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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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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即刻转移。陈望道被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学者===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所瞩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陆续撰写了《作文法讲义》、《因明学》、《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等著作，亦文章学、逻辑学、美学、修辞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莫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摇头长吟，得意非凡，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很可能是在这时莫立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修辞学发凡》一书经过多年试教、反复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陆续在《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了《作文法讲义》，3月底正式出版成书。此书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当时影响很大。
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于1926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论述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形式原理"等论题，为后来《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确立了美学基础。
陈望道的《因明学》一书，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用白话文写成的第一本因明学著作，其中有的内容与《修辞学发凡》中的"消极修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提出了新的修辞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归纳起来主要有:调整语辞说、总结"条理"与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表达论与理解论相结合说、修辞现象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修辞学发凡》还创建了修辞手法"两大分野"的新体系。它把整个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一分为二。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清晰情貌的，称为消极修辞;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形象情貌的，称为积极修辞。
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刘大白在《序》中赞誉《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并且认为出版此书的1932年是我国学术界"最可纪念的一年"。
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不少修辞学著作都在扉页中注明，在写作过程中，《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是重要参考书。游叔有在《协大艺文》第20期(1927年)所发表的《修辞学漫谈》一文中称赞说:"能融合中西、兼该新旧，为我国修辞学专著者，其陈望道之《修辞学发凡》乎!"他还认为《发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指出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徐梗生《修辞学教程》、章衣萍《修辞学讲话》、郭步陶《实用修辞学》等书的问世，均为"陈望道影响之力也"。
50年代问世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张照侯《现代汉语修辞》、吕景先《修词学习》、张剑声《汉语积极修辞》等，或在辞格体例上，或在辞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辞学发凡》的影响。1963年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赞扬《发凡》对修辞方式的处理"见解精确，系统清楚"。张志公在《〈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一文中则称《发凡》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并说正因为读了《发凡》，才使他认识到"修辞学是-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中说:"在中围，《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
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