 锦连在战前及战后写了四百馀首日文诗,因没有园地发表,又无法用中文写作,因此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荒废,1990年代退出《笠》诗刊以后,诗作大量增加,部分发表于《文学台湾》外,2002年并著手整理1952-1957所写日文诗作,将之自译为中文,以中日文同时出版《守夜的壁虎》及《夜を守りてやもりが……》二册。早期作品发表于《军民导报》、《现代诗》、《创世纪》、《今日新诗》、《笔汇》、《现代文学》等刊物。作品曾入选《六十年代诗选》、《本省籍作家作品集10:新诗集》、《华丽岛诗集》、《台湾现代诗集》(日文)、《中国新诗选》、《美丽岛诗集》以及《1984台湾诗选》等。2003年出版中文诗集《海的起源》,日文诗集《支点》,据此与早年出版之《乡愁》、《挖掘》、《锦连作品集》综合观察,才能较完整一窥锦连诗学世界的全貌。 曾获“荣后诗奖”。

2004年11月7日获真理大学“台湾文学家牛津奖”,并举办“锦连创作学术研讨会”。2008年5月2日明道大学举办“锦连的时代——锦连诗作学术研讨会”。在台湾本土诗坛的地位,愈显重要。 [1]

引用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